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方法論問題層次分析法答案

Ⅰ 方法論具體內容是什麼

方法論(Discours de la méthode)是笛卡兒在1637年出版的著名哲學論著，對西方人的思維方式，思想觀念和科學研究方法有極大的影響，有人曾說：歐洲人在某種意義上都是笛卡兒主義者，就是指的受方法論的影響，而不是指笛卡兒的二元論哲學。

笛卡兒在方法論中指出，研究問題的方法分四個步驟：

1. 永遠不接受任何我自己不清楚的真理，就是說要盡量避免魯莽和偏見，只能是根據自己的判斷非常清楚和確定，沒有任何值得懷疑的地方的真理。就是說只要沒有經過自己切身體會的問題，不管有什麼權威的結論，都可以懷疑。這就是著名的「懷疑一切」理論。例如亞里士多德曾下結論說，女人比男人少兩顆牙齒。但事實並非如此。
2. 可以將要研究的復雜問題，盡量分解為多個比較簡單的小問題，一個一個地分開解決。
3. 將這些小問題從簡單到復雜排列，先從容易解決的問題著手。
4. 將所有問題解決後，再綜合起來檢驗，看是否完全，是否將問題徹底解決了。

在1960年代以前，西方科學研究的方法，從機械到人體解剖的研究，基本是按照笛卡兒的方法論進行的，對西方近代科學的飛速發展，起了相當大的促進作用。但也有其一定的缺陷，如人體功能，只是各部位機械的綜合，而對其互相之間的作用則研究不透。直到阿波羅1號登月工程的出現，科學家們才發現，有的復雜問題無法分解，必須以復雜的方法來對待，因此導致系統工程的出現，方法論的方法才第一次被綜合性的方法所取代。系統工程的出現對許多大規模的西方傳統科學起了相當大的促進作用，如環境科學，氣象學，生物學，人工智慧等等。

笛卡兒在方法論中還第一次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名言，第一次引入笛卡兒坐標系。對牛頓和萊布尼茨發明微積分理論有很大的作用。

Ⅱ 社會科學方法和自然科學方法的異同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分為定量和定性的兩大類。常用的定量研究方法主要是內容分析、控制實驗、問卷調查等等，定性的研究方法也叫做質化的研究方法，常用的就是深度訪談、焦點小組、民族志/田野調查之類的。
以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為對象的一門學問。它根據自然科學認識發展的歷史實踐和現實的實踐，從各門自然科學研究的具體方法中概括出自然科學方法的一般原則，總結出帶有規律性的知識，並從理論上作出系統的闡述，從而構成哲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一個部分。
自然科學方法論的研究領域十分寬廣。它的主要內容包括：①探討自然科學中廣泛使用的觀察、實驗、模型、假說、歸納、演繹、分析、綜合、類比等各種方法，以及它們的性質、特點、地位、作用、歷史演變和相互關系，並正確掌握和運用這些方法的原則；②探討自然科學中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等所具有的方法論意義；③從自然科學歷史上重大發現的作出、重要理論的建立和重要概念的形成中得出方法論結論；④從方法論的角度，探討哲學對自然科學認識活動的影響。

Ⅲ 科學方法論的三個層次

科學方法論看成是從問題到問題而進步的，隨著這種進步，問題的深度也隨之加深。科學從問題開始，並通過問題的轉移而進步的模式給人以啟迪，從而發現新的理論。可以說，問題就是科學的血液，就是科學的生命。即使我們已經證明某問題為不可能，對科學的發展照樣有益，如永動機的否定導致了能量守恆定律的發現，就是明證。有時我們對舊問題有了更好的理解時，新的問題往往隨之而生。問題的邏輯告訴我們，只有提出問題才能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有些人茫然無知或者對現象熟視無睹，是不可能提出問題來的，分析與解決問題也就無從談起。從這個意義上說，提出問題比解決問題更重要。正如愛因斯坦說過的那樣：「解決一個問題也許僅僅是一個數學上或實驗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問題，新的可能，從新的角度去看舊的問題，卻需要創新性的想像力，而且標志著科學的真正進步。」這種見解是何等的深刻！提問題的本身就意味著創新性思維的開端。問題提的不好，說明認識還不夠完善；問題提得好，則意味著已確定了一個正確思維的方向，剩下的問題就是結合有關知識如何分析與解決問題了。但要真正解決問題，還需要有關背景知識，將分析與解決問題的整個過程各個序列進行正確的銜接和結合，並且要決定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使用怎樣的推理和論證。

為使對問題的研究更合乎邏輯，還要談及問題的分類及其解釋。問題的類型不同，其解釋程序也就有所不同。問題是科學知識的助產婆。不管是哪類問題的提出與解決，都在不同程度上豐富了科學知識寶庫。科學應被看成是從問題到問題而進步的。隨著這種進步，問題的深度也在不斷增加。

科學方法論是關於科學的一般研究方法的理論，探索方法的一般結構，闡述它們的發展趨勢和方向，以及科學研究中各種方法的相互關系問題。

科學方法論有廣義狹義之分。狹義的僅指自然科學方法論即研究自然科學中的一般方法，如觀察法、實驗法、數學方法等。廣義的則指所有正確的方法論，即科學的方法論。20世紀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出現了許多新方法，如控制論方法、信息方法、系統方法等，同時科學方法論的重心開始向元方法論轉移。促進了方法論研究的高度發展。

科學方法論愈來愈顯示出它在科學認識中確立新的研究方向、探索各部門的新生長點、提示科學思維的基本原理和形式的作用。唯物辯證法是從人類的實踐中總結和概括出來的正確的哲學方法，是科學研究的普遍的方法論。它對自然科學的一般研究方法起指導作用，並將隨著科學

Ⅳ 1你認為科研方法與科研方法論二者的聯系與區別體現在哪裡

科研方法與科研方法論二者的關系應該是一具體和一般的關系。
前者是具體方法，後者是根本方法。

Ⅳ 什麼是方法論及其特點

方法論是關於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論。方法論在不同層次上有哲學方法論、一般科學方法論、具體科學方法論之分。關於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探索實現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相一致的最一般的方法理論是哲學方法論；研究各門具體學科，帶有一定普遍意義，適用於許多有關領域的方法理論是一般科學方法論；研究某一具體學科，涉及某一具體領域的方法理論是具體科學方法論。三者之間的關系是互相依存、互相影響、互相補充的對立統一關系；而哲學方法論在一定意義上說帶有決定性作用，它是各門科學方法論的概括和總結，是最一般的方法論，對一般科學方法論、具體科學方法論有著指導意義。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唯一科學的哲學方法論，它不僅是認識客觀世界的武器，也是改造現實的武器。

Ⅵ 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主要包括，要解析！

1、世界上的一切現象都處於普遍聯系和永恆運動之中，事物普遍聯系的最本質的形式和運動發展的最深刻的原因是矛盾著的對立方面的統一。因此，孤立地、靜止地看問題的形而上學思維方法是錯誤的，而矛盾分析法是最重要的認識方法。

2、唯物辯證法認為，實踐是主觀和客觀對立統一的基礎，脫離實踐必然會導致主客觀的背離，產生主觀主義，所以必須堅持實踐以保持主觀和客觀的一致性。在認識過程中，要用實踐檢驗人們的認識，要善於正確地運用多種多樣的科學實驗和典型試驗的方法。

3、唯物辯證法認為，整個客觀物質世界以及其中的每一個事物、現象都是多樣性的統一。各自都有自身的結構，包含有不同的層次、要素，組成一個個系統；各個事物、現象、系統都有自身的個性;同時，它們之間又有著某種共性，共性存在於個性之中。

多樣性與統一性、共性與個性都是對立的統一。由此產生了認識中的歸納法和演繹法、分析法和綜合法、由感性具體到思維抽象和由思維抽象到思維具體的方法等等。

這些不同的方法也都是對立的統一，因而不能片面地抬高其中一種方法而貶低另一種方法，而要把它們各自放在適當的地位。既要反對片面強調歸納法的經驗論，又要反對片面強調演繹法的唯理論、獨斷論和教條主義，而應當把歸納和演繹辯證地結合起來。

4、世界中每個事物、現象都有其自身產生、發展、滅亡的歷史規律，在認識中還必須貫徹歷史方法和邏輯方法的統一。

(6)科研方法論問題層次分析法答案擴展閱讀：

方法論在不同層次上有哲學方法論、一般科學方法論、具體科學方法論之分。科學方法論，包括培根闡述的實驗方法與歸納邏輯、笛卡兒論述的數學方法與演繹邏輯，以及貝塔郎菲的一般系統論方法與中國曾邦哲的系統邏輯《結構論》。

關於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探索實現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相一致的最一般的方法理論是哲學方法論；研究各門具體學科，帶有一定普遍意義，適用於許多有關領域的方法理論是一般科學方法論；研究某一具體學科，涉及某一具體領域的方法理論是具體科學方法論。

三者之間的關系是互相依存、互相影響、互相補充的對立統一關系；而哲學方法論在一定意義上說帶有決定性作用，它是各門科學方法論的概括和總結，是最一般的方法論，對一般科學方法論、具體科學方法論有著指導意義。

Ⅶ 科學方法論的要素

一、科學的理論不是由一個個具體的案例或實驗就可以確定的。一個科學的理論是一個概率的理論，它只能說明在大概率情況下對未來的預測，這意味著它是經過多次檢驗，甚至是許多年的實驗後由科學家們達成科學共識而確定下來的。（共識意味著，每個人的實驗結果都有細微的差別，但總的結論是相同的。）一個現實生活中鮮活的實例並不能推翻一個理論。

二、一個理論要具有可證偽性，即在證實這一理論時所採用的條件下可以證明結論是錯誤的。（綠色植物具有光合作用，如果在陽光充足，植物包含葉綠素的條件下，人們能夠證明植物沒有吸收二氧化碳、排放氧氣。那麼我們就能夠說，綠色植物具有光合作用這一結論是可以證偽的。與之相反的是，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它既不具有變數、條件，且研究的手法又是自省，比如：夢是人潛意識的一種表現，但潛意識本身就是一個不可證明、量化、定義的東西，沒有人能證明夢不是潛意識的一種表現，所以弗洛伊德的理論並不具有科學性，倒是可以跟哲學沾邊。）

三、一個新的理論既能解釋新的證據，又能解釋之前的證據，且具有學科關聯性，與其他學科是可以和平共處的，漸進整合。（愛因斯坦相對論的提出，並未否定了經典物理學，而是對經典物理學中不能解釋的一個領域作出他的解釋，是對經典物理學的一個補充發展。）

Ⅷ 舉例討論大學生科研方法論的途徑和意義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是要學習一種嚴謹的思維方式吧。畢竟方法什麼的畢竟還是受用面積不夠大，從中抽象提煉出的具有高度普適性的思維方式才是能讓人受用一生的東西。就像我們學做數學題，我們不可能只是單單掌握一道題就可以通過考試，而是要從中提取解決一類題型的通性通法，甚至從中抽象出一種可以面對所有試題的思維方式，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事半功倍的通過考試，取得高分。不然，死板的囿於題目，題海戰術就成了唯一選擇，可是這樣做的效率又有多高呢？

或者再說的直白點，現實點，學習科研方法論對大學生畢業論文的撰寫作用其實挺大的，如果你以後考研，讀博，最後從事科學研究，那作用更是大了去了。畢竟所謂科研方法論，就是將所有的科研方法有機的整合到一起，形成的一套指導科研工作者可以高效的進行科研活動的理論體系。換言之，一個完整的科學認識過程，往往要經歷感性認識、理性認識及其復歸到實踐等階段，而各個階段都有與各種具體內容的相對應的科學方法，而科研方法論，就是告訴科研工作者在什麼樣的階段應該靈活的使用哪種或哪些科研方法的指導理論。

而就算你直接工作，學習科研方法論，多掌握一種思維方式也是有利無害啊。你想想，多一種思維方式，看問題時就多出一種角度的理解，比起那些沒學的，你不就站到比他們還要高一層的層次了嗎？那這就意味著你可能快人一步啊。這難道不香？

沒有什麼東西學了是沒有用的，只是場合和時機未到而已，多學點沒啥壞處，尤其是這種蘊含完整思維方式體系的東西，要比單純的知識點用處要大得多。不知道何時，當你突然要用到它的時候，如果你學過，你就會眼前一亮，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到時候有你慶幸的了。

Ⅸ 科學方法論論文(急用

【內容提要】本文著重分析了科學方法論的五種困境：對歸納邏輯的反對、反對方法、當代科學方法論 家的自悖、元方法論的困境以及對評價規則的質疑，指出認清這些困境的目的在於尋求科學 哲 學更深層的理論變革和發展機遇。
【關鍵詞】標準的科學方法論/反歸納/逆歸納/自悖/元方法論標准/無合理性原則

【正文】
綜觀整個20世紀科學哲學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一方面，許多不斷涌現的新觀念和新理論 ，尤其是以波普爾的否證論、庫恩的範式理論為代表的一些科學方法論既為科學哲學本身帶 來 勃勃生機，同時又表現出強大的滲透力和影響力，成功地應用於數學、經濟學、管理學、社 會學、法理學、接受美學、語言學、歷史、政治、文化等研究領域，使這些研究展示出全新 的分析與境或視野；而另一方面，從整體上看，自20世紀80年代末，科學哲學卻開始走入低 谷，成就平平，反響一般，往日的輝煌似乎已不存在。科學哲學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蕭條的情 況？這已成為當今科學哲學家十分關注的論題之一。
在筆者看來，這種境況的原因，在於科學哲學在20世紀後期的發展中陷入了重重困境，一 時難以擺脫。然而，正是對這些困境的深入分析，有可能孕育科學哲學理論變革和發展的新 契機，就象19世紀末的物理學危機引發了20世紀初的物理學革命一樣。因此，目前關鍵的問 題 是，困境在哪裡？我們應如何認識這些困境？本文即意在對當代科學方法論的五種重要困境加 以討論，（註：鑒於學界對困境1、困境2、困境5的一些內容比較熟悉，在此僅對這三種困境只作簡要的 補充性說明。）以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科學家的信念不是武斷的信念，而是嘗試性的信念，它不依據權威，不依據直觀，而建 立在證據的基礎上。」[1]伯特蘭·羅素的這一精闢論斷道出了標準的科學方法論的核心所 在。作為一種科學方法論構想，標準的科學方法論，一是含有正統的意思，最符合人們思想 中科學方法的「本來面目」或經典模型；二是這種構想往往能把其它方法論吸引過來，並成 為這些方法論所仿效的對象。該標準的科學方法論堅持唯科學方法之用方顯科學本色，科學 方法是科學活動的標志，是科學合理性的保證。憑借科學方法，科學家的認識活動就可取得 成功。這里的科學方法是具有程式性或規范性的實證法，尤其是歸納推理，在科學發展與科 學 證明的過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這種標準的科學方法論（產生於20世紀初）擁有眾多的信奉者（包括像羅素在內的邏輯原子主義者、邏輯實證主義者、邏輯經驗主義者、一些科學家及社會科學家等），並統治了人們的思想近半個世紀，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才受到挑戰。許多的 方法論之爭都是針對這種標準的科學方法論而發的。
困境1：對歸納邏輯的反對與辯護
繼20世紀初「劍橋發明」（註：「劍橋發明」一詞是拉卡托斯用來指在經典的歸納主義之後發展起來的「或然性歸納邏輯」。它始於W.E.Johnson，後來C.D.Broad與J.M.Keynes出席Johnson舉辦的講座，並發展了他的思想。）之後，卡爾納普等邏輯經驗主義者進一步闡發歸納原理對科學方法的重要性。賴欣巴赫說：「這個原理決定科學理論的真理性。從科學中排除這個原理就等於剝奪了科學決定其理論的真偽的能力。顯然，沒有這個原理，科學就不再有權利將它的 理論和詩人的幻想的、任意的創作區別開來了。」[2]自20世紀初至50年代，他們建立的概 率主義歸納邏輯成為了眾多科學哲學家努力探究的核心。
對邏輯經驗主義的歸納邏輯，波普爾首先立足於他的否證哲學進行有力的批評，力圖重新 解決「休謨問題」（歸納問題）與「康德問題」（劃界問題）以及兩者之間的關系。按拉卡托斯 的看法，「波普爾的名聲就在於它對歸納法的批判」，但波普爾竟對什麼是歸納都從未明晰 地說明過，並且前期與後期哲學在歸納問題上很不一致。拉卡托斯認為，歸納邏輯的原始目 的是「從懷疑論中拯救科學知識」，存在著某種歸納原則或擬歸納原理可以把「實在論的形 而上學與方法論的評價、逼真性與確認性聯系起來」。[3]
自稱是反歸納隊伍中「一名上尉」的沃特金斯(J.W.Watkins)認為拉卡托斯的歸納進步觀站 不住腳，因為確認評價只報道過去業績，而逼真評價僅包含將來業績，我們無法從確認評價 推進到逼真評價。他拒絕所有的非演繹推理，認為一切非演繹推理都具有非轉化性。科學知 識可分為多個層次——層次0（感覺報告）、層次1（簡單陳述）、層次2（經驗概括）、層次3（精確的經驗規律）、層次4（科學理論），其中不存在任何合法的從低級層次到較高層次的「歸納 上升」。但從層次0到層次1將包含一個「跳躍」。艾耶爾曾提出，這種「跳躍」可由某種非 歸納性的並能為人們接受的推理來實現。沃特金斯把艾耶爾的這種推理稱為「某種擬歸納推 理」[4]，並認為波普爾令人遺憾地走向「徹底的」或極端的懷疑論[5]。對於歸納問題，沃 特金斯試圖提供一種實用主義的解決方案，並宣稱這種方案要比他在《科學與懷疑論》中提 出的論點更為簡單和更好。[6]
為擺脫歸納邏輯的困境，(1)赫斯(Mary Hesse)、亨迪卡(Jaakko Hintikka)等自20世紀80 年代對卡爾納普傳統進行修正和完善，赫斯提倡以枚舉邏輯作為科學推理最基本的形式，用 它來重新闡釋其它形式的歸納邏輯（如科恩的消去式歸納邏輯）。她堅持一種比卡爾納普允許 更多隨條件變化的並處於有限形式中的歸納邏輯，「歸納的核心在於它是一種對綜合性理論 系統的研究沒有保證獲得實用主義知識的最佳途徑。」[7](2)科恩(Jonathan Cohen)提出了 非概率主義歸納邏輯。他認為，許多科學哲學家只注意培根歸納的方法論意義，卻忽視了它 的邏輯方面——證據的性質及命題之間歸納支持的邏輯關系，他力圖用一種成熟的現代邏輯 形式重建培根的歸納。這種新培根式歸納邏輯包含了兩個主要因素：(A)相關變數的方法， 該方法表明歸納支持因不同的證據而有不同的等級；(B)一般模態邏輯，「它可以達到對非 外延性的多個等級的形式化」，[8]因為二值等級形式捕獲不到非外延性的豐富性和多樣性 。這種模態邏輯可把歸納支持的等級表示為通向「近律性」(Legisimilitude)的階梯。
赫斯、科恩等人還試圖為歸納邏輯提供廣泛的成功應用，如科恩出色地將自己的新歸納論 應用到如醫學、心理學等一些領域中去，並得出結論：非標准形式的歸納推理也具有與其它 歸納相同的結構([8],P.26)。
對上述爭論，牛頓-史密斯(W.H.Newton-Smith)指出：「完全拋棄歸納的波普爾與勉強使用 歸納的拉卡托斯都不能建立起他們各自的方法論與科學目的之間的紐帶」[9]，在波普爾的 體系中存在著一種否證法與逼真性之間的二難困境。牛頓-史密斯著重闡述了包含「在最終 檢驗中所需要的其它特殊因素」的「元歸納」(meta-inction)觀。([9],pp.224～225)
困境2：反對方法和方法論危機
科學歷史主義的興起促成了這樣一種新觀念：科學哲學家必須正確對待科學的歷史。這種 觀念挑戰了20世紀60年代以前兩個最有影響的方法論鋼領（即歸納主義和波普爾綱領）。庫恩 本人雖然提出幾種評價標准（精確性、簡單性及有效性等），但他把這些標准「比喻為像『深 思熟慮而後行』之類簡單而無用的格言」[10]，在相互競爭的理論之間的選擇取決於主觀因 素與客觀因素的混合，取決於共同標准和個人標準的混合。
費耶阿本德質疑以往的科學方法研究在實際科學中的可行性，認為探求一種指導科學家從 事理論選擇的規則系統的努力雖然具有悠久的傳統，但卻是失敗的。他展示了一幅比庫恩更 為激進的圖景：(1)「逆歸納」，他認為邏輯經驗論的「證明」式歸納與波普的「證偽」式 歸納是歸納這一枚硬幣的兩面，提出了「逆歸納」(counter-inction)的概念，其中count er-意指在與歸納相對立的方向上行進，在此歸納僅是一個參照物而已。「我們可以通過逆 歸 納法來推進科學」，這就要求我們做兩件事：一是提出與公認的並得到高度確證的理論不一 致的新理論（註：標準的科學方法論堅持，新假說必須與公認的理論相一致。費耶阿本德反對這種一致性條件，譬如牛頓萬有引力定律與伽利略自由落體定律並不一致：重力加速度對前者來說是一個變數，而對後者則是常數。一個科學家要想使自己的觀點包含更多的經驗內容，就必須引進其它的理論觀點，採取理論多元論的立場。），反駁一個理論的證據往往不是藉助於事實，而在於提出新理論。理論的進步 並不是一個一致理論的系列，而是一個「日益增長的互不相容的各種可取理論的海洋」。他 認為，專家和外行業余愛好者、誠實者與說謊者一起參與爭論會促進科學的進步和文化的繁 榮。二是提出與充分確鑿的事實不一致的假說。一個理論所以與證據相沖突，不是因為它不 正確，而是因為證據被污染。要批判這種證據就應當發明一種新的觀念體系。「第一步跨出 這一循環，或者創造一種新的概念體系，如一個新理論，它與極小心確立的觀察結果相沖突 ，並挫敗了最合情合理的理論原則，或從科學之外，從宗教、從神話、從不勝任者的思想， 或從瘋子的思想漫遊中引入這樣一個體系。這一步又是逆歸納的，可見，逆歸納既是一個事 實——離開它科學不能生存，又是科學游戲中一種合法的且又非常需要的行動。」[11](2) 說服人的技巧。庫恩曾以「常規科學」意指知識發展中平穩的和邏輯的間歇。費耶阿本德則 乾脆否定這種「常規科學」的存在，認為科學決定的作出、理論的接受是一種說服人的事情 ，包括理論支持者的威望、年齡、及參與爭論的技巧等（註：在費耶阿本德看來，伽利略的成功並不在於他的觀察和實驗(在《恆星的使者》中對月球的描述自相矛盾，用望遠鏡觀察月球的演示是失敗的)，而在於他宣傳自己學說的技巧，他說：「伽利略這個善於耍滑頭的人比起我們通常對這位肅然起敬的、執著的『真理探索者』來說是一個遠為有趣的人物」。([11]，p.68)）。因此，費耶阿本德的反對方法實際上是反對科學方法的唯一合法性，並不是取消方法。他堅持各種方法平等的多元方法論。
此外，奎因、普特南、羅蒂、哈金(I.Hacking)等人根據各自的理由堅持，人們所能做的只 不過是描述自然科學家所使用的方法，他們認為，根本不存在容許我們去發掘具有規范性特 征的方法論的餘地。在這一系列質疑之下，標準的科學方法淪陷於危機。
困境3：當代科學方法論家的自悖
科學方法論危機「令人沮喪，但要取消方法論還為時早了點」[12]，科學方法論者們試圖 拯救和重建科學方法論，但結果處於自悖的困境中，這里僅以其中三位為例來說明（參見[19 ]，pp.344-351）。
1.拉卡托斯的自悖
拉卡托斯(A) 拉卡托斯力勸科學家作出新穎的預見：如果預見正確，就認為你的理論是進 步的；如果錯誤，就進行拯救理論硬核的活動；如果不能作出長時間跨度的任何成功預見， 那麼你的研究綱領是退化的，應當拋棄。如何知道哪一種方法論是進步的呢？拉卡托斯認為 ，一種方法論應說明「偉大科學家的價值判斷」，而要滿足這種說明就必須對方法論作出某 種合理的重建。他指出：「在撰寫一種歷史性案例研究時，一個人應採用下列程序(1)給出 一種理性重建，(2)盡力將這種合理性重建與實際歷史相比較，並批判缺乏歷史性的合理性 重建及缺少合理性的實際歷史。」[13]人們不必關心特殊反常的價值判斷，拉卡托斯更「強 調科學研究綱領與方法論研究綱領之間深遠的類比，並且強調像『經驗陳述』可被推翻一樣 ，規范的『基礎論斷』也可被方法論推翻。」[14]即通過規范的方法論來重建科學史，以便 使科學史盡可能合乎理性的目的。這里，拉卡托斯強調的是方法論的規范性、重要性和優先 性。
拉卡托斯(B) 拉卡托斯曾對波普爾的試錯法不屑一顧，但他對研究觀領中硬核的解釋卻是 「實際上硬核並不是一出現就是全副武裝的……它通過長期的預備性的試錯過程而緩慢地發 展。」([13]，p.26)這樣，我們如何通過襁褓中的硬核來確立研究綱領的存在？如何理解硬 核的無 錯的硬性？又如何通過硬核來形成對其它因素或成分的規范力量？對於一個研究綱領 比另一個研究綱領更進步的情形，拉卡托斯認為我們無法接受其中一個研究綱領，進步並不 意味 著 接受；相應地，我們無法憑借方法論來得知科學家接受或拋棄哪個理論，因此拉卡托斯的方 法論已失去了它的規范能力。
2.勞丹的自悖
勞丹(A) 在《進步及其問題》(1977)中，拉里·勞丹提出了與吉爾(A)不同的觀點。當在 闡明歷史與方法論的相互關系時，勞丹採取了一種直覺主義的方式：「(1)到了譬如1800年 ，接受牛頓力學、拒斥亞里士多德力學是合理的；……(6)在1925年之後接受廣義相對論是 合理的；……我將要主張的是存在著一組廣泛的人們所堅持並相似於上述情形的規范判 斷，這組判斷構成了我將稱之為我們偏愛的關於科學合理性的前分析直覺(PI)。我們關於這 類情形的直覺可用作評價不同的規范的合理性模型的試金石。」在勞丹那裡，這種前分析知 覺的標準是固定不變的，它成為方法論的一種根基。
勞丹(B) 前分析直覺本身畢竟是變化的，受制於一些歷史條件。勞丹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 開始拋棄他的前分析直覺標准，宣稱我們必須完全擺脫對直覺的任何依賴；而致力於建構一 種聯結規范性與描述性的規范自然主義(normative naturalism)。
3.吉爾的自悖
吉爾(A) 自20世紀60年代歷史學派興起以來，標準的科學方法論在衰退，但仍有其忠實的 鬥士。吉爾就是突出的一位。他堅持科學的哲學與科學史之間的關系不是緊密的，而是一種 基 於利害關系的結合(a marriage of convenience)。他提出了許多反對科學哲學與科學史密 切相連的觀點，譬如，他認為循環性問題對理論選擇標準的任何歷史途徑而言都帶有尖銳 的挑戰性。他說：「設想……歷史對理論的理性選擇提供經驗證據。在這一情形中，這一說 明本身就是一種經驗的結論，或廣泛地說是一種理論。但要在歷史證據的基礎上選擇一種關 於理論選擇的理論，一個人就必須總是具有某些理論選擇的標准。」[15]這里，吉爾堅持從 歷史中獲取准則就是用未經證明的假定來論證，結果只能導致一種惡性循環。
吉爾(B) 進入20世紀80年代，自然主義激流勇進，吉爾也情不自禁地加入其中。起初作為 歷史反對者的吉爾現在卻是歷史的一位知心朋友。吉爾在《走向一種統一的科學理論》(198 4)一文中明確指出，方法論與歷史之間的關系「就是理論模型與經驗證據之間的這種標准關 系」[16]。按吉爾的自然主義，科學對經驗世界建構理論，哲學則對科學世界進行理論化。 這兩種理論化遵從相同的方式，都具有歷史性的特徵。
對上述的自悖，科學哲學家大多採取了批評的態度。拉卡托斯在(A)中對歷史的理性重建無 疑受到許多科學歷史主義者的反對，如霍爾頓(Gerald Holton)認為拉卡托斯的這種觀點令 人難以接受。庫恩則稱這種觀點「一點也不是歷史，而是製作實例的哲學。」而拉卡托斯在 (B)中對方法論規范能力的取消無疑是較(A)更加遠離科學方法論。
羅伯特·布朗(Robert Brown)認為，勞丹、吉爾提出的自然主義經不起推敲，因為自然不 會欺騙，不會犯錯誤。而科學家卻不然，他完全可能這么做。再如，引力理論不允許一個真 實的逆實例的存在，但在合理性的正確理論之下卻可以存在大量不合理行為，正如在我們 正 確的道德信念（即謀殺是錯的）之下仍存在著謀殺者的謀殺活動一樣。吉爾從(A)到(B)的轉變 表明他從對科學方法論的堅持變為對歷史因素的側重。與吉爾相反，勞丹從(A)到(B)的轉變 則說明他進一步疏遠歷史而親近（方法論的）規范性。
困境4：元方法論層次上的困境與無合理性原則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科學方法論的重心開始向元方法論轉移。
什麼有資格構成科學方法的標准？這一問題是促成科學方法論重心轉移的核心問題之一。西 格爾認為，要為科學方法尋求一種確定的唯一程序是錯誤的，不存在確保科學合理性的程序 ，而只有對證據的承諾。[17]多數當代科學方法論者對元方法論研究的必要性確信無疑。但 出人意料的是，勞丹否定元方法論存在的價值。他認為，歷史主義學派的元方法論是，對一 種科學方法的評價要依據它在多大程度上能把過去科學家的選擇再現為合理的，而這種元方 法論沒有正確對待這樣的事實：科學家的目的和背景信念都因人而異，尤其在不同於我們的 科學時期時就更是如此。如果科學家的目的在某些重大方面隨時間發生變化，我們就沒有理 由 希望用我們的方法去衍涵關於具有不同目的的活動者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的任何東西。無論 合理性是什麼，它都具有特定的活動者與特定與境。勞丹認為，元方法論就是方法論的認識 論，它如果存在則不應視為絕對命令，而應看作假言命令，我們在競爭的方法論中進行選擇 的方式與我們在競爭的經驗理論中選擇的方式完全相同。因此，我們不需要關於方法論的一 種 特殊認識論。([12]，pp.19-31)勞丹雖然宣稱否定元方法論，但事實上仍建立了自己的元方 法論（註：對此許多科學哲學家都給予了肯定。西格爾(1990)、沃勒爾(1988)、多普爾特(Gerald Dopplet)(1990)、列普林(J.Leplin)(1990)等對勞丹的元方法論作出了各自的評論。）。勞丹建立的網狀模型理論本身就是對一種元方法論理論的建構，並引起了元方法論 層次上的一系列爭論。沃勒爾尖銳地指出，勞丹的網狀模型不可避免地導致一種二難困境： 「或者存在著一個方法論原則的不變的核心M[*]，或者一切都是變動的。有這樣的一介M[*] ，網狀模型則是舊的塔式模型的一種精緻論述或注釋性變換；若沒有這樣一個M[*]，該模型 陷入相對主義。無論那一種方式，勞丹的『第三』選擇都作為一種獨立的、具有競爭性的立 場而被排除。」[18]
羅伯特·布朗認為元方法論至少包含兩方面的內容：「(1)公正地對待歷史，(2)公正地對 待概念性東西。」[19]他認為，勞丹與拉卡托斯的科學哲學都試圖對(1)給出必要而充分的 條件；加伯(D.Garber)及其他先驗的方法論者集中於(2)。他們都是片面的。基於科學的實 際 歷史，布朗提出了如下的一種規范的元方法論標准(R)：「若(其他方面都相等)某方法論使 其理論性重建與規范性重建符合最多的科學史片段，同時與相關的獨立的社會理論相諧調， 那麼該方法論是最好的。」([19]，p.355)
布朗認為，上述標准作為評價相互競爭的方法論提供了一種元標准。這種標准具有許多值 得我們贊賞的優點：首先，這一元標准體現了這樣一種精神，即科學史必須在某種意義上被 認為是理性的。該標准使科學史中的合理性擴大到最大的程度。其次，布朗宣稱該標准(R) 克服了勞丹的前直覺觀點的所有弱點，如，非比較性、基礎主義、對直覺的依賴性、歷史在 檢驗中的無地位性。第三，這種元標准在形式上相似於寬容性原則(principle of charity) 。寬容性原則試圖最大程度地擴大真理性，而(R)則試圖最大程度地擴大合理性。第四，這 種 元標准被一種無合理性原則所支持。
無合理性原則(arationality principle)是一種類似於寬容性原則的方法論原則，即從人 類活動的可能選擇性解釋中選擇一個更好的解釋。無合理性原則主要有兩層含義：第一層是 當面臨在一項活動的合理解釋與其它解釋（如心理學與社會學說明）之間進行選擇時，我們應 選擇合理性的解釋。好的解釋就是一種活動原因，是一種好的理由，譬如，對為何愛因斯坦 在1905年拋棄牛頓的理論，我們有兩種相互競爭的解釋：一是認為愛因斯坦這樣做是因為他 的狹義相對論更好的符合有效的證據；二是認為愛因斯坦拋棄牛頓理論是因為他要反叛他的 前 輩，並推翻其最基本的概念，即父子之間、代代之間沖突的情景。對這兩種解釋，無合理 性原則告訴我們應選擇理性的那一種，即愛因斯坦依據第一種理由去活動。第二層，無合理 性原則並非堅持惟有心理——社會因素在起作用，而是說人們通常對一定活動找不到理性的 解釋，在這樣的情形下就必須訴諸於心理——社會（或其它「外在的」）的原因。
在布朗看來，元標准(R)與無合理性原則都試圖最大程度地增大合理性，這是兩者的共同之 處。因此，元標准(R)可以從無合理性那裡得到支持。但兩者又不能完全等同；元標准(R)是 一 種在相互競爭的方法論之間進行選擇的標准，無合理性原則卻假設了一種特定的合理性。
困境5：質疑「評價規則的恆定性論題」
就像弗雷格等人建立演繹邏輯的有效不變的通則一樣，20世紀初卡爾納普等邏輯經驗主義 者及迪昂、鼓加勒等法國約定論者都極力尋求歸納邏輯的不變原理或統治科學理論評價的恆 定規則。這種規則不包含任何容易引起爭論的關於世界本體的形而上學假設，同時又必須是 普遍存在的、抽象的、理論性的。無論是歸納推理還是演繹推理，都可能有時是無效的，科 學評價有時也是錯誤的，甚至某種不正確的評價可能貫穿於整個歷史過程之中。但這些無效 的推理過程卻不能危及到推理規則本身的合理性，同樣這些不正確的評價過程也不能危及評 價規則的正確性。評價理論的方法論規則是先驗的，並不因經驗的不同、過程的不同、時間 的推移而發生變化。這就是在標準的科學方法論構架之下的理論評價規則的恆定性論題。
針對這一恆定性論題，亨普爾(C.Hempel)提出質疑。他認為，某些方法論規則在時間上是 相對的。譬如，正如已擯棄宇稱守恆定理一樣，我們也應拋棄麥克斯韋關於時空定位缺少因 果效用的原理，這些准則及其時間相對性取決於我們的世界觀。亨普爾得出結論：「必須拋 棄合理性理論選擇的一切標准都無時間的觀念。」[20]勞丹在《科學與假設》(1981)中通過 追溯假說方法的歷史演進，批評了科學方法永恆不變性觀念，他既堅持科學方法的共時性， 又堅持科學方法的歷時性（即可變性、歷史性）。
綜上所述，上述科學方法論的五種困境都在各自不同的層面或在不同的理論進程中與科學 合理性的「二難困境」[23]發生著某種關聯。譬如，困境1是科學合理性的「二難困境」呈 現的必要前奏，困境5則是這種「二難困境」在科學的理論規則與歷史之間關繫上的一種反 映，沒有困境1和困境5的出現就沒有科學合理性對歷史因素的內在要求；而困境2、困境3、困境4都是這種科學合理性的「二難困境」在科學的理論與實踐之間、內在邏輯與歷史之間 關系（不諧調的、矛盾的）上的一種體現。以上概述的五種困境僅僅是對科學哲學困境的初步 探討，有待於更為深入的研究。
論點摘編
科學的「真」與生活的智慧/柳延延/《中國社會科學》/2002.1
以西方現代理性精神為基礎的科學技術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福祉，尤其是發展到20世紀，這 已成為深刻影響人類生活的全球性現象。這表明，西方自啟蒙運動以來確立的現代理性主義 思想方式，向人類敞開了對人類生存極具意義的一個方面，即科學的「真」是人類能夠更好 地生活於世的基本保證，體現出可貴的生活智慧。但是，科學的「真」並不等於生活的全部 智慧，它雖然給人類帶來了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卻不能為人類提供這種生活何以值得過下 去的理由。從這一意義上說，啟蒙運動的任務尚未完成。今天人類面臨的困境表明，一方面 ，科學技術已不可抗拒、無可避免地成為人類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啟蒙之光的核心也有 一片黑暗，當代文化批判的重要任務就是不懈地揭示這片黑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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