福格爾研究方法

① 數理經濟學派的歷史

數理經濟學派對經濟學發展的貢獻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幾乎所有的理論與實際應用之 間都有著不易跨越的鴻溝。一般而言，所有的經濟理論特別是數理經濟學理論，都會設定許多的前提條件，理論與模型都是在這些前提條件之下展開的。不同的前提條件代表著研究者認識事物的不同角度、研究對象的不同側重以及研究方法的不同要求，因而也就會導出不同的結論和結果。
這正是數理經濟學派飽受攻擊的地方，因為有許多的理論的前提條件與現實都存在著明顯的出入。然而，經濟學研究正是這樣一點一滴地取得進步。先是假設一些嚴格的條件，得出應用性較差的較強的結論；然後逐一地將條件減弱再得出應用性較好的較弱的結論。 當布萊克(Frisch Black)和肖斯(Myron Scholes)提出他們在現代金融理論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期權定價理論時，也是包含著許多後來被逐一取消的假設的，例如：歐洲式期權、選擇買權、期間無除息、期間無除權、股票價格遵從正態分布等等。而他們又是在取消了巴奇勒(Louis Bachelier)有關零利率、股票價格允許為負值等不現實的假設之後推出結論的。
數理經濟學的理論一般都被認定為是與數學模型密切相關的，而這種用數學模型來推理經濟行為的方法到目前為止，已經日益地被人們所接受，這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頒發情況就可以得到很直接的驗證。 1969-1999年，31年之中諾貝爾經濟學獎總共頒發給44位經濟學家，這包括在1990年和1994年分別同時授予了3位經濟學家，而在1969年、1972年、1974年、1975年、1977年、1979年、1993年、1996年和1997年則分別同時授予了2位經濟學家。
在全部這些獲獎者的名單中，有九成左右的獲獎者都是因為他們能熟練使用各種數學方法來研究經濟學而獲獎的。計量經濟學、統計學、常微分方程及方程組、偏微分方程及方程組、差分方程及方程組、線性規劃、最優規劃、投入產出、控制論、不動點理論、集合論、拓撲學、泛函分析、集值映射、微分幾何、群論、代數學、概率統計、隨機過程、博弈論等等，許多魅力四射的數學理論都被逐漸應用到經濟問題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中。
除了那些從獲獎內容上可以明確看出包括有許多數學理論和方法的獲獎者之外，也的確有幾位看起來似乎與數量經濟學或者說是數理經濟理論無關的經濟學家，甚至直到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後，也仍然沒有馬上就獲得主流經濟學家或者說是正統經濟學家們的承認。
例如，曾獲得過美國心理學卓越貢獻獎和計算機科學獎的西蒙(Herbent Alexander Simon)，就是一位非正統的經濟學家，現代管理學的發展得益於西蒙的貢獻，特別是他的現代企業決策理論。但是，西蒙博學多才的天性使其在用互相協調的決策人代替傳統管理理論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家時，在建立關於「有限度理性」這一解決人類行為問題的模型時，都自覺或者不自覺地應用了許多數學、統計學與邏輯學的內容，這是他最終能榮贗諾貝爾經濟學大獎的主要原因。
發展經濟學代表人物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被稱為是經濟學與政治學的架橋者，同時也被普遍認為是第一位不用數學方法而研究經濟學的諾貝爾獲獎者。看起來似乎他所獲獎的理論會與數學模型無關，其實正好相反。他之所以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大獎，是因為他在公共選擇理論領域裡面所做出的貢獻，而沒有相當深厚的數學修養是不可能進入該研究領域深層次的。
還有新制度學派的開山鼻祖科斯(Ronald Harry Coase)，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諾貝爾獎評委拉思·魏林教授這樣評論到：「基礎經濟學不得不因此而改觀，管理經濟學找到了新的支點，經濟史的研究增加了新的推動力，一門新的學科—法律經濟學，在經濟學和法律學的交叉地帶應運而生，傳統的法學開始動搖了。」也許這是人們認為他是繼布坎南之後第二位不因數學方法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的原因，但殊不知，科斯在二戰期間曾被借調進政府做過大量的戰時統計工作，而此前在倫敦經濟學院科斯主要講授的課程是公共選擇理論，在該領域大量的數學理論魅力四射，這也是他最終能提出「交易成本」的基礎所在。 在兩位惟一是以史學研究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福格爾(Robert Fogel)和諾思(Douglass North)中，Fogel主張用數量分析的方法來研究經濟史而被稱為「新經濟史學派」的創始人，而且有兩位數學功底非常不錯的鼎鼎大名的老師，都曾獲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一位是作為管制經濟學先驅的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另一位是號稱「經驗統計學之父」的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而North也被稱為「新經濟史學派」的執牛耳者，而且是新制度經濟學派中制度變遷理論的傑出代表。特別是他以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為依據所提出的全新的經濟增長理論，使其在「新增長理論」的發展中也占據了一席之地，大量使用統計學和計量經濟學方法的文章說明了他的實力。

② 主流經濟學的特徵

從歷史的角度看,主流經濟學一直是各種不同思想流派兼容並蓄的集合體。現階段的經濟學領域更是體現出了這種多元化。
(一)多樣性
自20世紀90年底以來的近20年時間里,主流經濟學實際上是一個很多元化、多樣性的主體,新古典以及其他學派都可稱之為其中的一部分。盡管新古典經濟學的統治地位有些削弱了,但是該學派仍然是主流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正如Davis所說的:「新古典經濟學穩固地存在於經濟學的教學當中。」研究生的教學如此,本科生的教學更是如此。
在新古典經濟學之外的主流經濟學當中,我們可以從行為經濟學說起。赫伯特·西蒙(HerbertSimon)於1978年獲得諾貝爾獎,但他的影響在當時十分有限,直到最近才被人予以重視。在2002年,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贏得了諾貝爾獎。在那之前的一年,也就是2001年,馬修·拉賓(Mathew Rabin)獲得了約翰·貝茨·克拉克獎。行為經濟學贏得聲譽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批評,它作為一種描述性的理論(a descriptive theory)對效用最大化的假定做了重新闡述。卡尼曼同弗農·史密斯(VernonSmith)一起分享了2002年的諾貝爾獎,弗農·史密斯是另外一個新興的經濟學分支———實驗經濟學的專家。實驗經濟學的部分研究結果同樣反駁新古典的效用最大化假設。從這一點上看,它與卡尼曼的行為經濟學在研究范圍上存在著一定程度的交集。新制度經濟學的部分理論也在對新古典關於效用最大化假設做出反駁,並且在某些方面獲得了很好的聲譽。道格拉斯·諾思(North)的名字經常被提及;奧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關於交易成本經濟學的觀點在這里也同樣適用。
另外還有一種重要的理論方法放鬆了效用最大化的假設,那就是進化博弈理論,它成為了主流經濟學的組成部分。與古典的博弈理論不同的是,這種進化博弈理論假定某種形式的有限理性,並且允許行為人在潛在最優的策略條件下進行實驗或者犯錯誤。如果同制度或者慣例結合起來,那麼進化博弈理論就會同新制度經濟學產生交集。這一領域的代表人物就是H·培頓·揚(H. Peyton Young)。
(二)共同性
根據定義我們可知,主流經濟學范圍之內的思想和方法其共同特點就是享有巨大的聲望和影響力。對於某一特定時期來說,這種聲望和影響力可能是由一個或者若干個主流學派所共有的特質決定的。那麼當今的主流經濟學是怎樣的呢?一些學者已經試圖探討主流經濟學內部的學術共性。但是要想刻畫某一時期的主流經濟學特徵是十分困難的;同樣,我們也很難說清楚這些共同的特性對於前面提到過的聲望和影響力來講有多大的意義。
1.強調數學形式化想要判斷某一種理論或者研究方法是否屬於主流經濟學之列,數學形式化毫無疑問是最為顯著的一個特徵。大多數經濟學家(包括主流與非主流)已經把數學的應用看作是現代主流經濟學與眾不同的特點之一。Lawson認為這種「數學化傾向」是過去50年中主流學科的一個最為重要的顯著性特徵。
在經濟學研究當中使用數學已經成為了一種慣例:經濟學的學術著作和學術論文要想被認為是嚴格(rigor)的話,那麼它就必須採用正式的數學模型。
換言之,只要在正文當中使用了數學方法,就像在計量經濟學中那樣,把數學模型應用於抽象理論構建或者應用性構建,那麼這篇論文就將被認為是嚴格的。但是在目前的經濟學研究當中,一些經濟學論文的作者使用數學模型可能只是想要得到或者部分得到學術圈內的承認和接受而已,至少在論文的形式上能夠得到主流學術圈內的承認。
數學形式化是一種形式主義的方法論,但從一般意義上講,形式主義並不等同於數學上的形式化。現在的問題是在經濟學中過於強調使用數學了,乃至出現了一種把經濟學推向數學公理化的傾向。
而這種公理化傾向更多的是代表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一種規范化特徵,並不代表任何經濟思想觀點,僅僅是把經濟學作為一個技術問題,把它與社會和政治問題的關聯以及對抗分離開來,忽略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導致經濟學的研究過於注重形式而忽視了其本身作為一門人文學科所應具有的歷史內涵。
羅伯特·福格爾就提出:「經濟學相對於經濟發展的滯後已超出了其應該的范圍,而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經濟學過多地糾纏於20世紀前1/3左右時間發展起來的各種經濟概念和分析技巧,並在隨後的幾十年中不斷以更為復雜和更一般的數理模型來重新表述。」
當然,也有學者指出,有一些經濟學家並沒有發展出什麼經濟學的數學方法,但是同樣獲得了巨大的聲望和影響力。然而,這種例外如果真的存在的話,實在是少之又少。羅納德·科斯可以算作是其中之一,但是他的主要思想———交易成本,也已被融入到正規的數學模型當中。道格拉斯·諾思也可以算另一個特例,但正如瑞典皇家科學院對學術貢獻所做的評價那樣:諾思同羅伯特·福格爾(RobertFogel)分享諾獎的理由是因為「他們通過運用經濟理論和計量經濟學方法發展了經濟史研究,從而解釋了經濟和制度的變遷」,這兩位獲獎者都認為是計量歷史學的開創者。諾思的貢獻就在於他把經濟史和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帶入到更為接近主流經濟學標準的層面上。但實際上,諾思的研究方法同主流經濟學內的新古典和非新古典的研究方法都不太一樣,盡管他已經被授予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但是他的理論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為主流學術圈所接受仍然是一個疑問。
2.個人主義方法論在紛繁復雜的主流經濟學各個學派之間,另外一個能稱得上是主流經濟學共同特徵的就是個人主義方法論了,也稱方法論個人主義。
個人主義方法論思想源於早期具有科學方法論原理意義的原子論假說,原子論假說作為一種方法論思想,認為一切都是可以細分的,整體可以從部分中求得,從而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對事物結構進行理性思考的原則和一個從次一層次去尋求原因的研究方法。它一直在科學研究中占據著主導地位。當前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就是建立在牛頓機械主義和還原論、均衡論方法基礎之上的。
新古典經濟學中的「經濟人假設」把任何時代以及不同社會的人都抽象為「理性」和「利己」的人,在「利己」目標的指引下,「經濟人」的行為基於「理性」的算計而與既定的社會結構、社會關系無關,至於為什麼人是「理性」和「利己」的,則被歸結於人類永恆不變的本性。新古典經濟學把人的這種不變的、永恆的本性看成是每個人行為動機的基本原因,而社會經濟運動就是個人行為的加總及其由此產生的結果。這種從個人本性出發的分析思路,便構成了所謂「個人主義方法論」。
單純地把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作為主流經濟學的一個特徵還存在著一定的復雜性。因為當前的主流經濟學對於方法論個人主義存在不同程度的修正。以科斯、諾思等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在保留主流經濟學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和經濟分析範式的同時,以有限理性假設為前提來分析制度的功能、構成及其運行,試圖修正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制度無效率狀況。新制度學派在其演進方法中融入了整體主義方法論,強調經濟的整體大於各個部分的加總,對經濟活動的認識應將注意力從個人和企業轉移到作為演進過程的整個社會。
此外,一些新古典經濟學之外的學派為了在主流經濟學之內爭得一席之地,也採用了對主流經濟學的假設和分析方法進行修正而不是推倒重建的做法。社會學家馬克·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指出,一個極具洞察力的判斷於幾年前由諾貝爾獎得主卡尼曼得出:(在行為經濟學領域中)(1)一些經濟學家已經運用心理學的文獻來修正標準的(新古典)決策模型,使其更加貼近現實;(2)這種心理學修正主義已經取得了某種程度上的成功,因為它允許主流經濟學保留其經濟學的原子論式的處理方法。
將個人主義方法論作為主流經濟學的一個特徵還是略顯爭議的。通過上面的論述我們可知,當前的個人主義方法論已經開始同整體主義和主觀主義方法論相融合,主流思想並沒有體現出絕對的個人主義。倒是其他的非主流學派,比如新奧地利學派,堅持了徹底的個人主義方法論。米塞斯在其人類行為中對這一方法論命題進行了探討,成為現代奧地利經濟學派方法的基石。米塞斯指出:「所有行為都是人的行為;在個體成員的行為被排除在外後,就不會有社會團體存在的現實性。」。米塞斯認為,集體是不做決策的,只能是個人做決策,這是經濟學方法論的一個基本假設和基礎。奧地利學派也將社會看成是許多個體的機械總和,把每個個體及對財富的主觀評價作為經濟分析的出發點。他們斷言,對任何集體行為的描述都必須從對個人行為的描述開始,個人構成了這些集體,並且使這些集體相互影響。奧地利學派這種極端的原子論式的分析方法在其貨幣、資本、經濟周期等諸多理論領域中都有充分的體現。
3.忽略基礎不確定性當今主流經濟學的另外一個共性特徵是對於基礎不確定性(fundamental uncertainty)的忽略。主流經濟學不考慮歷史時間和不確定性問題,或者把它簡化為邏輯時間和風險問題。這種忽略並不是新古典經濟學中獨有的,同時也存在於當今主流經濟學中其他非新古典的學派當中。盡管這是一項負面的特徵,但它確實存在於主流經濟學特別是新古典傳統之中。由此也引發了一系列關於復雜性、非遍歷性等意義的爭議。雖然一些更為復雜研究方法中也融入了關於基礎不確定性的主張,但這似乎並沒有使之被吸收為主流經濟學的一部分

③ 2002年研究大審美經濟並且得到了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學者是

歷屆諾貝爾經濟學獎歸屬2008年12月13日第一百零八屆諾貝爾獎美國學者、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表彰他在分析國際貿易模式和經濟活動地域所作的貢獻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2007年12月14日第一百零七屆諾貝爾獎明尼蘇達大學的赫維茨、芝加哥大學的馬斯金，以及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中心的羅傑·B.邁爾森因奠定機制設計理論基礎而分享該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2006年12月14日第一百零六屆諾貝爾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埃德蒙-菲爾普斯因研究宏觀經濟政策的傑出貢獻能夠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通貨膨脹及其對失業影響之間的關系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2005年12月14日第一百零五屆諾貝爾獎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數學研究院教授羅伯特-奧曼和美國馬里蘭大學公共政策學院教授托馬斯-謝林因在博弈論方面的貢獻而共同分享諾貝爾經濟學獎。2004年12月10日第一百零四屆諾貝爾獎挪威經濟學家芬恩.基德蘭德和美國經濟學家愛德華.普雷斯科特，因他們在動態宏觀經濟學方面做出的傑出貢獻而共同分享諾貝爾經濟學獎。2003年12月10日第一百零三屆諾貝爾獎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恩格爾和英國經濟學家克萊夫·格蘭傑，因他們在經濟學時間數列分析方面所作出的貢獻而共同分享諾貝爾經濟學獎。2002年12月10日第一百零二屆諾貝爾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丹尼爾-卡恩曼(擁有美國和以色列雙重國籍)因將源於心理學的綜合洞察力應用於經濟學的研究，從而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奠定了基礎；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的弗農-史密斯因為實驗經濟學奠定了基礎，他發展了一整套實驗研究方法，並設定了經濟學研究實驗的可靠標准，因而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2001年12月10日第一百零一屆諾貝爾獎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邁克爾·斯彭斯、喬治·阿克爾洛夫，三位美國教授由於在「對充滿不對稱信息市場進行分析」領域所作出的重要貢獻，而分享該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2000年12月10日第一百屆諾貝爾獎詹姆斯· 赫克曼、丹尼爾·麥克法登因發展了能廣泛應用於個體和家庭行為實證分析的理論和方法，而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1999年12月10日第九十九屆諾貝爾獎羅伯特·門德爾因對不同匯率體制下貨幣與財政政策，以及最適宜的貨幣流通區域所做的分析，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1998年12月10日第九十八屆諾貝爾獎阿馬蒂亞·森因對福利經濟學中的幾個重大問題做出貢獻，包括社會選擇理論、對福利和貧窮標準的定義、對匱乏的研究等，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1997年12月10日第九十七屆諾貝爾獎美國科學家邁倫·斯科爾斯因給出了著名的布萊克-斯科爾斯期權定價公式；羅伯特·默頓因對布萊克-斯科爾斯公式所依賴的假設條件做了進一步減弱，並在許多方面對其做了推廣，因而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1996年12月10日第九十六屆諾貝爾獎頒發。美國科學家詹姆斯·莫里斯在信息經濟學理論領域做出了重大貢獻，尤其是不對稱信息條件下的經濟激勵理論；威廉·維克瑞因在信息經濟學、激勵理論、博弈論等方面做出的重大貢獻，而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1995年12月10日第九十五屆諾貝爾獎美國科學家羅伯特·盧卡斯因倡導和發展了理性預期與宏觀經濟學研究的運用理論，深化了人們對經濟政策的理解，並對經濟周期理論提出了獨到的見解，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1994年12月10日第九十四屆諾貝爾獎美國數學家約翰·納什、約翰·海薩尼、萊因哈德·澤爾騰因在非合作博弈均衡分析理論方面做出了開創性貢獻，從而對博弈論和經濟學產生了重大影響，而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1993年12月10日第九十三屆諾貝爾獎美國經濟學家福格爾因通過使用經濟理論和定量方法來解釋經濟與機構的變化，因而更新了經濟歷史的研究獲諾貝爾經濟學獎。1992年12月10日第九十二屆諾貝爾獎美國經濟學家貝克爾因把微觀經濟學的研究領域延伸到人類行為及其相互關系方面的貢獻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1991年12月10日第九十一屆諾貝爾獎頒發。美國經濟學家科斯因揭示交易價值在經濟組織結構的產權和功能中的重要性獲諾貝爾經濟學獎。1990年12月10日第九十屆諾貝爾獎美國經濟學家馬克威茨因發展了有價證券理論、美國經濟學家米勒因對公司財政理論的貢獻、美國經濟學家夏普因提出資本資產定價模式而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1989年12月10日第八十九屆諾貝爾獎挪威經濟學家霍韋爾莫因提出驗證經濟理論的方法獲諾貝爾經濟學獎。1988年12月10日第八十八屆諾貝爾獎法國經濟學家阿蘭因市場理論和高效利用資源獲諾貝爾經濟學獎。1987年12月10日第八十七屆諾貝爾獎美國經濟學家索洛因經濟增長和福利增加的因素獲諾貝爾經濟學獎。1986年12月10日第八十六屆諾貝爾獎美國經濟學家布坎南因在公共選擇理論研究中領先獲諾貝爾經濟學獎。1985年12月10日第八十五屆諾貝爾獎美國經濟學家莫迪利亞尼因儲蓄和金融市場的開拓性研究獲諾貝爾經濟學獎。1984年12月10日第八十四屆諾貝爾獎英國經濟學家斯通因創立了計算國民收入的統一會計制度獲諾貝爾經濟學獎。1983年12月10日第八十三屆諾貝爾獎美國經濟學家德布勒因供求理論的數學證明獲諾貝爾經濟學獎。1982年12月10日第八十二屆諾貝爾獎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勒因對政府幹預經濟的影響研究獲諾貝爾經濟學獎。1981年12月10日第八十一屆諾貝爾獎美國經濟學家托賓因金融市場及其對企業和家庭消費的影響獲諾貝爾經濟學獎。1980年12月10日第八十屆諾貝爾獎美國經濟學家克萊因因商業波動經驗模式的發展分析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1979年12月10日第七十九屆諾貝爾獎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因經濟增長理論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理論、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因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農業經濟理論而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1978年12月10日第七十八屆諾貝爾獎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因研究國際經濟組織中的決斷過程獲諾貝爾經濟學獎。1977年12月10日第七十七屆諾貝爾獎瑞典經濟學家奧林因國際貿易理論體系、英國經濟學家米德因國際貿易和國際資本移動理論而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1976年12月10日第七十六屆諾貝爾獎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因消費分析·貨幣理論和經濟穩定性獲諾貝爾經濟學獎。1975年12月10日第七十五屆諾貝爾獎蘇聯經濟學家康托羅維奇、美國經濟學家庫普曼斯因資源最優利用理論而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1974年12月10日第七十四屆諾貝爾獎瑞典經濟學家米達爾、英國經濟學家海克因在貨幣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方面的首創性研究而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1973年12月10日第七十三屆諾貝爾獎美國經濟學家列昂捷夫因發展了投入產出分析法獲諾貝爾經濟學獎。1972年12月10日第七十二屆諾貝爾獎美國經濟學家希克斯、阿羅因一般經濟平衡理論和福利理論而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1971年12月10日第七十一屆諾貝爾獎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因對國民生產總值和經濟增長的開創性研究獲諾貝爾經濟學獎。1970年12月10日第七十屆諾貝爾獎美國經濟學家塞繆爾森因對經濟理論的科學分析獲諾貝爾經濟學獎。1969年12月10日第六十九屆諾貝爾獎挪威經濟學家弗里希、荷蘭經濟學家丁柏根因創立計量經濟學，運用動態模型分析經濟活動而共同獲得首次設立頒發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④ 羅伯特福格爾是什麼時候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

1926年羅伯特?福格爾出生在美國的紐約市。

福格爾是幸運的。在他的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階段，都遇到了世界第一流的經濟學家的指導。

在哥倫比亞大學喬治?J?斯蒂格勒和卡特?古德里對福格爾影響很大，福格爾在寫碩士論文時曾請古德里賜教。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給予福格爾的指導最多的老師有微觀經濟理論的阿巴?樓納和弗里茨?馬奇魯，宏觀經濟理論和經濟增長理論的伊夫賽?多瑪，數理經濟學的劉大中等。

指導他博士論文的西蒙?庫茲涅茨，對福格爾影響最大。在學生們眼中，「他說話和氣，中等身材，人們在他班上不用很長時間就會發現他是一位頂尖的智者，不僅通曉經濟學，而且也在歷史、人口統計、統計學及自然科學方面有廣博的知識。他的經濟增長課程覆蓋現代技術變化史、人口統計和人口理論，以及利用國民收入總量進行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等分布的比較研究」。庫茲涅茨的課程很有價值。他反復指明經濟學的中心統計問題並非隨機誤差而是數據中的系統性偏誤，而且他傳達一些對付那個問題的一些強有力的方法，特別是重視靈敏度分析的作用。

在福格爾離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時候，他已制定了自己今後十年的兩個研究方向。第一是測量主要科技革新，主要政府政策及主要環境和制度變化對經濟增長道路的影響。第二是提倡更多利用經濟學的數學模型和統計方法以研究經濟史家們集中注視的長期復雜過程。這兩項目標密切相關。提倡新方法的最好論據是證明在研究具體問題時，例如鐵路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這些方法比傳統方法優越。新方法有可能以一種方式陳述主要分析問題，使它們便於測量，識別為解決爭議之點所需證據的種類，發展既適合問題又適合現有證據的測量技術，評估研究成果的可靠性。

福格爾的計劃在實施過程中得到有關教授的關心和支持，他們給予他盡可能的財力和物力的幫助。甚至當福格爾還是一名未經考驗的新助理教授時，列昂納爾?W?麥克肯齊提供了幾名研究助理，一名計算機程序員和他所需要的所有計算機機時。

福格爾1958年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開始執教，但於1959年又轉到羅切斯特大學。1964年他進入芝加哥大學，1965年在那裡任經濟史教授。1965年，他同時兼任羅切斯特大學的教授職位，1975年他把兩個職位都辭去，而到哈佛大學任教授。但是，對他來說，既要任人口經濟學中心的理事，又要兼瓦格林基金會的理事，所以，1981年，他還是回到了芝加哥大學。福格爾1977年曾任經濟學會會長，1980年任社會科學史學會會長，1978年以後又一直任國立經濟研究局的項目理事。

羅伯特?福格爾以他在計量經濟史方面出色的工作，榮獲了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福格爾的《鐵路和美國經濟增長：計量經濟史學論文集》的出版，標志著「歷史計量學」或「新定量經濟史學」的誕生。這是把新古典經濟學的原理同統計推斷原理相結合的一門新學科，用以考察這樣的反事實性問題：如果鐵路從來就不存在，美國的經濟增長率會是多少？對那些反對這一問題的人說來答案是：所有歷史研究實際上都是提出反事實性問題，不過是採用含蓄的而不是直率的方式罷了。

在圍繞「新經濟」史學的興起而展開的熱烈討論中，福格爾堅定地維護《美國經濟史新釋》和《「科學」史學與傳統史學》中明確制定的方法。不僅如此，對於19世紀美國鐵路的經濟影響，福格爾推翻了不少過去的研究；與恩哲爾曼齊心協力，重新考察了美國奴隸制經濟學。美國史是以其受到熱烈的爭論而著名的課題，而《苦難的時代：美國黑奴制經濟學》要算是迄今在美國史方面出版的一本爭議最大的書。康拉德(A.H.Conrad)和邁耶爾(J.R.Meyer)發表在《政治經濟學雜志》1958年4月、10月號上的那篇文章《南北戰爭前的南方奴隸制經濟學》，最先與那種認為奴隸制是一種無效益、不贏利的生產方式的正統觀點唱反調。福格爾和恩哲爾曼接受了這篇經典文章的論點，進而嚴加抨擊像種族主義者那樣地死死維護正統觀點的那些人；堅持認為奴隸制具有相當的效益，並且惟有像南北戰爭那樣的超經濟力量才可能導致它解體。他們的書已多次被譯成別種文字。在不到10年的時間里，對這本書的各種評論文獻就遠遠超過了原書本身。

⑤ 福格爾有什麼成就

羅伯特·福格爾以他在計量經濟史方面出色的工作，榮獲了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福格爾的《鐵路和美國經濟增長：計量經濟史學論文集》的出版，標志著「歷史計量學」或「新定量經濟史學」的誕生。這是把新古典經濟學的原理同統計推斷原理相結合的一門新學科，用以考察這樣的反事實性問題：如果鐵路從來就不存在，美國的經濟增長率會是多少？對那些反對這一問題的人說來答案是：所有歷史研究實際上都是提出反事實性問題，不過是採用含蓄的而不是直率的方式罷了。

⑥ 福格爾離開大學時為自己制定了什麼研究方向

在福格爾離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時候，他已制定了自己今後十年的兩個研究方向。第一是測量主要科技革新，主要政府政策及主要環境和制度變化對經濟增長道路的影響。第二是提倡更多利用經濟學的數學模型和統計方法以研究經濟史家們集中注視的長期復雜過程。這兩項目標密切相關。提倡新方法的最好論據是證明在研究具體問題時，例如鐵路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這些方法比傳統方法優越。新方法有可能以一種方式陳述主要分析問題，使它們便於測量，識別為解決爭議之點所需證據的種類，發展既適合問題又適合現有證據的測量技術，評估研究成果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