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特林研究方法

⑴ 批判學派的形成過程

傳播學批判學派，主要集中在歐洲，所以有「歐洲批判學派」之說，這是由於批判學派的思想來源，主要在西歐。第一次兩個學派（這只是從現在使用這兩個概念的意義上）的沖突，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流亡美國的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一些學者，通過論證意識形態霸權的美國形式——大眾文化，開始與萌芽時期的經驗主義傳播學對立。這些受到法西斯迫害而來到美國的學者，其哲學思辯的傳統與美國社會科學中反思辯的傾向發生沖突。出於對本土法西斯統治的憎恨，以及學術傳統的延續性，他們較多地注意到美國與納粹德國的聯系和相似性，美國給他們提供了一種不盡相同的研究題材和契機。對法西斯的批判並沒有導致簡單地認同美國文化，他們認為這都是權威主義，只是形式不同，美國不是用恐怖和高壓統治，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大眾傳媒為途徑的大眾文化，來實現「權威主義」。所以他們傾向於使用批判的、較為極端的詞句來談論美國的大眾社會和大眾傳播媒介。
他們大多在美國主流文化中影響不大，其中一些人後來回到歐洲（例如阿多諾，Adorno,T.）。但是他們在美國還是培養或影響了一批新的批判學派學者，使得連續出現關於美國媒介文化研究的著作，主要討論大眾傳播的「內容」在社會文化意義上的「效果」，進而對整個社會結構的影響。他們認為，當今娛樂與新聞已經不可分離，特別在電視中，只有娛樂節目才能使新聞得到銷售。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早期的例如C.米爾斯（Mills,代表作《權力精英》The Power Elite,1956）、B.羅森伯格（Rosenberg）、D.布爾斯廷（Boorstin）等等。他們注重大眾傳播的「內容」對「效果」問題的研究，通過批判性的考察傳播效果而闡述了媒介如何發生作用，如何影響受眾的思想。 70～80年代從各方面審視傳播現象的批判學派代表中，較為激進的如J.阿特休爾的《權力的媒介》，而最為「激進」的是H.席勒（Schiller）的一系列著作，他提出了媒介帝國主義理論，代表作是《大眾傳播和美國帝國》，其他著作還有《思想管理者》（1973）、《傳播與文化霸權》（1976）等。其他批判學派的代表人物還有H.甘斯（Gans，代表作《什麼在決定新聞》Deciding What's News,1979）、J.凱里（Garey）、T.吉特林（Gitlin）、M.里爾（Real）、L.格羅斯堡（Grossberg）等等。
60年代，加拿大學者麥克盧漢（McLuhan,M）從媒介技術和文化角度提出一系列新的觀點。如果從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他不同於美國的經驗主義學派，但與批判學派的觀點差距也很大。批判學派是從大眾媒介的內容及其控制對於整個社會的影響，著手進行研究的；麥氏是從大眾媒介工具本身、尤其是廣播電視等電子傳播工具對人的認識及人類的社會作用，著手進行研究的。 就研究方法而言，早在40年代L.林德就對經驗主義的研究偏向提出了問題：「堅持它的人通常將自己置於現行的體制之中，暫時接受它的價值和目標，從事收集數據和描述趨勢這些工作……時間是漫長的、數據總是不會完整，形勢不斷在變化，當『客觀的』分析家在情況中發現更多的應記錄東西時，他就會被更深地拉進假設的網路中，從這種假設出發，他正在研究的體制假裝在運轉。」（殷曉蓉，1999：29）當經驗主義傳播學深入證明一些假設的時候，例如色情和暴力的電視鏡頭是否會對青少年造成不良影響這樣的研究項目，批判學派的觀點不在於證明是或否，而認為即使數據證明無害也無意義，因為這是要靠價值觀來解決的。數據在這里無能為力，科學的數據只能客觀地發現存在什麼，但不能表示應該存在什麼。
歐洲批判學派的理論、理論來源和代表人物歐洲學者的研究涉及到大眾傳播的，有一部分是專門研究大眾傳播的學者，例如英國的R.威廉斯（Williams，著有《傳播學》）、S.豪（Hall，著有《制碼/解碼》Encoding/Decoding）、N.加恩哈姆（Garnham，發表過論文《關於大眾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貢獻》For a Contribu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等。另一部分人不是專門研究大眾傳播媒介的，而主要是研究社會學、符號學、政治經濟學、文化學、社會心理學、政治學、文藝理論等等方面的。他們較少同美國的經驗主義傳播學觀點直接對立，各研究各的，但是若分析各自的觀點，從研究方法、切入的視角到結論，差異確實較大。例如J.哈貝馬斯（Habermas，著有多卷本《交往行動理論》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M.福柯（Foucault）、P.布爾迪厄（Bourdieu，著有《關於電視》Sur la Television）、R.巴爾特（Barthes，著有《神話——大眾文化詮釋》Mythologies）、T.凡迪克（Van Dijk，著有《作為話語的新聞》News as Discourse）等等。他們的著作自成體系，相當艱深，從不同視角對當代傳媒的權力體系和大眾文化的商業化傾向進行了分析性的批判。如果一定要再劃分一下，可以有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英國的政治經濟學派和文化學派、法國的結構主義和符號學、地中海沿岸學派等等，但是界線劃分得並不十分清晰。

⑵ 批判學派的主要代表作

世界各地以批判的或非經驗主義的方法對大眾傳播進行研究的著作有不少，舉例如下：
——英國學者默利（Morley,D）的《電視、受眾和文化研究》（Television,Audiences and Cultural Studies,1992），作為文化學派的研究者，他對電視觀眾構築過程進行了研究；
——以色列學者戴岩（Daniel,D）、凱茨（Katz,E）的《媒介事件：歷史的實況轉播》（Media Events: 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1992），他們以文化批判的取向，對電視同步轉播的文化構成進行了研究；
——澳大利亞學者費斯科（Fiske,J）的《理解流行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1989），對流行文化進行了本文分析和意識形態解讀；
——美國學者巴格迪肯（Bagdikian,B)的《媒介壟斷》（The Media Monopoly,1992），對各種控制媒介的隱蔽權力進行了揭露和分析；
——美國學者吉特林（Gitilin,T）的《內在的黃金時段》（Inside Prime Time,1994），對媒介生產、傳播過程中權力關系的變化進行了研究；
——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媒介研究小組的《獲取信息：新聞、真理與權力》（Getting the Message: News,Truth and Power,1993），以本文分析和政治經濟學分析的方法，論證了媒介與權力的關系；
——英國學者戈丁（Golding,P）的《媒介的政治經濟學》（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edia,1997），從政治經濟學角度闡述了傳播產業中權力和意識形態的關系；
——以色列學者李伯斯（Liebes,T）和凱茨的《意義的外銷》（The Export of Meaming,1993），研究了人的文化積淀如何影響接受信息意義的構成問題；
——美國學者麥克馬內斯（McManus,J）的《市場駕馭新聞學》（Market Driven Journalism,1994），研究了市場機制在媒介生產過程中的體現；
——英國女學者莉文斯通（Livingstone,S）的《感受電視：受眾解讀心理學》（Making Sense of Television: the Psychology of Audience Interpretation,1990），採用解讀本文、構造意義的理論分析了電視觀眾的接受心理；
——美國女學者格雷厄姆（Graham,L.）的《在Subaru?Isuzu線上》（On the Line at SubaruIsuzu,1995），研究了組織傳播中的「團隊」，如何通過協調控制實現組織霸權，等等。
這些研究本身不一定是針對經驗主義傳播學的傳統的，但是從另外的研究視角平衡著傳播學研究的天平。

⑶ 高分急求跨文化理論的權威學者及其代表作，有文獻綜述更好！

跨文化傳播與跨文化傳播學
什麼是跨文化傳播？跨文化傳播指的是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個體、群體或組織之間進行的交流活動。對於不少讀者來者來說，跨文化傳播是依然一個非常陌生的詞語，不過實際上這是一個古老的話題。我國歷史上的絲綢之路、玄奘取經、鄭和下西洋等都是跨文化傳播的典範。在交通和通訊工具日新月異，世界經濟一體化趨勢日益明顯的今天，跨文化傳播對於我們來說不再是稀罕的事情。而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以及普及，人們足不出戶，便可以進行跨文化傳播了。在網際網路上，人們完全可以通過文字、聲音、圖像等形式與來自境內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聊天、游戲。如果說傳播是一種生活方式，跨文化傳播則是「地球村」中人們的一種生活方式。
隨著跨文化傳播活動的不斷增多，不少跨文化傳播的實踐者便開始關注這一現象。很早已前，佛教、基督教的宗教領袖，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古希臘劇作家索福克勒斯以及英國劇作家莎士比亞便注意到「說對方的語言，根據聽眾來調整傳播技巧」的重要性 (Sitaram & Cogdell, 1976, 第六頁) 。然而，系統地研究跨文化傳播活動第一人則是愛德華•霍爾，20世紀50年代，愛德華•霍爾在美國外派人員培訓學院（FSI）工作時第一次提出了「跨文化傳播」的概念。
什麼是跨文化傳播學呢？跨文化傳播學是由美國人類學家、跨文化研究學者愛德華•霍爾在20世紀50年代建立的一門學科，其英文表達為「Intercultrual Communication 或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我國也翻譯為「跨文化交際學」或者「跨文化交流學」。跨文化傳播學作為傳播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旨在研究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是如何進行交流以及研究如何提高跨文化交流技巧，跨越跨文化交流障礙的方法和途徑。跨文化傳播學是一門跨領域的學科，融合了人類學、文化學、心理學以及傳播學等領域的研究成果。跨文化傳播的主要理論見諸於有關文化差異（文化維度）的著作中，特別是吉爾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哈里• C. 特蘭狄斯（Harry C. Triandis）、方斯•特龍皮納爾斯（Fons Trompenaars）、沙龍•施瓦茲(ShalomSchwartz)及克里佛德•吉爾茲（Clifford Geertz）等人的著作中。目前，這些學者的相關理論已經廣泛地運用到傳播理論和傳播情景中，特別是商務、管理和市場營銷之中。
二、 美國跨文化傳播研究的時代背景及愛德華•霍爾其人
（一）美國跨文化傳播研究的時代背景
跨文化傳播學始創於美國並不是偶然的。我們知道，在發現新大陸之前，美國的土著居民是印第安人，後來各大洲的移民都相繼湧入美國，於是美國便逐漸成為一個移民大國，一個文化多元社會。在這個宗教、文化多元的社會中，白人占統治地位，印第安人、非洲、亞洲、拉丁美洲以及東歐的移民便自然處於被支配地位。於是，種族矛盾和文化沖突開始蔓延。
二戰使得不少歐洲的美國同盟變成了廢墟，為了冷戰的需要，為了跟蘇聯抗衡，美國推行馬歇爾計劃，大力扶植歐洲經濟發展，於是大量的專家、學者、企業員工被派往歐洲；同時，美國經濟並未受到二戰的太大影響，美國在政治和經濟上成為了一個超級大國繁榮，吸引著世界各地的留學生和移民。美國政府發現，許多由美國政府和企業外派的工作人員都因文化差異，無法適應派往國生活，最終無功而返。美國的外來移民及留學生中經歷著這種「文化震撼」的也大有人在。可以說美國20世紀50年代的外來移民、留學生、旅遊者劇增，外派工作人員不斷，多元文化社會的形成，客觀上需要一門嶄新的學科——跨文化傳播學來研究相關的跨文化沖突問題。
（二）愛德華•霍爾的生平
愛德華•霍爾正好處於這個時代，他的生活經歷和專業背景使他成為了承擔這一使命的人。愛德華•霍爾1914年5月16日出生於美國的密蘇里州，先後獲得人類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並從事過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博士後研究。1933－1937年曾經在美國西南部的納瓦霍和霍皮印第安村莊工作並研究，寫成自傳《三十年代的西部》。二戰期間，愛德華•霍爾曾經在歐洲和菲律賓服役，並在這些地方從事不同文化中的空間概念研究。20世紀50年代，愛德華•霍爾在美國美國政府部門的外派人員培訓學院（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任教，對外派出國人員進行跨文化技能培訓。期間，他提出了「高語境」和「低語境」文化，並撰寫了幾部非常暢銷的有關跨文化傳播的著作。

愛德華•霍爾生平和事業主要事件
時間 事件
1914年 出生於美國密蘇里州的Webster Groves
1918-1932年 在新墨西哥長大
1933-1937年 在美國西南部的納瓦霍和霍皮印第安村莊工作
1936年 獲丹佛大學人類學學士學位
1938年 獲亞利桑那州大學人類學碩士學位
1942年 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
1942-1945年 二戰其間，被派往歐洲和菲律賓服役
1946年 在哥倫比亞大學從事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博士後研究並在美國軍隊機關府特魯克島管理處從事研究
1946-1948年 任丹佛大學人類學系主席並從事丹佛的種族關系研究
1948-1950年 與Eric Fromm一起在佛蒙特州的本寧頓學院教書
1950-1955年 華盛頓特區外派人員培訓學院第四課程體系主任
1952-1956年 在華盛頓特區精神病治療學校任教
1955年 在《美洲科學》雜志中發表了發表《禮節人類學》一文
1959年 《無聲的語言》一書發表
1960-1963年 又在華盛頓特區精神病治療學校任教
1963-1967年 成為伊利諾斯州理工學院（芝加哥）人類學教授；由美國國立精神衛生研究院(NIMH)資助進行空間關系學和不同種族交往的研究
1966年 《隱藏的維度》一書發表
1967-1977年 成為西北大學人類學教授，直到退休
1976年 出席在日本東京國際基督教大學主辦的跨文化傳播會議
1976年 《超越文化》一書發表
1977年 在柏林國際傳播協議會議上宣讀了一篇論文
1977至今 退休後居住在新墨西哥的聖達菲；偶爾在國際跨文化教育、訓練與研究協會（SIETAR）的會議中及暑期跨文化傳播學院講學；在新墨西哥大學任教
1983年 《生活的舞蹈——時間的另一個維度》一書發表
1983年 《隱性差異：國際傳播研究》一書發表
1987年 《隱性差異：與日本人做生意》一書發表
1990年 《理解文化差異：德國人、法國人和美國人》一書發表

（三）愛德華•霍爾的跨文化經歷和專業背景
前面我們提到，跨文化傳播學是一門跨領域的學科，融合了人類學、文化學、心理學以及傳播學等領域的研究成果。愛德華•霍爾能夠開創跨文化傳播這一嶄新的學術領域與他的生活經歷和專業背景是分不開的。
愛德華•霍爾是個土生土長的美國白人，自己所屬「文化身份」是來自北歐的美國白人文化。從在他的生活經歷中可以發現，他前後跟印第安文化、非洲文化和菲律賓文化有過較深的接觸。這些經歷使得他對各種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和好奇，也為他從事跨文化研究積累的第一手資料。
愛德華•霍爾四歲時，舉家搬遷到El Paso（在美國和墨西哥交界處，屬於德克薩斯州），家裡僱傭了一位來自Juarez（德克薩斯州的一個鎮）的保姆，後來他們又搬遷回了聖路易絲。到了這里，保姆和她的兩個女兒便不能適應新的生活環境。五歲時，霍爾和一群西班牙小孩同在一個幼兒園，後來在法國也住過一段時間。可以說霍爾從小就生活在一個多元文化的環境里。「我小時候經常碰到這類事情。我對此非常感興趣。」
1933－1937年，霍爾在美國西南部的納瓦霍和霍皮印第安村莊工作。他的工作主要是用金錢來激勵當地的印第安人修建大壩，以便改善那裡的生存環境，提高印第安人的生活水平。與印第安人交往了一段時間後，霍爾已經有了一定的文化敏感，「我在保留地的時候，常常考慮如何才能跟瓦霍人和霍皮人共事，在這里我發現他們完全不同。要把我的思維方式強加給他們根本就不管用。」 這段期間的接觸讓霍爾知曉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問題之一：跨文化關系的第一手資料及其復雜性。」 (Hall, 1992, 第76頁)
1942-1945年，二戰期間，霍爾被派往歐洲和菲律賓服役，期間領導了一個非裔美籍士兵組成的軍團。他認為自己的領導工作非常具有創造性，「我非常自己的工作具有創造性，因為我和黑人士兵一道工作。我非常尊敬他們，並且常設身處地的考慮他們的利益。」
霍爾的跨文化生活經歷使得他對跨文化傳播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注意到了跨文化傳播中的問題，獲得了跨文化傳播第一手的資料，從此對跨文化傳播獲得了感性認識；而真正引領他進行跨文化傳播研究的應該是受到的學術影響。霍爾先後獲得人類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並在哥倫比亞大學從事過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博士後研究，也曾在外派人員培訓學院中工作過。這些學習和研究使得他能接觸到相關方面的學者，最後形成了跨文化傳播這個概念。後來，霍爾把他受到的專業影響分成四個部分：(1) 文化人類學；(2) 語言學；(3) 動物行為學；(4) 弗羅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論。(Hall, 1992; Sorrells, 1998)
三、愛德華•霍爾對跨文化傳播研究的貢獻
施拉姆曾經用一個比喻來形容傳播學的建立。他說拉斯韋爾、勒溫、拉扎絲菲爾德、霍夫德都從各自的研究領域來到傳播學這片沙漠中的綠洲，當他們為傳播學領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後便像游牧民族一樣離開了這片綠洲，繼續其他領域的研究。施拉姆是傳播學的創始人，因為他來到這片沙漠中的綠洲後，跟其他游牧學者相反，他留下來了並建立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 (Rogers, 1994) 。
海默借用了施拉姆的比喻來描繪跨文化傳播學的建立。二戰後，來自人類學、心理學、傳播學、社會學和國際關系研究的學者，如馬格麗特•••米德，盧絲•••貝尼迪克特，格里果力•貝特森離開各自的研究領域，短暫地涉足這塊人類當時很陌生的領域：有關文化與人類互動關系的交叉領域。這些人後來都離開了，霍爾卻留下來了，在這塊文化與人類互動的交叉領域安家，並把這塊領域叫做 「跨文化傳播學」。
霍爾首先提出了跨文化傳播的相關概念。到20世紀50年代，霍爾的跨文化生活和工作經歷已經讓他產生了「跨文化」 這一概念，在外派人員培訓學院進行跨文化技能培訓教學工作期間，他就提出了「高語境文化」（high context culture）和「低語境文化」 （low context culture）概念，他把這些思想進行了梳理後於1959年出版的《無聲的語言》一書。該書已經包含了我們理解文化和傳播的基本問題，如「什麼是文化」 ，「文化就是傳播」，「時間會說話」 ，「空間會說話」 。霍爾非常重視非言語傳播問題，該書花了將近20%的篇章來討論這個問題。這本書獲得了巨大的成功，1961-1969年間便發行了505000冊，還被眾多著作、雜志和其他出版物轉摘，前後被翻譯成6種文字。 ( Masao Kunihiro )可以說該書的出版標志著跨文化傳播學這一學科的誕生。在霍爾的努力耕耘下，一個嶄新的研究領域——跨文化傳播學誕生了，霍爾成為了跨文化傳播學的創立者。
自跨文化傳播學創建以後，這門學科獲得了較大的發展，美國不少大學的傳播學院（系）相繼開設了跨文化傳播學課程，我國外語教學、國際關系等涉外專業中也開設了跨文化交際課程。1970年，國際傳播協會中還下設了跨文化傳播分會；1972年，第一屆跨文化傳播學國際會議在日本東京舉行； 1974年，國際跨文化教育、訓練與研究協會（SIETAR）在美國馬里蘭州正式宣布成立；1998年國際跨文化傳播學會成立。跨文化方面的著作、雜志也相繼出版，如《跨文化傳播讀本》（Larry A. Samovar and Richard E. Porter ，1972年）、《跨文化傳播學》（L.S. Harms ，1973年）、《跨文化傳播學入門》（John C. Condon and Fathi Yousef，1975年）。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美國的不少大學都開設了傳播學課程。從大量的跨文化傳播著作和文章來看，霍爾依然在該學科保持著巨大的影響力，他的著作的引用率依然最高。
我國學者大概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注意到跨文化傳播學這一領域，研究重點為外語教學與文化的關系。 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的北京外國語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等大學也相繼開設了傳播學課程，在我國有關跨文化傳播（交際）的著作和外文的影印和翻譯文本也相繼出版，如關世傑著的《跨文化交流學》，胡文仲著的《跨文化交際學概論》和《跨越文化的屏障——胡文仲比較文化論集》，郭鎮之主編的《全球化與文化間傳播》；Larry A. Samovar 和 Richard E. Porter合著的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A Reading的影印版本已經在我國發行，並被麻爭奇等譯翻譯並命名為《文化模式與傳播方式》。 1995年，我國還召開了第一屆跨文化交際研討會，會議成立了中國跨文化交際研究會，2005年5月舉辦了第六次會議。可以說，霍爾在文化和傳播之間拓展的這一領域已經跨越了太平洋，在我國不斷的影響日益擴大。

⑷ 什麼是哥倫比亞學派

學派簡介
經典文本，拒絕停滯不前，這句話尤其適用於哥倫比亞「學派」的經典著作。保羅·拉扎斯菲爾德及其助手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所做的開創性工作建立了所謂的「傳播研究」，同時也遭到強烈詬病。芝加哥學派抨擊哥倫比亞學派的「心理和實證主義偏見」，譴責其提出的「有限效果論」；法蘭克福學派拒絕承認受眾的好惡會影響人們對於文化工業的理解；英國文化研究則指出，通過詢問受眾如何「使用」媒介來界定媒介的功能是無稽之談。托德·吉特林更是對拉扎斯菲爾德的「主導範式」大加撻伐，認為該範式刻意貶低媒介的說服效果，無異於為媒介及其代理人開脫責任。
學派風格
可以確定的是：第一，哥倫比亞學派並不滿足於通過內容來推斷效果，而是開創性地建立起一整套考察受眾態度與行為的方法論；第二，哥倫比亞學派的大部分研究採用了抽樣調查法，自然也就冷落了民族志研究等質化分析法；第三，盡管大部分成果具有學術價值，但有不少項目的確接受了商業贊助；第四，無論他人是否接受，拉扎斯菲爾德的確提出了媒介在影響受眾觀念、態度和行為方面的效果是非常有限度。但同時，也必須承認，不少對哥倫比亞學派口誅筆伐的批評家自己或多或少地轉向了「接受」研究。換言之，這些人還是最終繼承了拉扎斯菲爾德學派的觀點，開始強調受眾釋碼過程的自主性。
哥倫比亞學派的媒介效果地圖范圍廣大，從反對種族仇視廣告到電視引入中東地區後產生的效應，幾乎包羅萬象；其思想與研究亦遠遠超過「即時效果」的范疇。另外，該學派的受眾研究也絕不僅止於觀察受眾「用」媒介做了什麼。事實上，從海外移居至美國的批判學者阿多諾、洛文塔爾以及克拉考爾在哥倫比亞均很受歡迎。泰瑪·利比斯，在重溫赫佐格對於肥皂劇聽眾的著名研究時即發現了哥倫比亞與法蘭克福學派之間的互動關系；同樣，西蒙森和韋曼在重讀拉扎斯菲爾德與莫頓的經典著述時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在他們看來，拉扎斯菲爾德於默頓的文著著重討論了媒介如何導致受眾的「服從」，如何發揮「地位賦予」功能，如何通過營造「虛假的專注」來迫使受眾從政治領域全面撤退（亦即媒介的「麻醉負功能」）。
研究領域
哥倫比亞學派從事過的課題種類繁多，從最早的廣播研究，到20年後對醫生如何採用新的考察。若無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組織框架，如此大規模的經驗調查是絕計無法完成的。在拉扎斯菲爾德的傳記作者看來，這位偉大的科學家最重要的創新莫過於設計了一整套用於社會調查的實驗室系統。早在維也納時，他即開始了這一項目，後又將其帶到美國，並漸次「輸出」至歐洲及各地。他領導下的應用社會學研究所廣泛涉獵各類議題，使後人得以清晰地見證「傳播科學研究」與「觀念及態度研究」如何在哥倫比亞茁壯成長。

⑸ 批判學派為什麼要舍棄大眾文化的提法而代之以文化工業這個術語

傳播學批判學派，主要集中在歐洲，所以有「歐洲批判學派」之說，這是由於批判學派的思想來源，主要在西歐。第一次兩個學派（這只是從現在使用這兩個概念的意義上）的沖突，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流亡美國的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一些學者，通過論證意識形態霸權的美國形式——大眾文化，開始與萌芽時期的經驗主義傳播學對立。這些受到法西斯迫害而來到美國的學者，其哲學思辯的傳統與美國社會科學中反思辯的傾向發生沖突。出於對本土法西斯統治的憎恨，以及學術傳統的延續性，他們較多地注意到美國與納粹德國的聯系和相似性，美國給他們提供了一種不盡相同的研究題材和契機。對法西斯的批判並沒有導致簡單地認同美國文化，他們認為這都是權威主義，只是形式不同，美國不是用恐怖和高壓統治，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大眾傳媒為途徑的大眾文化，來實現「權威主義」。所以他們傾向於使用批判的、較為極端的詞句來談論美國的大眾社會和大眾傳播媒介。
他們大多在美國主流文化中影響不大，其中一些人後來回到歐洲（例如阿多諾，Adorno,T.）。但是他們在美國還是培養或影響了一批新的批判學派學者，使得連續出現關於美國媒介文化研究的著作，主要討論大眾傳播的「內容」在社會文化意義上的「效果」，進而對整個社會結構的影響。他們認為，當今娛樂與新聞已經不可分離，特別在電視中，只有娛樂節目才能使新聞得到銷售。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早期的例如C.米爾斯（Mills,代表作《權力精英》The Power Elite,1956）、B.羅森伯格（Rosenberg）、D.布爾斯廷（Boorstin）等等。他們注重大眾傳播的「內容」對「效果」問題的研究，通過批判性的考察傳播效果而闡述了媒介如何發生作用，如何影響受眾的思想。
70～80年代
70～80年代從各方面審視傳播現象的批判學派代表中，較為激進的如J.阿特休爾的《權力的媒介》，而最為「激進」的是H.席勒（Schiller）的一系列著作，他提出了媒介帝國主義理論，代表作是《大眾傳播和美國帝國》，其他著作還有《思想管理者》（1973）、《傳播與文化霸權》（1976）等。其他批判學派的代表人物還有H.甘斯（Gans，代表作《什麼在決定新聞》Deciding What's News,1979）、J.凱里（Garey）、T.吉特林（Gitlin）、M.里爾（Real）、L.格羅斯堡（Grossberg）等等。
60年代，加拿大學者麥克盧漢（McLuhan,M）從媒介技術和文化角度提出一系列新的觀點。如果從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他不同於美國的經驗主義學派，但與批判學派的觀點差距也很大。批判學派是從大眾媒介的內容及其控制對於整個社會的影響，著手進行研究的；麥氏是從大眾媒介工具本身、尤其是廣播電視等電子傳播工具對人的認識及人類的社會作用，著手進行研究的。

⑹ 推薦一些做媒體的書

專家媒體隆重推薦《做新聞》一書「《做新聞》是一部關於新聞媒介研究的開拓性著作，既有深入的理性思考，又有可靠的實證支持，不僅豐富了我們關於大眾媒介的知識，而且加深了我們對現代美國文化的理解。」
劉易斯·科塞（Lewis A.Coser），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社會學傑出教授，美國當代著名社會學家，社會沖突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美國著名社會學家蓋伊。塔奇曼用『解釋社會學』的觀點，說明新聞是社會建構的產品，是新聞專業人員按照日常工作慣例完成的產品……《做新聞》的思想發人深省。」
查爾斯·惠特尼（D.Charles Whitney），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新聞系教授
「《做新聞》對新聞的社會建構問題進行了最為全面的論述。作者用民族方法學的研究方法闡述了新聞是現實的建構的命題，觀點明確、令人信服。」
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社會學教授
「《做新聞》對新聞的社會建構問題進行了富有遠見、入木三分的理論分析。作者能夠把實地考察跟哲學思考以及理論發展有機地結合起來，堪稱典範。對新聞研究人員來說，此書的觀點富有啟迪，不可不讀。」
查爾斯·兄·班茨（Charles R.Bantz），印第安納大學一普渡大學一印第安納坡利斯分校校長

⑺ 《文化人類學》的一個問題，如何評價傳播學派

人類的歷史非常悠久，現代科學研究表明，作為現代人的祖先的類人猿個體，已經大約在我們這個美麗的星球上生活了六百多萬年的歷史。在這一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人類在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並認識自我的過程中，創造了光輝的文化。但是研究人類文化的科學——文化人類學，卻只有短短一百年的時間。研究對象的如此古老與研究學科如此年輕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使人們對研究這門新興學科既充滿了誘惑、魅力，也充滿了未知和生機。
通過學習這門課程我知道了許多我不曾知道的。對人類的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這讓自己受益匪淺。文化就像空氣和水一樣彌漫於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人們每時每刻都在享受著前人創造的文化成果，同時人們也在不斷地創造著新的文化成果。我們人類的進步就是文化創造和發展的結果。然而，當我們每個人在享受著前人的文化成果時，我們卻沒有心思去思考，什麼是文化。這種現實在人類的發展進程的幾百萬年間，一直是如此。古人不必關心什麼是文化，是因為文化對他們來說，那是簡單的衣食住行，古人說：食色，性也，便是明證。因此，我們的文化學，直到最近幾百年裡才蹣跚著走上人類學術的舞台，就是因為當人們面對著形形色色的文化現象時，我們倒司空見慣，不以為然了。人類就是在這種不知不覺中，流逝了對自我發現的機會，又在不知不覺中長大，成熟，並最終睜開了智慧的眼睛審視自我。
通過學習我也知道了思考文化，思考人與人，人與動物，人與事，人與環境，人與歷史等的關系。也明白了文化不但決定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沒有一個人能夠超越文化而存在。文化決定了人與動物之間的關系。在這介弱肉強食的世界的文化之下，人既是世界的主宰，同時在某種條件下也可能成為被宰割的對象。人是環境的動物，正是環境塑造了人類。人類也是在改造著環境。如果說原始的文化是如何去適應環境，那麼，今天的文化就是如何去改造自然，並使環境和人類的文化和諧相處，長久共存。
——傳統決定著每一個人的行為規范、價值觀念和道德倫理。傳統是每一個文化類型存在的精華，沒有傳統文化，就等於失去了靈魂，將在現實中迷失自我。
——人類是歷史演化的產物，幾百萬年的發展進程，給人類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這使我們能夠審視自我，尋找我們的過去：我們過去的足跡，我們過去的生活。我們過去的存在，我們過去祖先的一句話，既是我們的文化。
——文化就是創造。人與動物的區別就在於人類能夠去創造我們的自己的東西，比如我們的文化。我們還能把它一一代地傳下去，並積累成我們的優良傳統和歷史。人類的發展就是我們的文化的發展和創造。沒有創造也就沒有文化的生命。文化停止了，我們的人類的發展也就喪失了，那麼我們就離自己的末日不遠了。
這只是我學習的一些淺見，也明白了一點而己。文化人類學是當今人類學中最具影響力的學科，是人類學的分支。它關繫到我們的家庭、婚姻、生活、教育等。文化在被創造之後，它不僅為人類服務，同時，由於它所具的獨特方式和個性，它的作用也是很不一般的。 傳播學批判學派是20世紀60年代以後在西歐一些國家形成的傳播學研究學派。批判學派受德國法蘭克福學派影響較大，對現存的資本主義傳播制度持批判立場。批判學派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學者群體，其內部又分為各種流派。批判學派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美國傳播研究的缺點，而且能從另一個角度對復雜的社會傳播現象進行全面的考察。但其觀點也經常有失偏頗，他們的研究容易走向「頭重腳輕」的極端。傳播學批判學派-介紹 傳播學教程
傳播學批判學派於20世紀60年代在歐洲興起。它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社會科學法蘭克福學派的影響。它實際上並非一個統一的整體，而是又包含了許多派別。這些流派各持一說、自成一派，但它們又一個共同的傾向，都反對美國的經驗學派。 傳播學批判學派研究的基本特徵是：（1）他們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持批判態度，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促銷文化」已經極為常見，甚至成為了一種傾向，大眾傳媒是如何表現和強化「促銷文化」的成為重要的課題；（2）傳媒以何種方式和手段剝奪了人們的權利和自由，應當成為研究的焦點；（3）用何種方法和途徑來使人們被剝奪的基本價值得以恢復，乃是研究的目的。可見，批判學派和經驗學派無論是在研究的目的、研究的方向還是研究的方法上都有著很多的不同之處。隨著社會傳播的不斷發展以及研究上的碰撞與交流，這兩大學派在方法論上已經互有借鑒，但是他們在社會觀和傳播觀上仍然是水火不容。批判學派從宏觀入手，強調用一種整體的眼光把大眾傳播與社會環境聯系起來進行考察，尤其重視大眾傳播制度與整個社會、政治統治以及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他們採用的方法多為思辨的、定性的、批判的方法。其社會觀也是堅持認為現有社會具有種種弊端，主張以激烈的社會變革來突破現狀。他們也經常採納多種方法進行研究，其中包括定性與定量結合的方法。批評學派反對只注重微觀效果分析的經驗學派，認為他們的研究非常膚淺，分析的只是社會的表象而非傳播的本質。批判學派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美國傳播研究的缺點，而且能從另一個角度對復雜的社會傳播現象進行全面的考察。但其觀點也經常有失偏頗，他們的研究容易走向「頭重腳輕」的極端。而他們所採用的馬克思主義方法也不同於中國所堅持的馬克思主義。傳播學批判學派-美國批判學派 麥克盧漢
直接與經驗主義傳播學相對的批判學派，主要集中在美國，所以有「歐洲批判學派」之說，這是由於批判學派的思想來源，主要在西歐。第一次兩個學派（這只是從現在使用這兩個概念的意義上）的沖突，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流亡美國的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一些學者，通過論證意識形態霸權的美國形式——大眾文化，開始與萌芽時期的經驗主義傳播學對立。這些受到法西斯迫害而來到美國的學者，其哲學思辨的傳統與美國社會科學中反思辨的傾向發生沖突。出於對本土法西斯統治的憎恨，以及學術傳統的延續性，他們較多地注意到美國與納粹德國的聯系和相似性，美國給他們提供了一種不盡相同的研究題材和契機。對法西斯的批判並沒有導致簡單地認同美國文化，他們認為這都是權威主義，只是形式不同，美國不是用恐怖和高壓統治，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大眾傳媒為途徑的大眾文化，來實現「權威主義」。所以他們傾向於使用批判的、較為極端的詞句來談論美國的大眾社會和大眾傳播媒介。 他們大多在美國主流文化中影響不大，其中一些人後來回到歐洲（例如阿多諾，Adorno,T.）。但是他們在美國還是培養或影響了一批新的批判學派學者，使得連續出現關於美國媒介文化研究的著作，主要討論大眾傳播的"內容"在社會文化意義上的「效果」，進而對整個社會結構的影響。他們認為，娛樂與新聞已經不可分離，特別在電視中，只有娛樂節目才能使新聞得到銷售。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早期的例如Ｃ.米爾斯（Mills，代表作《權力精英》the power elite,1956）、Ｂ.羅森伯格（Rosenberg）、Ｄ.布爾斯廷（Boorstin）等等。他們注重大眾傳播的「內容」對「效果」問題的研究，通過批判性的考察傳播效果而闡述了媒介如何發生作用，如何影響受眾的思想。20世紀70-80年代從各方面審視傳播現象的批判學派代表中，較為激進的如Ｊ.阿特休爾的《權力的媒介》，而最為「激進」的是Ｈ.席勒（Schiller）的一系列著作，他提出了媒介帝國主義理論，代表作是《大眾傳播和美國帝國》，其他著作還有《思想管理者》（1973）、《傳播與文化霸權》（1976）等。其他批判學派的代表人物還有Ｈ.甘斯（Gans，代表作《什麼在決定新聞》deciding what's news，1979）、Ｊ.凱里（Carey）、Ｔ.吉特林（Gitlin）、Ｍ.里爾（Real）、Ｌ.格羅斯堡（Grossberg）等等。20世紀60年代，加拿大學者麥克盧漢（McLuhan M）從媒介技術和文化角度提出一系列新的觀點。如果從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他不同於美國的經驗主義學派，但與批判學派的觀點差距也很大。批判學派是從大眾媒介的內容及其控制對於整個社會的影響，著手進行研究的；麥氏是從大眾媒介工具本身、尤其是廣播電視等電子傳播工具對人的認識及人類的社會作用，著手進行研究的。就研究方法而言，早在20世紀40年代Ｌ.林德就對經驗主義的研究偏向提出了問題：「堅持它的人通常將自己置於現行的體制之中，暫時接受它的價值和目標，從事收集數據和描述趨勢這些工作……時間是漫長的、數據總是不會完整，形勢不斷在變化，當『客觀的』分析家在情況中發現更多的應記錄東西時，他就會被更深地拉進假設的網路中，從這種假設出發，他正在研究的體制假裝在運轉。」當經驗主義傳播學深入證明一些假設的時候，例如色情和暴力的電視鏡頭是否會對青少年造成不良影響這樣的研究項目，批判學派的觀點不在於證明是或否，而認為即使數據證明無害也無意義，因為這是要靠價值觀來解決的。數據在這里無能為力，科學的數據只能客觀地發現存在什麼，但不能表示應該存在什麼。傳播學批判學派-歐洲批判學派 獄中書簡
歐洲學者的研究涉及到大眾傳播的，有一部分是專門研究大眾傳播的學者，例如英國的Ｒ.威廉斯（Williams，著有《傳播學》）、Ｓ.豪（Hall，著有《制碼/解碼》Encoding/Decoding）、Ｎ.加恩哈姆（Garnham，發表過論文《關於大眾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貢獻》For a Contribu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等。 另一部分人不是專門研究大眾傳播媒介的，而主要是研究社會學、符號學、政治經濟學、文化學、社會心理學、政治學、文藝理論等等方面的。他們較少同美國的經驗主義傳播學觀點直接對立，各研究各的，但是若分析各自的觀點，從研究方法、切入的視角到結論，差異確實較大。例如Ｊ.哈貝馬斯（Habermas，著有多卷本《交往行動理論》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Ｍ.福柯（Foucault）、Ｐ.布爾迪厄（Bourdieu，著有《關於電視》Sur la Television）、Ｒ.巴爾特（Barthes，著有《神話——大眾文化詮釋》Mythologies）、Ｔ.凡迪克（van Dijk，著有《作為話語的新聞》News as Discourse）等等。他們的著作自成體系，相當艱深，從不同視角對當代傳媒的權力體系和大眾文化的商業化傾向進行了分析性的批判。如果一定要再劃分一下，可以有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英國的政治經濟學派和文化學派、法國的結構主義和符號學、地中海沿岸學派等等，但是界線劃分得並不十分清晰。理論來源西方馬克思主義是傳播學歐洲批判學派的主要學理基礎之一，當代還有一些對西方馬克思主義補充、修正的「後馬克思主義」，觀點較為紛繁。以下是批判學派的幾個主要的理論研究視角：１，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批判的觀點。這方面的研究主要從經濟基礎來說明大眾傳播的性質，著重指出了媒介工業如何受制於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各種權力，從媒介所有權、經濟結構探討各種媒介現象。這一點是歐洲批判學派的要點，如凱.米勒所說：「對批判學派的學者而言，再沒有比權力更重要的概念了。權力控制及支配等問題是所有批判理論——不論是有關經濟的、社會的還是傳播的理論——的中心。」２，文化工業論和非真實意識論（cultural instry theory and false consciousness theory）的觀點。這方面的研究認為，媒介的意識形態具有決定受眾觀念的作用，以文化工業的形式出現的媒介，往往掩蓋了它們這方面的本質。人們很難知覺自己所相信的意識形態正在奴役自己，偶有反抗，也會被既定的意識形態所壓抑。如一些批判學派的學者所說，意識形態不僅僅是一種態度或信仰，它還「構建我們的思想，控制我們對現實的理解」。意識形態幫助人們理解什麼是存在的，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可能的。３，主流意識形態分析（dominant ideological analysis）的觀點。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想說明：大眾傳播如何以間接的、無意識的方式，透過傳播結構、專業理念或例行業務，不斷復制著主流意識，從而成為統治者統治的一個環節。４，唯名論（nominalism）和多義性（polysemy）研究的觀點。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對反映意識形態的流通符號，進行內在涵義的分析。研究者認為，統治的權力結構不僅存在於政治經濟或意識形態領域，也存在於日常流通的生活符號中。權力的存在是多面向的，各種符號的涵義也是多樣化的，需要探討日常生活情境、媒介使用和意義建構之間的聯系。給批判學派提供相對具體的理論基礎的主要人物，首推義大利共產黨的領袖葛蘭西（Gramsci,A.1891-1937），他1926年被義大利法西斯逮捕，判刑20年，在獄中寫作了長達4000頁的筆記手稿，對以往革命活動進行了總結和反省。其中，他提出的「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理論對於後人分析社會，提供了一種宏觀的基本認識的切入口。福柯
代表人物 當代為批判學派提供了理論基礎的學者中，下面的幾位較為著名：法國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者阿爾都塞（Althusser,L.1918-1990），他的研究主要涉及意識形態在社會中的功能、扮演何種角色。他關於意識形態建構主體功能的論證，認為人本質上就是意識形態的，並且在不同的類別、領域和實際儀式等意識形態中生活、變動和存在著。這對於傳播學批判學派中的意識形態分析，提供了理論依據。英國文化學家Ｓ.豪（1931年出生於牙買加）被視為批判學派的又一個當代理論來源。1985年國際傳播學年會上批判學派的主要發言人就是豪，引起很大的轟動。他從宏觀文化學角度，提出了媒介建構社會知識、形成規范和反應價值、塑造共識和提供「合法性」，從而扮演意識形態的連構（articulation）角色。這對於批判學派的文化分析，提供了一種思路。法國當代哲學家福柯（1926-1984）的廣義文化符號分析方法，對於從分析角度入手研究大眾傳播，影響巨大。他通過一系列具體分析的實例，實際上認為權力廣泛分布於知識、交往詞彙之中。意識形態泛化，並且形成「權力/ 知識」的對應。由於權力潛在於知識中，因而當人們更了解自己和控制自己時，也更被了解和控制。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1929-）屬於第三代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是一位網路全書式的理論大家，著作等身。他提出的合理的交往的理念，以及質疑媒介商業化、從而提出的「公共領域」的概念，對於批判學派分析、區分媒介發揮作用的領域，提供了啟示性的思路。傳播學批判學派-區別 傳播學史
美國傳統學派
①維護現行的社會制度傳播制度 ②為大眾傳播媒介充分實現政治、經濟、軍事功能服務 ③實用性、經驗性明顯。
歐洲批判學派
①從哲學、社會學質化分析角度探討傳播與社會結構各要素之間的關系。 ②利用對現有的傳播狀況的研究改變既有事實社會變化。 研究焦點美國傳統學派
歐洲批判學派
①關心為誰傳播之類問題 ②傳播體制的研究，傳播者和傳播與社會結構各要素的關系（宏觀） ③落腳點在傳播意義上。
研究方法美國傳統學派
主要採用社會學、心理學等方法強調定量分析，注重實證經驗微觀。
歐洲批判學派
主要採用哲學、社會學、政治經濟學、文化研究等方法，強調定性分析，不排斥定量分析、注重思辯、理論宏觀、全面。社會觀美國傳統學派
資本主義是多元社會、只要實現多元利益的協調與平衡即可消除社會矛盾，認為媒體可以幫助改進社會問題資本主義制度。
歐洲批判學派
傳播制度本身並不合理，大眾傳媒本質是少數壟斷資產階級對大多數人實現統治的意識形態的工具，必須批判。傳播學批判學派-評價 哈貝馬斯
不論是美國的還是歐洲的傳播學批判學派，他們與經驗主義傳播學的差別，除了方法上側重面不同外，在研究視角上也存在較多的差異。批判學派一般是從宏觀、中觀角度分析問題；經驗主義傳播學較多地是從具體問題出發，較為微觀地分析各種因素如何構成某種結果。但是雙方不論在方法還是角度上，仍然是互通的。英國不少傳播學者，觀點上屬於批判學派，研究方法上則採用了相當多的經驗主義的作法；美國當代傳播學研究中，也越來越多地滲入了批判學派的研究方法。 傳播學批判學派，特別是美國國內的的一些這方面的著作，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高度發展的條件下產生和發展的，它主要針對的是資本主義傳播業中的缺陷，在表現自由的環境中，提出的批判是深刻的和尖銳的，其中有些觀點特別激進，帶有相當的烏托邦特徵。但是它對於遏制資本主義條件下傳播業過分的發展偏向，是有一定抑製作用的，甚至是一種必要的學理性的監督。對美國而言的歐洲以其他學科研究為主的大家（例如現在較著名的福柯、哈貝馬斯、布爾迪厄等等），他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視角，對於經驗主義傳播學的缺陷，在學術上恰恰給予了相對應的補充，並且也產生了較大影響，使得現在的主流傳播學，不知不覺地借鑒了不少批判學派的研究視角和方法。[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