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變異理論的研究方法

1. 當代社會語言學的重要理論有哪些

語言學
語言學學科為研究人類語言。探索的范圍，包括語言的結構，語言，社會功能和歷史發展的語言使用，以及其他與語言相關的問題。傳統語言學語言學，古代文學和書面的研究。則以當代語言和口語為主的現代語言學，並大大拓寬了研究的范圍。語言文字學其他學科的服務。現代語言學是一個獨立的學科。廣義語言學，包括語言學。今後一個時期的語言研究稱為總語言學研究語言的變化在不同時期經歷，被稱為歷史語言或歷史語言學。進行全面的研究，試圖找出其中的普通法，被稱為普通語言學的語言。語言知識到實際工作中，應用語言學。通過語音和詞形跟蹤某些語言中，被稱為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親緣關系。比較法發現了一些人類語言中的普遍現象，被稱為類型的語言。而對比兩種語言的相似性和差異？為了解決問題的教學或翻譯，被稱為比較語言學。

應用語言學

在各個領域的實際應用語言學的語支。專注於解決實際問題，在現實中一般是不接觸的歷史的語言，而不是大的介入一般的理論辯論的狀態。可以說，它是識別各種實驗場理論。

早在19世紀簡史，語言理論的研究和應用開始分化。 19世紀的，JN博。猴戲·德·庫爾德人提出的概念，應用語言學，但沒有得到太多的重視。進入20世紀之後，語言科學得到了進一步發展，規模空前擴大的應用范圍，語言，應用研究和理論研究，是廣泛應用語言學的術語開始明確區分，並應用語言學理論語言學校的分化。

范圍應用語言學的研究范圍，是由實踐的需要，通常分為一般應用語言學和機器應用語言學。

通用語言文字應用他們的應用程序，並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①語言教學。這是傳統意義上的應用語言學。編輯高質量的教材和參考書籍，研究切合實際的教學方法，語言教學研究的一個主要問題。除了一般的語言教學第二語言教學服務，為不同的用途，不同的對象，科技外語教學，雙語教學盲聾啞教學。 ②建立和規范的標准語言，文字創作和改革。建立一個通用的標准語言，各方提出的領域是非常重要的。應用語言學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選擇合適的依據此標准語言，方言和標準的發音。創建文本沒有書面語言的基礎方言和標准音的重要基礎。文字改革，包括改善並完全取代部分的文字（字母，拼寫和標點符號）。的語言文字規范化的標准語言的建立僅僅是個開始。為了確定發音，語法，詞彙規范，你需要編寫相應的發音字典規范的語法和各類字典。 （3）詞典的編纂。該詞彙的語言的變化是增長最快的部分，新詞新義新興。及時，准確地向這些新詞新的含義固定在字典中，指導如何使用字典的語言文字規范化的最有效的影響。 ④翻譯。這是兩種語言之間的集成創新活動。如何處理具有良好的意義，傳達形式的轉換，有很多問題探索。

除了上述主題，一般應用語言學也參與的語聲階段的語言學習，建立國際輔助語言開發的速記系統。

機應用語言學研究如何使用計算機和其他先進的工具，處理自然語言。有幾個主要的問題。 ①實驗語音學。從音素音節延長使用電腦語音實驗分析成章句子，超音功能，同時已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除了語音分析，語音合成的工作來完成。 （2）機器翻譯。最早的電子計算機和語言的機器翻譯。它開辟了電腦數控應用領域，而一個巨大的試驗場，許多語言學理論和方法，許多技術成果。 （3）信息檢索。最關鍵的是建立信息檢索語言信息檢索。這種語言應該是能夠傳達准確的詞彙語法文學主題和問題的主題，不應該是含糊不清的，且易於檢索的操作方案。 ④中文信息處理。中國文字是復雜的，復雜的話，有很多一音多字，字的音的現象。這是一個很大的麻煩編碼器輸入。為了使編碼簡單易學，操作方便，快速的進入，中國的許多字元。除了這些問題以外，本機應用語言學，自然語言理解，語音統計和少數民族語言文字信息處理。

社會語言學

社會語言學（語言學），第一次在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興起，一門交叉學科。它主要是指使用語言學和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從不同的社會科學的語言和不同的學科研究的社會性的角度來看。這個定義中，也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有學者認為，這項研究應著眼於語言接觸語言變異的社會因素的作用，一些學者認為，語言社會學，研究語言和社會關系，語言學材料的描述和解釋社會行為

2. 社會語言學概論的內容介紹

⒈發展的歷史
⒉異質性的體系化：變異理論
⒊多語並存問題
⒋語言活動
社會語言學概論 文章節選
下面簡略介紹各個領域的研究內容。
⑴、⑵是從「屬性論」的觀點探討語言的使用狀況。一種語言即使在同一時代、也會因說話人所屬的地區、年齡、性別、身份、修養等不同而產生差異。有關這方面的研究中，柴田武（1978年）曾經提出「集團語」這一概念。它是指特定的社會團體、專業領域所使用的、特殊的或具有特色的表達方式。這里的特定集團在當今不僅指盜竊團伙、黑社會等反社會團體，還包括政黨、企業、工會、甚至還包括右翼集團等各種各樣的社會群體。其中的專業領域，也不僅限於以職業劃分的領域，還包括體育、藝術、科技等領域。
⑶主要從語境（說話人、說話場所、話題等交際的環境條件）的角度探討具體的語言變異是怎樣產生的，語境在其中又起了什麼樣的作用等。
⑷主要研究生活環境和生活時間與語言的關系，試圖從整體上把握語言運用的規律、模式。這一領域包括傳媒話題的研究和命名學等。
⑸是對不同語言體系、語言形式在相互接觸中產生的現象進行靜態描寫。在宏觀方面，主要是研究由於不同語言的接觸而形成的雙語現象。在微觀方面，主要是從語體學的角度分析同一種語言中相互對立的各種表達形式之間的價值含意上的差異。但是，從時間變化上看，這也是一種因語境變化導致語言變異的現象，因此對這些現象進行的動態性研究，有一部分屬於⑶的研究范圍。
⑹是從歷時的角度研究語言變遷。探索某一地區的語言標准化進程和方言的消失過程，以及在與普通話接觸過程中新方言形成和傳播的過程。另外，由遷居而引起的語言維持和語言變異等現象也是社會語言學的課題之一。
⑺主要從社會的角度考察人們對語言體系及語言運用的意識（印象、歸屬意識等）和與意識有關的語言功能，包括中傷、說謊、語言忌諱及歧視性用語的使用情況等。
⑻是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研究語言習得。例如，研究戰爭孤兒家屬歸國後學習和掌握日語的過程以及中介語言的介入及其作用等。
⑼對世界各國的語言政策及其實踐的歷史進行追述和評價。在日本，文字改革、「言文一致」方針的推行、共同語的普及等都是明治維新以來語言規劃上的一個宏偉目標。

3. 語言學的相關問題

以下摘自＜電大在線＞專題講座二：什麼是語言學，希望對你有點幫助：

2·1 語文學和語言學
2·2·1 語言學就是研究語言的科學。以人類語言作為研究對象，討論它的性質、起源和結構原理的稱為普通語言學，以某一具體語言（例如漢語、英語等）為研究對象的稱為××語語言學，如漢語語言學、英語語言學，等等。具體語言的研究是普通語言學的基礎，因為語言的共性結構原理都是從具體語言的研究中總結出來的。

語言對人的關系猶如空氣、水和食物那樣，既直接，又重要，因而在二千多年前就引起了人們的興趣，對之進行研究。不過那時候還沒有語言學家，對語言發生興趣並對之進行研究的主要是哲學家、經學家或其他什麼「家」，研究的對象是記載典籍的書面語，任務主要是解釋典籍的確切含義，為其他學科的研究服務，因而人們將它稱之為語文學。語言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誕生很晚，至今也不過二百多年的歷史。為什麼古代的語言研究不能列為語言學？因為一門科學的建立有它自己的條件或標准，這就是：有獨立的研究對象，任務是解釋所研究對象的結構規律和演變規律，有揭示規律的特殊的研究方法。古代的語言研究不符合這些條件，不能算作語言學。經過了漫長的歲月，語言研究才從語文學發展為語言學，因而我們還需要從語文學開始討論語言學的問題。

2·2·2 語文學的興起和發展與人類文明的發源緊密相關。它有三大傳統，即希臘—羅馬、印度和中國的小學。它們初期的研究興趣呈現出一些共同的趨向，就是都集中探索語言符號的音、義關系的性質。分兩大派。一派認為用什麼樣的音去表達什麼樣的義是有理可說的，一派認為音義的結合是無理可說的，純粹由社會約定。前者可以稱之為理據派，後者可以稱之為約定派。希臘—羅馬傳統的研究，這種對立的意見後來演變為類比論（analogia）與變則論（anomalia）的爭論。類比論強調語言結構的規則性，認為詞入句之後所產生的形態變化是可以「進行類比」的，而變則論強調的是人的天賦能力和語言結構的不規則性，認為不管語言顯得多麼不規則，人們照樣能夠接受和運用。類比論是約定說的繼承和演化，而變則論是理據說的繼承和演化。這兩種對立的意見各有自己的語言事實的根據，互相駁難，因而爭論進行了很長時間，「在整個古代和中世紀，這種原則的沖突有時表現得很隱蔽，有時表現得很明顯，這可以視為語言學思想和實踐的歷史中一種反復出現的特色」（羅賓斯，1979，26）。不過就總體來看，希臘—羅馬傳統的約定論始終佔主流，現在我們所看到的語言理論大多是這一理論的演化。印度傳統的發展趨向基本上與此相同，不贅。在中國，這種論爭就是先秦時期的名實之爭。與希臘—羅馬傳統不同，漢語始終以理據性的意見為主，我們前一講在討論語言符號音義關系的時候已有所述，這里不想重復，只想就語言與文字的關系作一點補充。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體系，自源性的文字一定適合它所記錄的語言結構原理。漢字是自源性的文字，其中的形聲字約佔百分之九十左右。字的形聲體系是理據性的一種表現形式，反映漢語編碼的理據性原理。在漢語傳統的研究中，人們沒有懷疑過這種理據性編碼的性質，大致都圍繞著字的理據進行研究，只是在「鴉片戰爭」以後，西學東漸，中國語言學家接受了西方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才一股勁兒鼓吹約定說，全盤否定理據論，中斷了自己的研究傳統。這個問題後面有詳細的討論，這里從略。

語言符號音義關系的爭論雖然肇始於哲學，但它已涉及對語言結構的性質的認識。用語言進行交際，聽起來是一串線性的音流，但實際上負載著信息，因而人們常說「語言是一種音義結合物」。組成音流的「碼」就是前面所說的語言符號，是話語的基本結構單位，它的音義關系始終是語言研究中一個最基本、最重要的問題，如何認識和把握這種關系必然會影響語言研究的發展方向。漢語研究傳統為什麼會不同於印歐語的希臘—羅馬傳統和印度傳統？其終極的原因就在於此；即使在現代，對這一問題的不同認識也正影響著中國語言學的發展。後面的幾章實際上都是順著這一思路展開的。

2·2·3 語文研究的三大傳統對後世的語言研究影響最大的當屬希臘—羅馬傳統。它的奠基性的理論，粗略地說，就是亞里斯多德的邏輯范疇說。這種邏輯理論將現實分為十個范疇：實體、性質、數量、關系、地點、狀態、情景、動作、被動、時間，其中實體（substance）是本質，其他九個范疇是偶有的屬性（accidents），是用來表述實體的。例如「李寧是運動員」這樣一個命題，「運動員」是偶有的屬性，因為李寧小時候並不是運動員，而退役以後又成為企業家，是可變的，而「李寧」不管是運動員還是企業家，始終是「李寧」，是不變的。實體在命題中的主要特徵是主體（subject），從邏輯判斷的結構來說，主體就是主詞（subject），別的范疇都是表述這個主詞的，因而是它的賓詞（predicate）。這就是說，九個偶有性范疇都是表述實體的，而實體不表述別的范疇；或者說，偶有性范疇都存在於主體之中，任何性質、數量、關系等都只能是主體的性質、數量和關系，等等。這是亞里斯多德的邏輯范疇說的基本思路，他的語法理論就是以此為基礎展開的：能充當主詞的詞是體詞（substantive word），或者叫做名詞；能充當賓詞的詞就是謂詞（predicative word），或者叫做動詞；句子的結構與邏輯判斷（命題）相對應，因而處於主詞位置上的詞語就是句子的主語（subject），處於賓詞位置上的詞語就是句子的謂語（predicate）。主詞和主語，賓詞和謂語，在漢語中是兩個不同的詞語，而在印歐系語言中原是同一個詞，即主詞和主語都是subject，賓詞和謂語都是predicate。語法和邏輯的關系，根據上面的簡單分析，可以簡化為如下的結構公式：

邏輯： 實體------------偶有性

主詞------------賓詞

語法： 主語------------謂語

體詞------------謂詞

名詞------------動詞（包括後來所說的形容詞）

傳統的語法理論、詞類的劃分以及詞類與句子結構成分的對應關系大體上就是根據這樣的理論建立起來的，句法結構和邏輯思維形式的關系非常密切。

亞里斯多德的這種以二分法為基礎的思維理論與印歐系語言的結構有密切的關系。希臘語是屈折語，有詞形變化（accidence）：名詞有性、數、格之分，動詞有時、體、態、式之別。詞出現在句中不同位置上的變化是詞的偶有屬性，而詞則是從其偶然的屬性中抽象出來的不變的單位，是出現在各種「偶然屬性」中的「實體」。所以不少學者認為，如果亞里斯多德說的是另外一種結構類型的語言，他就會建立起另外一套邏輯理論體系。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據周法高，1970，147－148）在談到這一點的時候指出：「亞里斯多德的所謂十個范疇者，後人對之有無窮的疏論，然而這是希臘語法上的問題，希臘語正供給我們這些觀念，離希臘語而談范疇，而范疇斷不能是這樣子了。」不同地區的學者都有與此類似的看法，用不著一一列舉。這種在語言結構基礎上產生的思維理論一旦形成，就可以反過來成為語言研究的理論基礎。印歐系語言的語法研究，寬泛地說，以亞里斯多德的邏輯理論為基礎分析語句的結構，從而得出主語、謂語和名詞、動詞之類的概念。公元2-1世紀，特雷克斯（D.Thrax）寫了一本《希臘語語法》，以詞的形態變化為主進行語法研究，並成為後世語法研究的楷模。這種語法研究的重心雖然發生轉移，但沒有脫離亞里斯多德的語法學說的框架。總之，肇始於亞里斯多德的一些語法概念一直沿用至今，說明印歐語的句法結構和亞里斯多德的邏輯理論確實存在著密切的關系。

希臘—羅馬傳統的語言研究的重點是句法和詞形變化，語音的研究依附於語法，沒有獨立的地位；基本上不講構詞法，雖然偶爾談到派生（derivation）或構詞（word-formation），但分量很輕，缺乏獨立性。或許可以說，這就是希臘—羅馬傳統的語言研究的特點。

2·2·4 印度也是語文研究傳統的一個重要的發源地，其代表就是巴尼尼語法。印度有文獻記載的最早語言就是公元前一千年的《梨俱吠陀》的吠陀梵語。梵語是一種印歐語，和希臘語、拉丁語都有淵源關系，不過它的研究是獨立發展起來的一個傳統，與希臘—羅馬傳統無關。

巴尼尼（Pa#nÊini）是人名，根據《大唐西域記》，他大概在公元前四世紀左右出生於娑羅睹羅（Śala#tula），在現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附近。「吠陀」（veda）是一種經文，巴尼尼語法是解釋、誦讀這種經文的一種師徒相傳的口訣，它本身的體裁就是一種經體（sãtra)。由於語言的發展，巴尼尼時代的語言和吠陀經的語言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當時掌握文化大權的祭司階層（婆羅門）為了保持其所壟斷的神聖經典的完整，實行了本階層內部口頭相傳的各種嚴格的誦讀方式。由於這種特殊的背景，以巴尼尼語法為代表的印度傳統對語音的研究很細致、准確，詞的結構的分析也很嚴密而具體，已經明確地分出詞根、詞干、詞尾、前綴、後綴、派生詞、復合詞等等。這就是說，它的研究重點是語音和構詞法，而這正好是希臘—羅馬傳統的薄弱環節。梵語既是一種印歐語系的語言，和希臘、拉丁等語言有親屬關系，相互有很多共同的特點，因而它的研究成果很快被歐洲人吸收，形成了兩個語言傳統的結合，使語言的研究從語文學走向語言學。

2·2·5 希臘—羅馬傳統和印度傳統都是各自獨立形成和發展的。到了17、18世紀，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印度成為英國的殖民地，一些學者也相繼來到印度。與語言研究發生直接影響的是西方人發現了印度的梵語，認為地處東西兩端，相互沒有交往，梵語怎麼會這么「像」希臘語、拉丁語等歐洲的語言？這促使人們去思考語言間的關系。1876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官員威廉·瓊斯（William Jones）在加爾各答皇家亞洲學會上宣讀了一篇論文，提出梵語與希臘語、日耳曼語、拉丁語等有親屬關系的假設：

梵語，不論其歷史如何，有絕妙的結構，比希臘語更完善，比拉丁語更豐富，比二者提煉得更高雅，但它與二者在動詞詞根和語法形式上都非常相似。這種相似不可能是偶然的。……任何哲學家在研究梵語、希臘語和拉丁時都不能不認為，這些語言來自同一個原始語（proto-language），而這種原始語也許不存在了。由於類似的道理……可以認為哥特語和凱爾特語也與梵語同源。

這一演說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改變了人們對語言關系的看法，並且引發了對梵語和希臘語、拉丁語、日耳曼語的比較研究的熱潮，產生了歷史比較語言學。這樣，印歐語的兩大研究傳統相互結合，形成為一個統一的印歐語研究傳統，使語言研究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其標志就是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誕生和發展。語言研究的對象和范圍不再局限於書面語，也不再局限於某一孤立的語言，而是比較不同語言結構的異同揭示語言關系的共性規律，而就歷史比較語言學來說，就是從發生學的角度，就不同語言有無共同來源而將不同的語言分為若干個語系，平常說的印歐語系、漢藏語系等就是根據有無共同來源而進行的語言分類。19世紀的語言學，可以說就是歷史比較語言學的世紀。從歷史比較語言學誕生的時候開始，語言學就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不再是哲學等其他學科的附庸。

語文學是英語philology的漢譯，語言學的英文是linguistics，是完全不同的兩個詞，但在漢語中，語文學和語言學僅僅是一字之差，但相互有重要的區別。概括起來，主要有：

1、語言學有獨立的研究對象，其任務是通過語言結構異同比較的研究探索語言相互關系的共同結構原理，或者說，通過語言特點的研究揭示語言共性的結構規律和演變規律，與文學、歷史學、哲學等一樣，是一門獨立的科學，不是其他科學的附庸；

2、有獨立的研究方法，在語言學誕生之初就是歷史比較法；

3、用來研究的材料，語文學是書面語等「死」材料，而語言學則主要是方言、親屬語言等「活」材料，並以此為基礎結合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死」材料，進行歷史比較的研究，藉此對「死」材料作出「活」的解釋，揭示語言的結構規律和演變規律。進入20世紀，以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為標志，產生「語言中心主義」的語言的轉向，完全以口語為研究對象，排斥文字在語言研究中的地位，因而書面語也就失去它在語言研究中的應有地位。這種傾向直到20世紀的後半葉才開始得到初步的糾正。

人類語言的研究盡管有悠久的歷史，但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它還很年輕，其內部的結構規律和演變規律，特別是其中的語義規律，有待於人們去挖掘。

2·2 科學思潮的更替和語言學的發展

2·2·1 語言學自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之後，它的發展與科學思潮息息相關。語言學之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始自歷史比較語言學，它的誕生與生物進化論思潮的興起有密切的關系，歷史比較法就脫胎於研究物種變異的生物學。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比較解剖學、比較植物學、比較語言學「這些科學正是由於比較和確定了被比較對象之間的差別而獲得了巨大的成就，在這些科學中比較具有普遍意義」。

將物種變異的比較方法用於語言的研究，首先產生了一種語言理論模型，這就是譜系樹理論。提出這一理論的語言學家叫施萊哈爾（August Schleicher）。1863年他仿效生物遺傳發展的思路，在《達爾文理論和語言學》中將語言間的關系系譜化，認為語言也是有「生命」的，有生、老、病、死的各個演化階段。一個原始母語（proto-language）會生發出若干個女兒語（daughter languages），而隨著這些女兒語的誕生，這個原始母語也就隨之消亡了；之後，每一個女兒語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同樣的分化，生發出若干個孫兒語……，如此往復，形成今天世界上的各種語言。有共同來源的諸語言組成親屬語言，可以對之進行歷史比較研究。這個理論模型的特點是只注意語言的有規律的分化，而不管語言之間的橫向相互影響，有它的片面性。1872年，施密特（J. Schmidt）提出「波浪」說與之抗衡，認為語言的演變猶如在一個水塘里扔進一塊石子兒所引起的波紋那樣，由中心向四周擴散。假定有語言A、B、C、D、E、F、G，D的變化會擴散到A、B、C和E、F、G，使A、B、C和E、F、G具有D的一些特點；距離波源越近，受影響的程度也就會越大，因而相互的共同點也就越多。其他語言A、B、C和E、F、G也可以發生類似語言D那樣的變化，因而使不同的語言間呈現出一些相同的特點，不同於每一語言自身的發展規律。這是使語言演變規律產生例外的一個重要原因。譜系樹說和波浪說是兩個對立的理論模型，前者著眼於語言在時間上的有規律的發展，使語言間呈現出生物系族那樣的異同關系，可以對有共同來源的語言進行歷史比較研究；後者著眼於語言在空間上的擴散，強調語言間的相互影響和對語言演變規律的干擾。這兩個理論模型與其說是對立，不如說是互補，可以各自彌補對方的一些弱點。它們對語言學往後的發展具有很大的影響。

繼承和發展譜系樹理論的是青年語法學派。19世紀的70年代是青年語法學派獨步天下的時期，特別是1876-1878的三年，發表了一系列對後來語言學的發展有深遠影響的文章，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論，其中最主要的是兩條：一是語音規律無例外，二是類推作用。這兩條是青年語法學派的理論標志。過了一百年，人們在回顧語言研究發展道路的時候，發現青年語法學派的基本語言理論「在今天看來只是有所修改，根本沒有被取代」，值得今天的語言學家去紀念發表在百年前的一組青年語法學派的論文（羅賓斯，1979，225，234）。根據「語音規律無例外」的理論設想，語音規律是不應該有例外的，但實際上卻可以到處見到例外，因而認為城市的語言不純，需要到鄉村去調查方言，相信在方言中可以找到語音規律無例外的例證。客觀發展的需要推動了方言的調查和研究。但出乎意外的是，方言中也可以到處見到例外，這就促使方言地理學的誕生，提出「每一個詞都有它自己的歷史」，否認音變的規律性。「語音規律無例外」和「每一個詞都有它自己的歷史」是歷史語言學中的兩個對立的口號，代表兩個對立的學派，相互爭論和駁難。如果說，主張「語音規律無例外」的青年語法學派是譜系樹理論的繼承和發展，著眼於語言在時間上的演變，那麼主張「每一個詞都有它自己的歷史」的方言地理學派就是波浪說的延續，著眼於語言的空間擴散。時間和空間的差異是語言學往後發展的兩種基本思路。大致說來，結構語言學的語言系統說、轉換-生成學派的語言理論大致與時間觀的聯系比較密切，像青年語法學派那樣都強調語言演變的規律性或語言結構的系統性；而語匯擴散理論、語言變異理論則著眼於語言內部的結構成分的競爭，強調語言演變的不規則性和系統內部的結構參差。這兩種類型的語言理論大體呈相互對立、相互競爭、相互促進的狀態，推動語言學的發展：

時間 空間

譜系樹理論 波浪理論

青年語法學派 方言地理學派

結構語言學（含轉換-生成理論） 語匯擴散、語言變異

橫向的兩種理論基本是對立和競爭，互揭短處和矛盾，因而對促進語言研究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縱向的理論之間雖然理論上有對立和發展，但就語言觀來說，是相通的，後起者大致都是前者的繼承和發展，如表時間的幾種理論都強調語言研究對象的純一性和同質性（homogeneity），而表空間的幾種理論所強調的是語言的有序異質性（orderly heterogeneity）。對語言學的發展有了這樣一個大致的發展脈絡，我們就容易把握每一種理論的地位。

2·2·2 以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為標志的結構語言學的誕生是語言學發展的一個新時期，糾正了以往研究中的「原子主義」傾向，開始走上系統研究的道路。這種理論和方法的誕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既是青年語法學派的理論的發展（索緒爾本人就是青年語法學派的一個有影響的成員），也與科學思潮的演變有關。19-20世紀之交，科學發展的思潮發生了一次重大的變化，以牛頓物理學為基礎的機械論的認識論開始崩潰，「相互作用關系組成的集合開始成為注意是中心。到處都碰到那種令人驚異的復雜性，甚至連原子這樣的基本物理實體內部也是這樣。牛頓機械論對這種復雜性作出解釋的能力受到嚴重的懷疑。相對論在物理學領域代之而興起；在微觀物理學領域，接替機械論的是關於量子理論的科學」（拉茲洛，1985）。「相互作用關系組成的集合開始成為注意是中心」這種世界觀、認識論代替機械論的認識論是科學發展思潮的一次深刻轉折，在語言研究中首先反映這種思潮的是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建立以語言結構單位的相互關系為基礎的價值學說，提出「語言是形式，不是實質」的著名論斷，並從語言結構單位的組合關系和聚合關系兩個方面去研究語言的「形式」和「價值」。這種學說是當時科學研究方法論的一種典型反映，托夫勒將它稱之為「拆零」（請參看普里戈金等，1984）：

在當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發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問題分解成可能小的一些部分。我們非常擅長此技，以至我們竟時常忘記把這些細部重新裝到一起。這種技巧也許是在科學中最受過精心磨練的技巧。在科學中，我們不僅習慣於把問題劃分成許多細部，我們還常常用一種有用的技法把這些細部的每一個從其周圍環境中孤立出來。這種技法就是我們常說的ceteris paribus，即「設其他情況都相同」。這樣一來，我們的問題與宇宙其餘部分之間的復雜的相互作用，就可以不去過問了。

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就是這種「拆零」的方法論的傑作：把言語活動分成語言和言語，把言語排除出語言的研究；語言的「內」與「外」，把「外」排除出去；語言「內」的共時和歷時，把歷時排除出去；共時中的語言單位的實質和形式，將實質部分排除出去，最後就只研究共時狀態下的語言形式，即組合關系和聚合關系，只研究某一時點的語言結構，排除任何言語的、語言「外」的、歷時的因素的干擾。這或許是索緒爾為實現他的語言系統說而付出的一種代價，因為不排除這些因素，他就無法完成對「形式」和「價值」的研究。索緒爾的語言系統說使語言研究從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原子主義」轉化為系統論。語言研究方法論的這一轉折一般被稱之為「索緒爾的革命」。

2·2·3 反映科學發展思潮的索緒爾的語言理論在語言學的發展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結構語言學就是以此為基礎發展出來的學派。結構語言學一般分為三個學派：哥本哈根學派、布拉格學派和美國的描寫語言學派，它們從不同的側面繼承和發展了索緒爾的語言系統說：哥本哈根學派強調語言的形式，布拉格學派強調功能，而美國的描寫語言學則主要強調語言的組合關系，從分布入手考察語言的結構。哥本哈根學派由於想建立一種能適合於人類一切語言的理論，因而很抽象，在實際的語言研究中影響不大。布拉格學派由於二次大戰的暴發而解體，其中不少有影響的語言學家，如雅科布遜等，都到了美國，與美國的描寫語言學派合流。後來法國的馬爾丁內（A.Martinet）繼承和發展了哥本哈根學派和布拉格學派的理論精神建立了他的功能語言學，成為結構語言學在歐洲的一個重要代表。從總體來看，在三個結構語言學派中影響最大的是美國的描寫語言學，可以說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中它一枝獨秀，成為語言學發展中的一個主流學派。這個學派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將語言結構單位量子化，提出「位」（-eme: phoneme, morpheme, lexeme……）、「素」（-etic: phonetic……）、「區別特徵」等概念，使語言學擠身於當代科學的行列。「位」「素」「區別特徵」是語言系統的最小結構單位，相當於化學中的元素。雅科布遜在回答他父親（一位化學家）的「你為什麼要搞語言學」的提問時，說得非常明確、乾脆：「語言學與化學沒有不同，我要找出語言成分結構中有限的基本結構單位來」（Mehta, V.，1971）。他為人類語言找出12對區別特徵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完成的（譯文請參看《國外語言學》1981年第3、4期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雅柯布森文集》）。

從青年語法學派開始，語言學的研究對象明確地限制於個人方言（idiolect）。個人方言是指「一個說話人使用一種語言與另一說話人在一次交談時可能說出的全部話語」（Bloch,1948），而集體的語言習慣只不過是語言學家比較個人方言而得到的某種平均數，不能作為語言學的研究對象。自索緒爾以後的語言研究為什麼要區別語言與言語、共時和歷時？為什麼把語言研究的對象局限於語言的共時狀態？目的就是要在個人方言的研究基礎上建立相關的語言理論。喬姆斯基的語言理論在很多方面與結構語言學不同，但語言研究的對象應該限制於個人方言這一點上，則與索緒爾以來的語言研究無異，甚至將其推向極端，因為他認為語言學研究的是「一個完全同質的言語社團的一對理想的說話人——聽話人」的語言能力，與其具體運用語言時表現出來的差異無關。從索緒爾到喬姆斯基，他們以語言與言語、或能力與運用的區分為基礎而進行的語言研究，實質上都是「相互作用關系組成的集合開始成為注意是中心」這一科學思潮的發展的反映，在自己所進行的研究領域內建立起一個「相互作用關系組成的集合」。隨著科學的發展，人們發現這種語言觀是有很大的局限的，因而又引起語言研究方法論的一次新發展，具體表現為語言變異理論的誕生和語義研究的發展。

2·2·4 新的科學發展思潮與所謂「新三論」（耗散結構論、協同論、突變論）的興起和發展有關，在科學研究中引入原來被系統論排除在研究范圍之外的隨機性、復雜性、偶然性的因素，認為「我們對自然的看法正經歷著一個根本性的轉變，即轉向多重性、暫時性和復雜性」「我們正越來越多地觀察到這樣的事實，即在所有的層次上，從基本粒子到宇宙學，隨機性和不可逆性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奇怪的是，在自然界中發現的意想不到的復雜性並沒有減緩科學的前進，恰恰相反，它促成了一些新的概念結構的產生，這些新的概念結構正是我們今天認識物質世界所必須的」（普里戈金等，1984，26，27，34）。科學研究中引入隨機性、復雜性、偶然性的因素，這對科學研究的方法論來說，就要改變原來「拆零」的方法，把研究對象從理想狀態中的研究轉化為實際狀態的研究。語言學從科學思潮的這種發展中吸取於己有用的理論和方法，認為不能把個人方言作為語言學的研究對象，而應該到社會中去研究人們實際使用的語言，考察人們之間的語言差異和這些差異與其他因素之間的相關關系。首先提出這一設想、並付諸社會實踐的是以拉波夫（W. Labov）為代表的語言變異理論。他與魏茵萊什（U. Weinreich）、赫爾作格（M. I. Herzog）合寫的《語言演變理論的經驗基礎》一文一再強調以個人方言為研究對象的語言研究的局限性，主張到語言社團中去研究人們實際使用的語言。這種實際使用的語言可以稱為社會方言。社會方言是一個老概念，過去與地域方言相對，偏重於社會集團的一些特殊用語和對某些辭語的特殊理解，范圍非常狹窄。我們這里所說的社會方言是指與個人方言相對的社會人群實際使用的語言現象。語言學的研究對象從個人方言到社會方言，這又是語言學發展的一次重大轉折。這次轉折的意義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 克服了索緒爾語言理論體系中的一個矛盾。索緒爾認為語言是社會的，而言語是個人的，但是研究社會的語言時卻

4. 社會語言學微觀研究認為語言主要有三種變體，其中社會變體包含哪些內容

社會語言學（ sociolinguistics ）是在 20 世紀 60 年代在美國首先興起的一門邊緣性學科。它主要是指運用語言學和社會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從不同的社會科學的角度去研究語言的社會本質和差異的一門學科。對這個定義，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有的學者認為，此研究應以語言為重點，聯系社會因素的作用研究語言的變異；有的學者認為是語言的社會學，研究語言和社會的各種關系，使用語言學的材料來描寫和解釋社會行為。 社會語言學現在已取得了一些明顯的進展。隨著60年代以後語言學家對語言異質性的認識的加深，社會語言學又發展出交際民族志學、跨文化交際、交際社會語言學、語言社會化和語言習得、會話分析、語言變異研究等學派。

5. 即興演講語言的變異修辭研究精讀

一、 即興演講概說

演講又叫講演、演說。「演講」這一概念最早見諸荷馬史詩。相傳雙目失明的行吟詩人荷馬,常年雲游各地,演講關於特洛伊戰爭的英雄事跡。在我國,「演說」一詞較早出現在《北史·熊安生傳》:「公正於是有所疑,安生皆為一一演說,咸究其根本。」《說文》:「演,長流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認為:「言之講,引也,故為長遠之流。」轉義於語言,就是語流之意。《說文》稱:「說,釋也,從言,兌聲。一曰談說。」段注雲:「說釋者,開解之意。」可見「演說」就是通過語流進行鋪陳解釋發揮。對於「講」,《說文》解釋為「和解」。段注雲:「不合者調和之,紛糾者解釋之,是曰講。」這說明「講」者有剖析矛盾、解釋分歧之意。現在,在人們的語感中,「演講」一詞與「演說」同義,就是專指人們「就某個問題對聽眾說明事理,發表見解」。[1]

現在所謂的演講,是指在特定的時空環境中,以有聲語言和相應的體態語言為手段,公開向聽眾傳遞信息,表述見解,闡明事理,抒發感情,以期達到感召聽眾的目的。它是一種直接的帶有藝術性的社會實踐活動。

演講按不同標准可以分成不同的類型,在這之中,即興演講尤其值得注意。即興演講是演講中的快餐,也是演講中的精品,是演講者在某種特定景物或人物、氣氛的誘發下(或被要求、邀請)而作的一種臨時性演講。我認為:在各種類型的演講中,即興演講使用率較高,應用范圍最廣。因為,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現代社會信息傳遞加快,人們的交往日益頻繁,人們的交際領域不斷拓寬,即興演講也出現在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婚禮祝辭、迎送致辭、喪失悼念、聚會、演說、討論、訪問等,都需要人們臨時做即興演講,或助興,或助威,或聯誼,或緬懷,等等,它成為人際交往中深受歡迎的形式。有研究表明,即興演講已成為未來演講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但是即興演講具有動因的觸發性、准備的臨時性、時間的短暫性等特點,要求演講者在極短的時間內迅速展開思維,找到話題,形成完整的腹稿,立即從容地表達出來,因此有一定難度,最見語言功底,一般人難以把握,可以說如果能把即興演講發揮得恰到好處,必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令人刮目相看。那麼即興演講為什麼有那麼大的魅力呢?我認為這與恰到好處用地運用修辭語言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即興演講中的變異修辭,更值得我們推敲、探究。

二、變異修辭的形成

「變異」(deviation)這一概念,最早由結構主義語言學派提出,最初指共時意義上語言的不同變化形式。西歐的布拉格學派將其運用於詩的創作,形成「語言變異」理論,其代表人物讓·麥卡羅夫斯基在《標准語和詩歌語言》一文中指出:「只有違反標准語常規,並且只有系統地進行違反,人們才有可能利用語言寫出詩來。」[2]此觀點說明了變異在語言運用中的重要性。另外,變異(variation)是社會語言學的一個術語,指的是因各種原因而產生的一種語言偏離常規運用的現象。社會語言學研究語言與社會的共變,其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語言的變異問題。社會語言學著重從宏觀角度,從外部功能上研究語言變異,而變異修辭則從微觀角度,從語言結構入手,研究共時的言語變異。變異修辭是相對規范性修辭而言的。陳望道先生在《修辭學發凡》中指出:「形式方面的字義、字音、字形的利用,同那內容方面的體驗性、具體性相結合,把語辭運用的可能性發揚張大了,往往可以造成超脫尋常文字、尋常文法以至尋常邏輯的新形式,而使語辭呈現出一種動人的魅力。」[3]正式提出「規范修辭」和「變異修辭」的則是鄭遠漢先生,他明確定義:「嚴格遵守漢語語音規范、詞彙(包括語義)規范、語法規范及語體規范,在這個基礎上的修辭活動就是規范性修辭,有意『違背』上述規范的,為的是獲得特殊的表達效果。這樣的修辭活動就是變異性修辭。」[4]給規范修辭和變異修辭作了定性分析。

三、變異修辭在即興演講中的運用

(一)利用語音因素的常規變異

語音因素的常規變異中最常用的就是諧音雙關:利用語音因素產生的變異主要體現在諧音修辭上。諧音是通過讀音的相似性而人為地賦於其新詞義的一種方法,諧音雙關是借諧音讓一個詞語同時關涉兩種以上的意義,相互映襯而生情趣,內涵豐富。

例如:「是xx年一天深夜裡,我們家的電話急速響起,我拿起電話一聽,那端是我非常熟悉的聲音,就是我們班最落後的同學,俞敏洪的聲音,因為他的聲音剛才你們聽了,很有特點,散發著強大的『雌性』,雌雄的『雌』,而我的是磁鐵的『磁』。」(俞敏洪、王強在琴島學院演講視頻,例子中的「我」指王強)

又如:一位同學在某高校學生會競聘時有這樣一段開場白:「尊敬的各位老師、親愛的同學們,我是2號選手,我的名字叫『洪雙喜』,卻不是香煙『紅雙喜』,請大家支持我。」上兩例都巧妙運用了語音雙關,使語言詼諧幽默,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二)利用詞彙因素的常規變異

詞彙因素的常規變異主要有以下幾種。

1.詞形變異。詞形變異是指在該詞原有固定用法的基礎上,為了特殊的需要臨時拆分運用。比如在即興演講中為了達到幽默的效果會有這樣的說法:形容一個女孩,會說「小巧但不玲瓏」,形容一對情侶會說「郎才但不女貌」,等等,充分體現了即興演講的隨意性、創造性。

2.抽換語素。抽換語素是根據表達的需要抽換現成語素中的`某些語素,仿擬構成一個臨時性的「新詞」或「新句子」。例如:……老俞說:「回去,回去咱們一起做新東方。」我說:「新東方是個什麼東西啊!」老俞說:「新東方不是東西,它是我辛辛苦苦拉扯大的一個學校。」我大吃一驚,說:「你還拉扯大一個學校?」我說:「老俞,你眼睛看著我,坦率告訴我你學校的規模到底有多小。」按常理來說,和規模搭配的字是「大」,這里把本該用的詞語「大」換成「小」,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俞敏洪、王強在琴島學院演講視頻,例子中的」我「指王強)

3.曲解詞義。刻意用偏離常規的方式造成詞語的語義轉移,讓人聽來荒誕離奇,令人噴飯;稍加品味,則覺得語妙智睿、發人深思。

例如:新東方副校長王強的演講:「……當時俞敏洪是我們班的第一個留學生——留在校外讀書的學生。」當時因為俞敏洪身染肺結核病,不得不休學一年,所以王強這樣說。還有就是:「……俞敏洪是一個沒有抽象能力的人,當然了,也不能說他完全沒有抽象能力,他拿著鞭子抽打大象的能力還是有的。」另有:老俞說:「回去,回去咱們一起做新東方。」我說:「新東方是個什麼東西啊!」老俞說:「新東方不是東西,它是我辛辛苦苦拉扯大的一個學校。」我大吃一驚,說:「你還拉扯大一個學校?」緊接著說:「老俞,你眼睛看著我,坦率告訴我你學校的規模到底有多小。」為什麼呢?因為十幾年來在我心目中他哪能辦學啊,他一直是學校辦理的對象啊。在這里王強老師巧妙地有意對「辦學」進行曲解,說成「學校辦理的對象」不僅幽默詼諧,而且顯出了王強老師博學多才,機制幽默。

又如:某單位舉行演講大會,一位演講者伴著掌聲走上講台,不慎被話筒線絆倒了。台下的聽眾頓時發出了一片唏噓聲和倒掌聲,氣氛降到了零點。然而,她從容不迫地爬起來,走到話筒前,微笑著對聽眾說:「同志們,我確實為大家的熱情傾倒了……謝謝!」接著就開始了自己的演講。頃刻間,全場響起一片歡呼聲、叫好聲。這位演講者臨場應變,根據當時的情景,賦予了「傾倒」這個詞一個新的意義,不僅化解了當時的尷尬局面,而且贏得了熱烈的掌聲。

4.色彩變異。色彩變異是指由於語境的變化將褒義詞貶用或貶義詞褒用,以達到深化語意的作用。這類修辭和常規修辭中的諷刺、反語有點相似。比如想形容那個人形象不好會說其「長得謙虛」,「謙虛」本身是個褒義詞,但在這里褒義貶用,此種用法在小品、網路詞語中經常用到,但現在,詞用法已漸漸被用到即興演講中,體現了即興演講的靈活性、創新性。

詞性變異指突破語法規則的限制,根據需要,在不同詞性的詞語之間互相運用。在即興演講中,為了表達的需要,演講者會變換一些詞的詞性,以求達到預期效果,比如說:「怎麼說呢?這個女人已不能簡簡單單地用漂亮、大方、聰慧這些大眾的詞來形容了,我只能說一句話,她真的很女人。」「女人」本身的詞性是名詞,在這個例子中的「女人」活用為形容詞。這樣的例子在即興演講中也頗為多見。除詞性變異之外,語法因素常規變異中還有詞語搭配變異、結構成分的位序變化、語法成分配置的變異等幾種常用的形式。

即興演講不僅需要演講者有很厚的語言功底,而且需要演講者有很強的表達能力,況且其演講的場合又是多種多樣的,有時會隨著當時情況的變化而變化,此時若用上各種各樣的修辭手法,必將給你的演講添彩,更重要的是能為你的魅力加分,而變異修辭的表達修飾能力極強,恰好能幫你做到這一點,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即興演講和變異修辭相得益彰。

6. 語言學主要分支有哪些

分支和流派肯定不是一個概念。

分支：從總體或一個系統中分出的部分。
流派：指學術、文化藝術等方面有獨特風格的派別。
從概念上就可以判定它們的區別。

分支是從研究內容、對象上進行區別，流派是從研究方法、角度、風格等上面的區別。一個分支上也有不同的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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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理解。

語言學流派

社會語言學

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是在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首先興起的一門邊緣性學科。它主要是指運用語言學和社會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從不同的社會科學的角度去研究語言的社會本質和差異的一門學科。對這個定義，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有的學者認為，此研究應以語言為重點，聯系社會因素的作用研究語言的變異；有的學者認為是語言的社會學，研究語言和社會的各種關系，使用語言學的材料來描寫和解釋社會行為。我們比較傾向於前者。

社會語言學的研究范圍：一般而言，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語言狀況如雙言制（diglossia）、雙語、多語或多方言狀況；
2.各種語言變體包括地域方言和社會方言（social dialect或socialect）、標准語和土語（vernacular）、正式語體（formal style）和非正式語體（informal style）等構造特點及其社會功能；
3.交談情景與選擇語碼之間的關系以及語碼選擇與人際關系的相互作用；
4.社會以及不同的集團對各種語言或語言變體的評價和態度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效應；
5.由於社會的、文化的、經濟的、政治的種種原因以及語言接觸所引起的語言變化的方式和規律，等。

社會語言學的研究對象一般認為是：

1.語言的變異（variation），並且聯系社會因素來探討語言變異發生的原因和規律，常常使用統計的方法和概率的模式來描寫這些變異現象。這又被稱為"微觀社會語言學"（micro-sociolinguistics）或"小社會語言學"；

2.社會中的語言問題，如上面提到的雙語、語言接觸、雙方言，語言規范化問題等，這又被稱為"宏觀社會語言學"（macro-sociolinguistics）；

3.研究人們怎樣在實際環境中使用語言進行交際，以及不同的社會、社團使用語言的差別，如某一社會階層使用語言的不同習慣（包括語音、語法和詞彙的不同，這被稱為語言的社會變異），又如不同的性別、年齡、行業和經濟地位等對個人言語的影響（這被稱為個人語言變異）。

如果說，從索緒爾開始的結構語言學、轉換-生成語言學研究的是同質的（homogeneous）語言，那麼社會語言學研究的是有序異質的（orderly heterogeneous）的語言，聯系社會因素的作用來研究語言的結構。這是社會語言學不同於結構主義語言學的重要特徵。

社會語言學現在已取得了一些明顯的進展。隨著60年代以後語言學家對語言異質性的認識的加深，社會語言學又發展出交際民族志學、跨文化交際、交際社會語言學、語言社會化和語言習得、會話分析、語言變異研究等學派。

社會語言學的理論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對語言提出了一種更為細致的同時又更為廣闊的概念，打破了索緒爾以來只研究語言內部同質系統的局限；2）對語言研究進行計量統計的分析；3）通過語言變異的研究在共時和歷時之間架起了一道溝通的橋梁，解決了共時和歷時的矛盾。

系統-功能學派

系統功能學派的興起，與整個語言學的功能主義思潮有關。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指的是當代語言學界與形式主義相對峙的一種學術思潮。它旨在通過語言在社會交際中應實現的功能來描寫和解釋各種語言的音系的、語法的和語義的語言學特徵。在這個學術思潮中，有幾個主要的學派影響比較大，它們是布拉格學派倫敦學派。

布拉格學派一直是語言學界公認的一個功能主義學派，它所說的功能主要包括語言在交際行為中的功能、語言在社會中的作用、語言在文學中的功能以及從功能觀點看語言在不同層次方面的問題。倫敦學派的興起稍為晚一點，由英國語言學家弗思教授開創，後來由他的學生韓禮德（M.A.K.Halliday）教授繼承和發展，形成現在人們稱之為系統功能語言學的學派。韓禮德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陸續發表了很多著述，建立起系統功能語法的理論體系，成為語言學中一個獨樹一幟的的學派。

系統功能語法學派的語言學家門每年舉行一次系統理論討論會。第一屆至第八屆在英國召開。隨著影響的擴展和隊伍的擴大，1982年第九屆年會在加拿大召開，這標志著該學派的理論已具有國際影響。1985年美國密執安大學舉辦第十二屆年會，由於到美國是布龍菲爾德結構主義和喬姆斯基轉換生成語法學派的堡壘，所以在美國舉行這樣的大會具有深遠意義。到今天，功能主義已經與形式主義成為語言學研究中的兩大思潮。

系統功能語法包括"系統語法"和"功能語法"兩個部分，但這不是兩種語法的簡單總和，而是一種完整的語言理論框架的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

系統語法或系統語法學著重說明語言作為系統的內部底層關系，它是與意義相關聯的可供人們不斷選擇的若干個子系統組成的系統網路，又稱"意義潛勢"。語言作為符號的一種，在表述說話人想要表達的語義時，必然要在語言的各個語義功能部分進行相應的選擇。功能語法重點需要說明的是：語言是社會交往的工具，語言系統是人們在長期交往中為了實現各種不同的語義功能而逐漸形成起來的；人們在交往中需要在語言系統中進行選擇時，也是根據所要實現的功能而進行有動因的活動。

轉換-生成流派

出現於二十世紀50年代末，以美國喬姆斯基為代表，運用轉換-生成的理論和方法研究語言。其活動中心是在美國麻薩諸塞州的麻省理工學院；另外，在歐洲有一個專門研究轉換-生成語法的學術組織，稱為"舊大陸生成語言學協會"，它是一個國際性的生成學派的組織，於1975年秋成立於荷蘭。

1957年喬姆斯基的《句法結構》出版，標志著"轉換-生成語法"的誕生。這一理論是建立在理性主義的哲學基礎之上的，它完全不同於建立在經驗主義基礎之上的美國結構主義，因此，它的出現是對當時居於主流地位的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的一大挑戰，被人稱作"喬姆斯基革命"。

轉換-生成語法從提出至今已經四十多年了，在這期間，它主要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古典理論"時期，從1957年到1965年，《句法結構》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作，有重要影響的理論有短語結構規則、轉換規則以及語素音位規則。古典理論最顯著的一個特點就是主張語法自主，把語義排除在語法之外，在這一點上與此前流行的結構語言學的理論是一致的。

第二階段是"標准理論"時期，從1965年到1971年，代表作是《句法理論要略》，其語法包括四部分規則，即基礎部分、轉換部分、語義部分和語音部分。標准理論中最引人注目的修正是把語義納入到語法中來，提出語法結構有深層和表層之別，深層結構決定語義，他通過轉換規則而轉化為表層結構。這一修正使它跟古典理論有了原則區別。

第三階段是"擴展的標准理論"時期，從1972年到1979年，1972年出版的《深層結構、表層結構和語義解釋》標志著這一時期的開始，而以1977年出版的《關於形式和解釋的論文集》為代表，則對這一時期的理論又作了一些修正，因而也稱為"修正的擴展的標准理論"。1972年的主要變化在於表層結構對語義解釋也起一定的作用，而在1977年的理論中，語義解釋則被全部放到了表層。此外，這一階段還提出了"虛跡"的理論。

第四階段是從1979年至今，以《支配和約束論集》為代表。這本書是根據喬姆斯基1979年在義大利比薩的一次學術會議上提出的"支配"和"約束"理論整理成的。這一階段的理論有兩個重大變化：一是在原來的規則系統之外增加了原則系統，二是提出了"虛范疇"。目前，支配和約束理論仍然處於不斷的修正和發展中。

轉換-生成語法強調對人的語言能力作出解釋，而不是僅僅描寫語言行為，它要研究的是體現在人腦中的認知系統和普遍語法。喬姆斯基認為"語言"不是實際存在的東西，這個概念是從語法中派生出來的，只有語法才是實際存在的，因此，轉換-生成語法研究的對象是語法而不是語言。另外，轉換-生成語法採用的是現代數理邏輯的形式化方法，根據有限的公理化的規則系統和原則系統用演繹的方法生成無限的句子，以此來解釋人類的語言能力。所以說，轉換-生成語法無論是在研究目的、研究對象，還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和傳統語言學、結構主義語言學有原則的區別。它為語言研究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展現了一個全新的發展方向，使語言學以新的面貌呈現於世。它對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轉換-生成學派的研究還包括生成音系學，它是生成語法學的一個分支，其任務是研究人頭腦中的音系知識。生成音系學從醞釀、形成到標准理論，直至現在的非線性理論，一共也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代表人物有雅科布遜、哈勒、喬姆斯基等。1952年，雅科布遜、哈勒等人合寫的《言語分析初探》、1956年喬姆斯基、哈勒等合寫的《英語的重音與音渡》以及1968年喬姆斯基和哈勒共同撰寫的《英語語音模式》分別是前三個階段的代表性著作。《英語語音模式》中提出的標准理論使生成音系學在60年代的美國音系學中居於主流地位。1975年以後，生成音系學進入非線性理論時期，演化出各種名目的音系學，如自主音段音系學、節律音系學、詞彙音系學等。在這一時期，喬姆斯基退出了音系學領域的研究而專攻句法，哈勒則仍是這一領域的旗手。

生成形態學也是轉換-生成學派的一個研究范疇。喬姆斯基在"論名物化"一文中首先確定了形態學在生成語法中的特定作用，哈勒於1973年進一步提出了生成形態學的第一個明晰的模式，繼而西格爾、傑肯道夫、阿羅諾夫等人跟進，又對生成形態學的模式作了一些改進。

總之，轉換-生成學派以語法為研究目的，各個分支學科的研究都服從於這個目的，同時又都對各自領域的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轉換-生成學派的影響不僅體現在語言學方面，在其它學科，如計算機科學、人工智慧以及認知科學等方面都產生了一定的反響。喬姆斯基認為，轉換生成語法將促進認知科學的發展，並把語言學的研究和神經科學、心理學以及生物學等學科的研究結合起來，共同為探索人腦的奧秘作出貢獻。

美國描寫語言學派

結構語言學的一個分支，是本世紀美國的一些學者在對美洲印第安語調查和研究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以面向語言材料、注重語言結構的形式描寫而著稱。20世紀的20-30年代，哲學中的邏輯實證主義和心理學中的行為主義在美國盛行，這種哲學背景和印第安語的研究相結合，使美國的結構語言學呈現出鮮明的特點。

這一學派的先驅是鮑厄斯（Franz Boas）和薩丕爾（Edward Sapir）。鮑厄斯1911年為《美洲印第安語手冊》所寫的序言可以說是美國從事人類學的語言學家對印第安語調查和研究的初步理論總結，其中特別強調了語言描寫的一條原則，即對語言事實要做客觀的描寫，不要用其他語言或者傳統語法的框框去套，為了描寫不同結構的語言而應當創立新的概念和方法。薩丕爾1921年的名著《語言論》把語言研究同人類心理、社會和文化聯系在一起。他們二人都強調尊重語言事實，主張記錄口語作為研究素材，然後對他們的結構做客觀的共時的描寫。

1924年在鮑厄斯、薩丕爾、布龍菲爾德等人的創議下成立了"美國語言學會"，該學會可以看成是美國描寫語言學的搖籃。1925年該協會出版了會報《語言》雜志。這個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是布龍菲爾德。本世紀20年代，這一學派只具雛形，理論上還不是很成熟，直至1933年布龍菲爾德的《語言論》出版，才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理論和方法。他們把語言看成是一系列代替實際的刺激和反應的行為，在語言的分析中著眼於可以觀察到的言語素材，主張依靠形式特徵來描寫語言結構，反對用非語言學的標准（特別是心理因素）來分析語言，在共時描寫中完全排除了歷史因素。這些論點產生了巨大影響，在以後二、三十年語言學的發展中一直以該學派的理論為指南。可以說從本世紀的三十年代起這一學派進入了"布龍菲爾德"時期，也有人成為"布龍菲爾德學派"。

1934年，派克（Pike）、柰達（Nida）、弗里斯（Fries）等人開始舉辦"語言學暑期學院"。他們主要繼承薩丕爾的學術傳統。派克在結構分析中區分"位"和"素"，並且試圖把他們運用到人類一切行為的分析中去。這一學派的後期重要成員有：哈里斯（Harris）、威爾斯（Wells）、布洛克（Bloch）、特雷格（Trager）、霍蓋特（Hockett）、格里森（Gleason）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哈里斯。1951年，他出版了《結構語言學的方法》一書，標志著該學派的理論和方法進入了一個新時期。他把數理邏輯的方法運用於語言學，主張排除意義標准，把分布和替換看作結構分析的主要原則和方法。他們的學說被稱為"後布龍菲爾德學派"。

總的看來，這個學派具有以下顯著的特點：

1.注重口語的描寫和共時的研究。
2.注重形式的分析，迴避意義問題。
3.在結構分析中主要運用分布和替換的方法，以便從一堆言語素材中切分出獨立的單位並加以歸類。

4.對句法結構進行層次分析，這是分布和替換的方法在句法研究中的具體運用，並由此發展出直接成分的分析法，即把句子或詞按層次區分出它的組成部分。

5.建立語素音位這個新的單位，這是在語法和語音結合的基礎上建立的一個新的單位。它是由出現於某個語素變體的一組音位所組成的語音單位（如英語名詞復數的詞尾-s, -z, iz是由不同的音位組成的同一個語素音位）。

6.強調驗證。

布拉格學派

狹義的布拉格學派是指本世紀20年代後半期以來，參加布拉格語言學會，以及在學術觀點，學術活動上跟這個學會有密切聯系的一批語言學家和文藝理論家。廣義的布拉格學派則包括參加捷克斯洛伐克語言學會等語言學團體，繼承布拉格語言學會傳統的當代語言學家。

布拉格學派接受了索緒爾的基本理論，承認語言是一個符號系統，但不把語言形式與超語言因素截然分開，重視語言的共時研究，但並不把它與歷時研究割裂開來；他們還接受了俄國語言學家庫爾德內的功能觀，對語言進行結構與功能相結合的研究，因而自稱為結構-功能學派。

這個學派頗有影響。美國語言學家鮑林格作過這樣的評價："在歐洲語言學團體中，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布拉格語言學會，美國語言學的每一項重要發展，都與這一學派的學說有關。"這一學派的先驅者是馬泰修斯。1926年10月，他與雅科布遜，哈弗拉奈克，貝克爾等6人發起，建立了布拉格語言學會。參加學會的外族人中，以俄羅斯人最多，除雅科布遜外，著名的有：特魯貝茨柯依，卡爾采夫斯基，柯別茨基，依薩欽柯等。俄羅斯翼成員大多專注於語言內部結構的研究，忽視語言與超語言因素的關系。捷克斯洛伐克的會員多數比較重視語言與社會的關系，注意語言理論的應用性。他們被稱為捷克翼或馬泰修斯翼。捷克翼的會員中除馬泰修斯，哈弗拉奈克外，著名的還有：特倫卡，溫伽爾特，穆卡碩夫斯基，瓦海克，斯卡利奇卡，柯日奈克，何拉萊克，特羅斯特，奧別爾普法爾采，博爾道夫，諾瓦克，鮑利尼等。

該學派在理論和方法上的貢獻大致可歸為以下幾點：

（1）提出語言是多功能的結構體系
（2）建立了音位學說。
（3）把音位學的概念，類型學的原則應用於語法研究。
（4）提出"語言聯盟"的理論。他們認為，鄰近地域的語言，由於相互影響，常常獲得一些共同的或相似的特徵。所以某些語言的共同特徵不一定都是來源於語言的親屬關系。

（5）提出了句子的實際切分說。

（6）提出要加強對標准語理論，術語和功能語體的研究，以指導整個語言文化工作。

（7）提倡把最新理論運用於從中學開始的語言教學。

結構語言學

語言學的重要流派之一。興起於本世紀30年代的歐洲，基本理論源出於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反對對語言現象進行孤立的分析，主張系統的研究。結構語言學內部又分為三大學派：布拉格學派、哥本哈根學派以及美國結構語言學派（也稱美國描寫語言學）。

布拉格學派，又稱"結構-功能學派"或"功能學派"。其先驅者是馬泰修斯，成員主要有雅科布遜、特魯別茨柯伊、哈弗阿奈克等。1926年10月，由馬泰修斯和雅克布遜等6人發起，建立了布拉格語言學會。該學會在第一屆國際語言學會議上第一次把音位學的觀點公諸於世，引起很大反響。1929年出版了會刊《布拉格語言學會論叢》。布拉格學派集體觀點的全面論述見於他們在第一屆國際斯拉夫學會議上所提出的《論綱》，《論綱》中強調語言是一個功能體系，對語言現象的評價應著眼於它的功能。特魯貝茨科依的《音位學原理》是這一學派的一部重要的代表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布拉格學派的主要成員散居於世界各地，影響衰落。1956年，布拉格語言學會與斯拉夫語言學會等團體合並，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語言學會，何拉萊克擔任第一任會長。這個新的學會繼承了布拉格語言學會的傳統，因此其成員被稱為"當代布拉格學派"。布拉格學派接受了索緒爾關於語言是系統的思想，特別致力於音位系統的研究，建立了音位學說。它的另一個特點是不僅研究內部語言學，對廣義的語言學問題也很感興趣，運用語言學理論研究文學作品及外部語言學的其它各領域。

哥本哈根學派，又稱丹麥學派。代表人物有葉爾姆斯列夫、布龍達爾、烏爾達爾等。1931年，葉爾姆斯列夫和布龍達爾共同創建了"哥本哈根語言學會"，該學會成為當時歐洲結構主義語言學的一個中心。1938年創辦會刊《語言學學報》，1939年的創刊號布龍達爾發表了他的論文《結構語言學》，遂成為這個學派的綱領。葉爾姆斯列夫任哥本哈根語言學會會長，他的《語言理論導輪》和《普通語法原理》是哥本哈根學派的代表性著作。這一學派以索緒爾的語言系統的學說為基礎，著重語言形式的研究。它特別注重語言的組合關系，這是這個學派區別於布拉格學派的一個主要方面；它把語言理論看成一個"純演繹系統"，採用"假設-推理"法對語言進行分析，不大涉及具體語言事實的研究，因而其影響面比較小。

布拉格學派和哥本哈根學派共同匯成歐洲結構主義語言學，它區別於美國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美國結構語言學又稱美國描寫語言學，是結構語言學中發展最完善、最重要的一個學派。它是本世紀美國的一些學者在對美洲印第安語的調查和研究基礎上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先驅者是鮑厄斯和薩丕爾，分別著有《美洲印第安語手冊》和《語言論--言語研究導論》，二人都強調要對語言作客觀的共時描寫。這個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是布龍菲爾德，1924年他和鮑厄斯、薩丕爾等人一起創立了"美國語言學會"，1925年出版會刊《語言》。1933年布龍菲爾德的《語言論》出版，對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形成和發展產生重大影響，是這一學派的奠基性著作，使它進入"布龍菲爾德時期"。50年代，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進入"後布龍菲爾德時期"，哈里斯和霍蓋特是這一時期的主要代表。霍凱特1958年出版的《現代語言學教程》是美國結構語言學集大成的理論著作，對美國結構語言學的發展進行了一次科學的總結。1951年，哈里斯的《結構語言學的方法》出版，被人視為後布龍菲爾德時期的象徵和轉折點。美國結構語言學派的顯著特點是注重口語和共時描寫，這不同於歐洲結構主義學派注重書面語的傳統。他們的主要貢獻在於制定了一套對語言結構進行形式分析和描寫的技術。這一學派對漢語研究影響很大。

布拉格學派、哥本哈根學派、美國結構語言學派雖然各有自己的傳統和特點，但也有共同之處：都接受了索緒爾的一些基本理論，如區分語言和言語，在語言中又區分共時和歷時，認為語言是一個符號系統，系統中的成分依據成分之間的差別和關系從話語中切分出來，並加以分類歸並，而後從它們之間的緊密聯系、互相制約的關系中去研究語言的系統。

結構主義語言學自產生以來，不僅影響到語言學研究的各個領域和各個流派，而且還影響到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其嚴密的分析方法已滲透到人類學、哲學、心理學和文藝批評等其它領域。這樣，結構主義就由一種語言學理論演變成一股幾乎對人文社會科學各個學科都產生影響的思潮，因而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歷史比較語言學

歷史比較語言學從前又稱比較語法，通過語言親屬關系的比較研究語言的發展規律，擬測它們的共同母語。歷史比較語言學是在19世紀逐步發展和完善的，主要是印歐語系的歷史比較。19世紀之前，這種研究不是沒有，但都是孤立的分散的研究，到19世紀才進入系統的研究，並使語言學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

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產生有兩個不可或缺的條件，一是廣泛收集世界各種語言材料，二是認識到梵語在語言比較中的地位和作用。

19世紀歷史比較語言學家為語言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收集了豐富的語言材料，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調查和比較，不僅提出了人類語言演變過程的假設，畫出了世界語言的譜系，而且還創造出比較科學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有關語言起源、語言本質的新理論，為後來結構主義和描寫語言學的產生和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7. 應用語言學的研究方法

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是一門語言學的分支學科，研究社會的各層面對語言運用的影響，包含文化准則、社會規范或情境。
有人亦把後設語言學（metalinguistics，亦作「元語言學」）歸類為社會語言學的一部分。
研究范圍社會語言學研究的是語言的社會本質和差別，以及他們的社會因素。在傳統的語言地理學中也有相同的研究，但是自社會語言學出現以後，這些內容都算做社會語言學的范疇了。
對社會本質的研究包括：
* 語言的社會本質的特點及其規律
* 語言、意識、社會在起源上的相互關系
* 民族語言和民族形成的關系
* 民族共同語的形成與社會發展的關系
* 語言演變與社會演變的關系
對語言差異的研究包括：
* 標准語與方言、行話的差異o 發音差異o 用詞差異o 地位差異* 同一語言在不同國家、地區以及社會所產生的差異
o 例如：英語在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傳播中產生了變異，出現了美式英語、港式英語、新加坡式英語等
* 同一國家或社會中通行幾種語言所造成的差異
o 例如：有兩種或兩種以上官方語言的國家或地區，如加拿大（英語、法語）、新加坡（英語、中文、馬來語）
* 不同的語言使用者在語言運用上的差異
o 例如：性別差異導致男女使用有差異的語言。
* 社會場所不同所使用的語言的差異
o 例如：一般中國人在家庭環境中使用家鄉方言，在工作學習時用普通話。
研究方法調查研究法對各地區、各行業、各階層等人的語言運用進行考察。數學分析法對口語材料和文獻資料進行數學統計和數理分析。對比研究法分析社會因素、研究語言差異。實驗分析法用語音或心理實驗儀器對語言差異進行實驗分析，並作出定量和定性的描述。

8. 語言的社會變異形成了社會方言,社會方言的變體包括哪些

語言的社會變異形成了社會方言，社會方言的變體包括社會語言學、言語民俗學和系統功能語言學。

作為社會語言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術語，「語言變體」是社會語言學的研究對象。變異理論是社會語言學的經典內容 ，語言變體研究構成社會語言學的主幹。
宏觀社會語言學(又稱「語言社會學」)是以社會本身作為研究的出發點。同時將語言作為研究不同社團組織構成的一個重要因素。研究的內容主要包括：雙語(指在同一個社會中存在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語言變體)、雙語體(兩種語體存在明顯的功能差別)、語庫(一個人掌握各種變體的總和)、語碼轉換(兩種語言變體交替使用)、語言規則(政府對一種語言或變體的地位或用法的規定)、語言忠誠(移居他鄉的人堅持使用自己的母語)等。

言語民俗學的研究者們則從另一個角度豐富了語言變體理論,為話語分析開辟了一條人類學的研究途徑。他們認為,從宏觀上看，分析的基本單位是言語社區，言語社區的定義與區分並不取決於其主要的語碼，因言語社區是多語性的，但一個言語社區的所有成員至少具有一種語言的共同變體和控制基本交際策略的共同規劃，一個社區內的語言或語言變體的總和,就成為該社區的語言總匯或言語方式的風格組合。在微觀上，為了研究某個特定社區的言語使用，言語行為是最小的分析單位，言語事件是較大的單位，兩者都受使用規則的支配。言語情景為受規則支配的言語行為提供環境。要了解一個完整的言語事件，就必須去描寫和理解構成該事件的八類因素，即場景、參與者、談話目的、談話順序、基調、交際渠道、交際規范來選擇得體的語言形式的交際能力。
作為系統功能語言學的重要理論之一，Halliday的語域理論是從社會學角度來研究語言變體的。他認為語言是社會行為，是行為潛勢，而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受環境的制約。語言形式的選擇同樣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環境的制約。因此，語言的使用因社會場合而異。人的社會性決定了它所使用的語言也要受制於一定的語言環境。
決定語言特徵的情景因素可以歸結為：語場(fleld)、語旨(tenor)和語式(mode)，分別對應
意義系統中的概念意義、人際意義和語篇意義。語境的這三個組成要素中任何一個發生變化均會導致意義的變化，引起語言的變異，由此產生不同的語言變體即語。
語場是指話語范圍，不僅包括談話的話題，還包括講話者和其他參與者所參加的整個活動。它決定概念意義的選擇，它可以進一步劃分兩大類：技術類與非技術類據此，我們可以區分屬於不同學用或領域的語言變體(即語圾)，語後指參與者之間的關系，按照參與者的社會地位及他們之間的角色關系，又可以細分為個人語旨和功能語旨。有關交際關系的個人語旨的變化可產生五級不同正式程度的語體：冷凝體、正式體、咨詢體、隨便提和親密體，從而為不同的交際場合提供不同的語體選擇。功能語旨的變化則可以產生不同的口氣和態度的語域。語式指交際渠道或媒介。語式的不同可以產生不同的語言變體(或語域)：口頭語和書面語，它們各自又可以再細分為不同的種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