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學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⑴ 文字學 名詞解釋

文字學：

文字學是語言學的分支之一，以文字為研究對象，研究文字的性質、造字法、起源、發展、形體與音義的關系、正字法、文字的創制與改革、個別文字的演變等。

文字學知識有助於改進和改革文字，為無文字的語言創制文字；對古文字的了解有助於歷史科學的研究。

我國的漢字歷史悠久，結構復雜，因此作為研究一切歷史文化的先行學科的文字學在中國特別發達。在我國，廣義的文字學，全面研究字的音、形、義，在古代被稱為：小學。即除文字外，還包括音韻、訓詁的研究。古文字學研究古代的文字，是語言學與歷史學、考古學的邊緣學科。

延伸：近代的古文字學

清代學者除了研究《說文》篆書以外,也還注意到隸書和草書。如顧靄吉有《隸辨》，翟雲升有《隸篇》，石蘊玉有《草字匯》，都是屬於字典的性質。可是自乾隆、嘉慶時期起，金石學特盛。清朝官修的《西清古鑒》和《寧壽鑒古》著錄的是宮內所藏的鍾鼎彝器，而在民間又不斷有古器物出土，收藏家不僅摹為圖錄，而且研究器物上的銘文，古文字學也就有了很大的發展。研究的主要對象是金文、石鼓文、古璽和古陶文字。光緒間，吳大澄著《字說》，提出一些文字的新的解釋，他又作《說文古籀補》，搜集了各種古文字材料以增補《說文》，為用古文字與《說文》籀篆相對照進行研究提供了方便。

從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中葉，100年之間,集錄銅器銘文的，在阮元的《積古齋鍾鼎彝器款識》之後，有吳式芬(1796～1856)的《捃古錄金文》，吳榮光(1773～1843)的《筠清館金文》，方濬益(?～1899)的《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等;著為圖錄的,有吳大澄的《恆軒吉金錄》，劉喜海的《長安獲古編》。品類繁多，盛極一時。關於文字的研究,如劉心源的《古文審》,孫詒讓的《古籀拾遺》、《籀庼述林》、《古籀餘論》等書對研究金文都有所發明，而孫詒讓倡偏旁分析法尤為重要。

到了近代，古器物收藏家更注意摹拓傳印。羅振玉對影印銅器銘文不遺餘力，有《殷文存》，《三代吉金文存》,搜羅甚富,為研究銅器銘文提供極大的便利。王國維又作有《金文著錄表》，把前人書中已著錄的鍾鼎彝器都註明見於何書。學者也就可以按圖索驥，檢視原書了。

引起古文字學家有更大興趣的是商代甲骨卜辭的發現。自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在安陽殷墟發現甲骨文以後，古文字學轉入了一個新的時代。王懿榮、劉鶚首先搜羅甲骨。劉鶚又印出《鐵雲藏龜》一書，學者大為驚喜。孫詒讓開始認識甲骨文，寫出《契文舉例》，後又作《名原》，對漢字的發展有了更多的理解。

後來甲骨文出土的數量越來越多。羅振玉把他歷年收藏的匯編為《殷虛書契》前後編印出，並作《殷商貞卜文字考》和《殷虛書契考釋》，王國維作《戩壽堂殷虛文字考釋》，又根據卜辭考證商代的先公先王，成就獨多。在羅、王之後，已故的著名的古文字學家有董作賓、容庚、郭沫若、唐蘭、於省吾、陳夢家、孫海波等人。這些人里，容庚有《金文編》，孫海波有《甲骨文編》，都按《說文》部次編排，等於是金文字典，甲骨文字典。董作賓曾從事安陽殷墟的發掘工作，最先提出卜辭要作斷代的研究,並作有《殷歷譜》。陳夢家有《殷虛卜辭綜述》一書，對甲骨卜辭作了全面的說明。郭沫若、唐蘭、於省吾三家著述極多,他們在考釋甲骨文、金文兩方面都各有發明，成績超卓。在文字學理論和研究方法上建樹較多的是唐蘭。唐蘭論文字的構成破除六書說，而倡三書說，即象形、象意、形聲，以三書范圍一切文字，這是一種新的見解。

現在古文字的研究正在蒸蒸日上，甲骨文、金文都有集錄在一起的書，如《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近年來,出土文物日多,春秋戰國時期的銅器、陶器、貨幣以及秦漢的竹簡、木簡，漢代的帛書都是研究的材料，古文字學定將有更大的發展。

⑵ 古文字學的相關研究

20年代以後﹐隨著現代考古學的形成﹐古器物學為考古學所吸收﹐古文字學正式成為獨立的學科﹐並且在考古學﹑語言學等學科的影響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開始發掘殷墟﹐古文字資料的出土情況開始由盜掘和偶然發現變為科學發掘。雖然由於盜掘無法禁止﹐這種轉變只是局部性的﹐但是其意義仍然十分巨大。進入30年代以後。古文字研究的方法也出現了劃時代的變化。
郭沫若在20年代末﹐為了探討中國古代社會性質開始研究甲骨﹑金文。在30年代前期﹐他借鑒考古學的類型學方法﹐根據器物的形制﹑花紋和銘文的字體﹑內容﹐對西周王朝的銅器進行區分所屬王世的研究﹐又對周代諸侯國銅器(大部屬於東周時代)進行分國的研究﹐寫成了《兩周金文辭大系》這部名著﹐建立了銅器銘文研究的新體系。他還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為指導去研讀甲骨卜辭和銅器銘文﹐對它們的某些內容有了比前人深刻的理解﹐他的《卜辭通纂》和《殷契萃編》﹐在卜辭的通讀上有重要貢獻。他在收入《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的《殷彝中圖形文字之一解》(1931)這篇論文里﹐指出殷周銅器銘文中的很多「圖形文字」是「國族之名號」﹐一掃過去把這類文字任意釋為「子」﹑「孫」等字﹐或視為非文字的圖畫的謬說。
與郭沫若用新方法研究銅器銘文同時﹐參加殷墟發掘﹑負責出土甲骨整理工作的董作賓﹐對甲骨文也進行了分期斷代的研究﹐他在1932年寫成﹑1933年發表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里﹐全面論述了殷墟甲骨文斷代的根據﹐把甲骨文時代劃分為 5期﹐大大提高了甲骨學的水平。後來他還在甲骨文斷代方面提出了一些補充的意見﹐如新﹑舊派的劃分等﹐這些意見引起了不少爭論。
清代以來﹐雖然古文字研究得到了迅速發展﹐考釋古文字的方法卻一直沒有人認真加以探討。有些研究古文字的人在語言文字學上缺乏修養﹐主要憑想像去考釋古文字﹐甚至自己就把釋字比作「射覆」。另一方面﹐由於一般文字學者不熟悉古文字﹐不能及時吸收古文字學者的研究成果﹐文字學也長期不能從一些有問題的舊觀念中解脫出來﹐唐蘭針對這種情況﹐在1935年寫成了《古文字學導論》。此書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由古文字的立場去研究文字學」。第二部分闡明研究古文字﹐主要是考釋古文字的方法﹐特別強調了偏旁分析法和歷史考證法的重要性。這是古文字學的第一部理論性著作。郭沫若﹑董作賓等人從事的古文字研究工作﹐大體上屬於古銘刻學的范圍。唐蘭則把古文字學看作文字學的分支﹐把它跟古銘刻學(他稱為古器物銘學)區分了開來。不過他也指出二者有十分密切的關系。
通過上述這幾位學者和其他一些學者的努力﹐古文字學終於擺脫了金石學和傳統文字學的束縛﹐呈現了新的面貌。如果把古文字學史分作古代﹑近代﹑現代 3段﹐也許可以把漢代到清代道咸時期劃為古代﹐清代同光時期到20世紀20年代劃為近代﹐20世紀30年代以後劃為現代。進入30年代以後﹐古文字學發展的勢頭很猛。可惜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殷墟發掘被迫中止﹐古文字學的發展也受到了一定影響。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考古事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出土的古文字資料不但數量多﹐內容重要﹐而且絕大多數有科學的發掘記錄。因此古文字研究者越來越重視考古學所提供的有關知識﹐使他們的研究的深度和科學性都有了增加﹐在新發現的資料里﹐有些品種是從來沒有見過的﹐其中有的過去從來沒有發現過﹐有的雖然在古代曾經發現過但沒有實物遺留下來﹐如西周甲骨文﹑春秋戰國間的「盟書」(民國時代曾有少量發現﹐但當時不明其性質)﹑戰國竹簡以及秦和西漢早期的簡牘和帛書等。這些資料的發現為古文字學開辟了新的領域。一些舊領域的研究工作﹐也由於新資料的發現而有了很大進展。
以上對民國時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古文字學發展的大勢﹐作了一個粗略的概述。下面再以幾個重要研究領域為綱﹐簡單地補充一些這一時期古文字研究的情況。 在殷周時代的某些甲骨﹑銅器和其他物件上﹐可以看到一種用6個或3個數字組成的符號﹐其意義長期以來沒有確解。張政烺在《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考古學報》1980年 4期)等論文中證明它們是易卦﹐解決了古文字學上的這個懸案。
在民國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的這一時期里﹐戰國文字的研究逐漸發展成為古文字學的一個重要分支。30年代出版了對研究戰國文字很有用的兩種古文字字匯﹕羅福頤(1905～1981)《古璽文字徵》(1930﹔1981年出版的故宮博物院編的《古璽文編》是修訂此書而成的)﹑顧廷龍《古陶文錄》(1936)。1938年出版的丁福保(1874～1952)主編的《古錢大辭典》﹐為研究戰國幣文提供了方便。40年代初在長沙戰國楚墓里發現了一件寫有近千字的帛書﹐這是戰國文字的重要新資料﹐早在1924年出版的丁佛言(1879～1930)的《說文古籀補補》﹐值得在這里特別提一下。此書釋出了不少戰國璽文﹐可惜由於缺乏論證﹐長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古璽文字徵》就沒有吸收此書的成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一方面由於在民國時代已經打下了一定的基礎﹐一方面由於楚簡等重要新資料不斷發現﹐戰國文字的研究迅速發展起來。通過朱德熙﹑饒宗頤﹑李學勤等一大批研究者的努力﹐在對戰國銅器﹑竹簡﹑帛書﹑璽印﹑貨幣和陶器的文字的研究上﹐都取得了較好的成績。王國維把戰國文字分成秦國和六國兩系﹐戰國文字研究已經進入了分國研究的階段。研究者對戰國文字的認識已經比過去深刻得多了。
秦和西漢早期的簡牘帛書的研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隨著這些新資料的發現而興起的。70年代發現的幾批重要資料﹐如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和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等﹐都已完全或基本上整理完畢﹐正在陸續刊布。此外﹐又發現了一些重要的新資料。這方面的研究工作今後無疑會有很大的發展。 由於《說文》「古文」的性質有了明確結論﹐並由於對各種古文字的研究越來越深入﹐古文字形體﹑結構發展變化的過程越來越清楚了。70年代秦簡等新資料的發現﹐使大家對隸書的形成也有了比過去正確的認識﹐這一時期的古文字學者﹐對《說文》篆形和許慎講字形和本義的錯誤指出得更多了。可惜在這方面還沒有一部總結已有成果的高質量的專著。在傳統文字學得到改造的過程里﹐古文字學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⑶ 文學研究的方法

這個怎麼說呢，文學這個東西首先你自己要些文學的功底，自然而然你就能夠了解什麼是文學了，文學研究包含研究主體與研究客體兩個方面，研究客體是指從事學術研究之學者所研究的對象，如中國文學與漢族文學等。比較文學研究的客體是介於兩種民族文學或兩種國別文學之間的學理關系，或是介於文學與其他相關學科之間的學理關系。
把比較文學研究的客體定義為是介於兩種民族文學或兩種國別文學之間的學理關系，或是介於文學與其他相關學科之間的學理關系，這僅僅是向初涉比較文學者介紹關於比較文學研究客體之理論的第一步。下面還需要進一步介紹的是，比較文學的研究客體——關系，還應該涵蓋三種不同的類型：材料事實關系、美學價值關系與學科交叉關系。這三種不同類型的學理關系是依憑學派理論的不同而劃定的。

⑷ 文學語言學的研究方法

文學語言學作為文學研究的一個方面，還更多的是作為一種研究方法，這種方法滲透到文學批評的多種流派的運作過程中。20世紀西方文學批評中的形式主義、新批評、結構主義批評都是其中非常典型的類型；另外，其他一些批評中，也多少可以看到這種影響，如20世紀初弗洛伊德開創的文學的精神分析，他把文學看成「白日夢」的體現，在語言角度上是一種隱喻。西方20世紀60年代的女性文學批評，批判男性權力通過文學語言的方式把兩性關系的不平等加以合法化，在語言層面上，根本上講也就是人的思維、感受的層面上，剝奪女性的合法權益。在20世紀末期興起的新歷史主義，強調文學作品的歷史性內涵的重要性，但是他們所強調的這個歷史，基本上不是指那個客觀的歷史過程，而是指研究者整理出來的歷史的架構，因為他們看來任何對於歷史的敘說都只是一種話語描述的歷史，同樣的歷史過程可以有著完全不同，同時也不能簡單地說哪種描述就完全錯訛。諸如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古代歷史中，有把唐代定位為中國國力達到頂峰的說法，可是也有人可以說明宋代在原先唐代基礎上，國力有了新的發展。比較兩種說法，那麼唐代說可以有國家地理版圖、可以有對於周邊國家的外交關系、軍事力量等方面佐證；可是，換以社會的經濟水平來看，宋代的經濟遠大於唐代，甚至南宋只有半壁河山條件下，國家稅收也多於唐代，正是由於這樣的經濟條件作為支撐，所以並不尚武且嚴格束縛軍隊勢力的宋朝，能夠在元帝國橫掃世界的形式下，苦苦支撐了若干年，於金國被滅40多年才終於滅亡，而這個時期的蒙古鐵騎是所向披靡的，征戰歐亞大陸時基本難以出現有效的抵抗。在這個意義上看，宋朝並不是一般人們想像的那樣弱小。那麼，所謂歷史上的興盛與否要看參照系的情況，這就相當於語言表達中的語法關系或上下文關系。

⑸ 文學理論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文學理論的方法體系總的說來包括三個層面，即哲學方法的層面，科學方法的層面，專業方法的層面。

1、哲學方法的層面。哲學方法是在總體上把握世界的方法，對於每一個具體學科都具有指導的意義，因此哲學方法是文學理論方法體系的最高層次，也是這一體系的理論基礎，它包括理論聯系實際的方法，邏輯的與歷史的相統一的方法，抽象上升為具體的方法，等等。

2、科學方法的層面。這是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中逐漸形成的方法，以其橫斷性和交叉性而為文學理論所吸收和借鑒，它處於中間層次而對文學理論准確地把握研究對象產生不可低估的作用，它包括系統論、控制論、資訊理論、突變論、耗散結構理論、模糊數學理論等方法。

3、專業方法的層面。這是適用於文藝學自身專業特點的特殊方法，其中既有從自身長期的發展過程中自然形成的傳統方法，如賞析方法、考證方法、評點方法等，也有從其他學科中移植過來，後來逐步固定下來的方法，這些方法比較具體，也最接近文藝學的研究對象，如社會學方法，心理學方法，文化學方法等。

總之，上述幾種文學研究方法具有各自的理論背景和操作原則，在把握文學的本質和規律時形成了特有的角度和途徑，顯示出自己的優長之處，同時它們又是相輔相成、殊途同歸的，在文學研究和文學理論的建設方面都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因此都值得重視，值得借鑒和吸取，而在具體操作中最佳的選擇是對其加以融會貫通和綜合利用。

首先，要堅持整體的、綜合的研究視野。其次，要正確處理好文學的審美規律與其他規律之間的關系。再次，要堅持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的相結合。然後，要堅持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研究方法的相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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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理論的現代發展

文學理論的自主性，在於理論自身的學理建設。80年代下半期和整個90年代，是中國文學理論比較全面地建立自身學理的時期，確立自身主體性的時期。

在文學理論學理的探索、建構中，無疑，西方文學理論發生過重要影響；80年代初期，在西方文學理論思潮如潮水般湧入中國的時候，中國文學理論中的西化傾向十分流行。但是西方文學理論中的審美研究、作品形式、結構等因素的內在研究，和那時中國美學問題的大討論，都對中國文學理論改造起到良好的作用。

同時在討論中，不少學者對現代文論傳統進行了有批判的吸收，並且力圖打通古今中外。所以到了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中國的文學理論研究就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生動景象，新說屢起，佳作迭現。文學理論中的新作，都是在解構舊說的基礎上出現的，同時又是新的建構。

因此，這十多年的文學理論，不是一味的解構，不是一味地聽從外國人說話，不是把外國人的文學理論進行簡單的移植，而是在批判。借鑒的基礎上，對文學理論既有改造，又力圖有所創新，並且卓有成效地創立了一些新的文學理論范疇。

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下，文學理論在不斷地走向邊緣化，不被人們重視，但是應當承認，文學理論是個有成績的部門，真正的理論創新，自會留下自己的印痕。自然，不必把成績估計過高，但也沒有理由妄自菲薄。新的理性精神的解構與建構，正是文學理論現代性的體現。

⑹ 漢語言文字學的研究方向

漢語方言、漢語史、漢語詞彙學、現代漢語語法修辭、音韻文字訓詁、中古漢語詞彙語法、漢語語音學、漢語發展史、漢字信息處理、對外漢語教學等。

⑺ 外國語言文學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外國語言文學的研究方法多種多樣，取決於所涉及的語言文學文化對象及所研究的問題。像尚德機構就行，課程多樣，還是比較推薦的

⑻ 漢語言文學專業論文研究方法有哪些

1、文獻法

文獻法是一種既古老，又富有生命力的科學研究方法。無論哪一種社會活動想要留下永久的痕跡都離不開各種文獻。人類活動與認識的無限性和個體生命與認識的有限性的矛盾，決定了我們在研究逝去的事實時必須藉助於文獻。

2、比較研究法

作為一種思維方法，比較研究貫穿於教育研究的全過程。無論在科學實驗的過程中，或是在理論研究中，比較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基該方法。

3、歸納綜合法

歸納綜合法的基本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實例法，藉助於給出的一組輸入/輸出實例逐步導出適於一類問題的程序；另一種是「軌跡」法，通過所給實例的執行軌跡，逐步導出程序。

4、實證研究法

其依據現有的科學理論和實踐的需要，提出設計，利用科學儀器和設備，在自然條件下，通過有目的有步驟地操縱，根據觀察、記錄、測定與此相伴隨的現象的變化來確定條件與現象之間的因果關系。

5、定量分析法

通過定量分析法可以使人們對研究對象的認識進一步精確化，以便更加科學地揭示規律，把握本質，理清關系，預測事物的發展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