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研究方法比較

1. 國際政治學的基本概念

主要是研究和認識國際社會中國家與國家集團的行為表現、結構體系、基本特點、政治思潮，並探討國際政治關系發展變化的規律。當代國際政治已發展為一種多層次、多方位的結構體系，國際政治參與者日益增多，各種矛盾與競爭日益深化，新科技革命影響不斷擴大，因而，國際政治學的研究領域越來越廣泛。它主要包括：
第一，國際關系理論。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從國際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其他各種關系的整體上，探索國際關系運行和演變的規律。特別在當代，應對國際多元政治中的國際關系及其種種表現，在理論上進行科學的探討和認識，對國家的對外政策決策和外交實踐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國際關系史學科。它主要是研究國與國（包括國際組織）之間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關系，而著重的是研究國際政治關系的歷史發展進程及其規律。
第三，國際關系現狀研究。它主要是探討和分析當前國際關系的政治經濟戰略格局、重大國際問題的形成與症結、國際形勢發展的態勢與特點、各國外交戰略和政策的調整變化，並預測國際關系發展的新動向、新趨勢。 國際政治學一般包括這樣一些研究領域：
①國際體系。當代國際體系由 190多個主權國家組成。與國內社會不同的是，國際社會中不存在一個凌駕其上的政府，也缺乏具有強制約束力的法律，對國際體系的研究,集中於國際政治的結構,即各種國際政治力量的對比及分化組合、集團政治、政治均勢與格局、權力中心或「極」的形成與演變。
②戰爭與和平。防止國際戰爭,維護世界和平,一直是國際政治學的中心課題。這方面的研究包括尋找國際沖突的根源、爆發戰爭的具體原因、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途徑、國際危機處理、軍備控制與裁軍、集體安全、核武器的作用、核戰略的演變等。有的學者還著重研究各國的對外政治戰略和軍事戰略。
③國家對外政策。國際政治的主要行為體是國家。如國家對外政策的國內根源、外交決策過程、國家領導人的個人素質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國家力量的綜合分析、國力對外交的制約、意識形態和宗教在外交中的作用、民族心理和傳統文化所形成的不同外交風格等諸多方面，都可以納入國家對外政策這一研究領域。
④世界經濟與國際政治的相互作用。隨著各國經濟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的程度加深，地區經濟一體化趨勢的加強，以及科技革命的巨大沖擊，國際政治越來越受到世界經濟的影響，各國對外政策也越來越受到本國經濟實力和對外經濟需求的制約。諸如能源、人口、環境、糧食、禁毒等問題，已成為全球性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問題，單靠個別國家的努力無法解決。在國際合作趨勢加強的同時，南北矛盾加強，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經濟摩擦的范圍擴大，孕育著新的國際矛盾和沖突，許多學者致力於這方面的專題研究，其中特別重要的是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問題。
⑤國際關系中的准則和法規。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聯合國憲章》原則等都是公認的國際關系准則，而它們的具體實施，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等則是國際政治學者面臨的重大研究課題。
⑥國際組織。世界性組織和地區性組織在當代國際政治生活中發揮著日益顯著的作用，同主權國家一起構成國際政治的行為體。20世紀80年代後，政府間和非政府間國際組織，乃至有政治影響的跨國公司急劇增加，其功能、結構、決策過程、運行機制、政治作用、發展方向等，都成為專門的研究課題。 1．國際政治系統論。50 年代後期，系統論被引入政治學研究領域，國際政治學家開始運用系統論來研究國際政治問題，特別是研究國際政治社會和國際政治體系的形成、發展和變革。
2．國際政治溝通論。 60 年代以後科學行為主義方法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代表人物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卡爾·多伊奇。溝通論源於控制論，強調政治系統與其他諸系統一樣，是一個借信息的獲取、傳遞、處理、利用而實現維持、變化和控制的過程。
3．博弈論，又稱對策論。原是一種數學的運籌學方法，20 世紀 40 年代被應用到經濟學中，用來分析經濟和貿易競爭。50 年代以後被廣泛應用於國際政治研究領域，最常見的國際政治博弈論模型有「小雞游戲」、「囚犯的困境」等。
4．國際合作機制論。最早在國際問題研究中提出「國際合作機制」概念的是約翰·魯傑，他把國際合作機制定義為已經被一部分國家所接受的一系列相互期望、規則和規定、計劃、組織的能量和財政義務。
5．公共選擇範式。公共選擇被稱為「新政治經濟學方法」，主要是運用現代的或古典經濟學的方法來分析政治過程和政治與經濟之間的相互關系，是新現實主義的研究方法之一。公共選擇範式主要是通過運用現代經濟學方法來對政治過程和政治與經濟之間的相互作用進行分析。
6．比較政治經濟方法。 主要用來對國際政治經濟進行比較研究，其研究的重點是各種不同的政治經濟制度的運行對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影響。

2. 國際關系研究有哪些方法論

想要談論此問題必須搞清什麼是國際關系.國際關系是指國家間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各方面的復雜關系.分析的根本著眼點在於國家的利益.無論制定什麼方案,採取什麼行動都是從自己的利益考慮的.例如利比壓這一事件,涉及到利比壓、法國、義大利、英國、美國等國家,那麼我們看待問題決不能停留在外表現象.西方國家採取軍事行動,主要是考慮到中東問題,.這里戰略位置重要,石油資源豐富.西方國家的行動不僅考慮這些問題,還有政治糾紛.他們企圖通過戰爭來控制這個國家,使親西方的政府上台.所以我們看待國際問題必須從這一高度來看待

3. 國際政治經濟學有哪些主要的研究方法

博弈論
基礎力量模型
國際機制研究方法
比較政治經濟學

4. 國際政治學的研究方法

國際政治學的研究方法與研究者的政治立場密切相關。對紛繁復雜的國際政治現象，需要從各個不同的觀察角度進行理解。對不同層次、不同領域的問題，所採取的研究方法往往不盡相同。 它是馬克思主義學者研究國際政治的主要方法。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類社會的歷史歸根結柢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國際政治的發展變化，也是受多種因素交互作用影響的，研究分析國際政治問題時，必須全面把握制約發展的各種因素。而在各種紛繁復雜的國際政治現象中，隱含著一定的階級關系。以階級分析方法看，在社會主義國家登上國際舞台後，國際政治斗爭的本質特點則表現為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即集中表現為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對立和沖突；殖民主義是階級壓迫的擴大和延伸，它形成以階級壓迫為基礎的殖民制度；帝國主義爭奪世界霸權是爆發世界大戰的根源。
在社會主義國家以外，也有一部分學者試圖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觀察國際政治經濟關系，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是拉丁美洲和非洲一些學者提出的依附論。他們認為由於世界資本主義的擴張，許多發展中國家被迫參與資本主義的「國際經濟大循環」,其結果是形成了「中心-外圍」的格局。「外圍」(指發展中國家)受「中心」（指發達國家）的剝削，資源的剩餘價值源源不斷地流向了「中心」，成為資本擴張的犧牲品，陷入難以逆轉的依附狀態。還有人指出跨國的資產階級在當代世界范圍內取得了統治權，跨國公司在其「整合」世界經濟的過程中，造就了一個「國際資產階級」，這個階級的成員將本人所屬民族的利益置於次要地位，相互勾結，並同跨國公司所在國的統治者結成特殊的聯盟。從世界范圍內看，存在著國際資產階級和國際工人階級的對立；在一個國家內部，又存在著國際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同被剝削人民的矛盾和對抗。 國際系統或體系是比國際結構含義更為廣泛的一個傳統概念。國際政治研究中的系統論，是西方學者在行為主義流行的60年代首先採用的。在西方國際政治學界影響較大的相互依賴論和一體化理論，是在系統分析方法的基礎上產生的。系統分析方法所研究的，可以是由所有主權國家組成的全球系統，可以是某一個國家的外交決策系統，也可以是某一跨國公司在世界各地的經營網路系統。全球系統包含若干個地區系統，後者是前者的子系統；某個國家的政治系統是地區系統的組成部分和子系統，這個國家的外交決策系統又是該國政治系統的子系統。每個層次的系統都有其特徵，可能是鬆散的、嚴密的、穩定的、不穩定的，但都力圖保持某種均衡，針對內外變化進行調整。每個系統都有其邊界，使它與活動環境相區別。每個系統又有其一定的開放性和適應性，有信息網路和輸入、輸出。某一系統（如國家政府）的輸出（如執行政策造成的後果）都會形成反饋，作為輸入重新進入該系統，如此循環往復。
系統分析方法強調大系統與子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它把國際關系中的各種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因素，看成一系列相互聯系、相互作用著的自變數和因變數，其中任何一個或一部分變數若發生變化，其他變數或變數組合就會同時變化或接連發生變化。國際系統是由無數個國家的和非國家的社會系統組成的。它們之間又有非常復雜的相互作用。因此，每個國際事件都必然有兩個根源，一個來自參與事件的社會系統，另一個來自有關系統之間的一連串相互作用。同樣，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一方面是國內政治的繼續，另一方面也是該國家與外部環境相互作用的產物。 系統的比較方法主要描述國際關系史或外交史，對歷史經驗教訓進行總結。研究者力圖揭示在類似的國際條件下，某種現象的重復發生，告誡人們重視國際政治發展的歷史規律。
80年代後期,國外一些學者熱衷於「案例研究」,他們按照一般的調查方法設計出調查提綱，帶著同一組問題去考察許多不同的案例,希望通過案例的比較分析,建立一些模式，得出一些有啟發性的結論。如在國際沖突的研究中，一些歷史學家同政治學家合作，分析歷史上的若幹事例，企圖找出哪些因素容易將國際矛盾和危機激化為大規模武裝沖突。其他形式的比較研究包括國際政治同國內政治的比較、各國對外政策的比較、決策過程的比較、國際人物的思想和行為方式的比較、對外交產生影響的政治文化的比較等。這些方面的專題研究使國際政治學同比較政治學更為緊密地結合起來。 在西方國際政治學中，實證方法是傳統的規范方法的對立面。所謂「規范方法」指的是強調價值判斷和道義原則，堅持對歷史和現實政治進行主觀上的定性分析。實證方法的特點是著重從客觀事實中取證，通過數據、公式、圖表、模擬等方式顯示國際關系的規律性,認為定量分析在國際問題研究中不但可行,而且必不可少。最常見的定量分析見於對各國綜合國力的評估。模擬方法則常用於軍事戰略的研究。80年代後期，中國學術界也出現了一些有關綜合國力的量化研究和戰略模擬分析方面的成果。但是，定量方法有其局限性，需要同定性方法相結合，這已經成為國際政治學者的共識。

5. 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

盡管現實主義者對道德進步和人類能力都持悲觀主義的態度，但它們對現實主義的悲觀主義根源的認識又是不同的。經典現實主義的悲觀主義植根於人性。它認為人性本惡，國際政治領域中的利益對立和沖突受人類本性中根深蒂固的客觀規律的支配，是無法避免的。與經典現實主義不同的是，新現實主義的悲觀主義更多的是根源於國際體系的性質。新現實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肯尼思·沃爾茲認為，國際體系與國內體系不同，「國內政治體系的組成部分之間是上下級關系，某些部分有權指揮，其它部分要服從。國內體系是集中的和等級制的。國際體系的組成部分之間是同等的關系。」「國際體系的基本結構特徵是無政府狀態，即不存在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國際體系由於缺乏國家之上的權威而導致互相的不安全、沖突及對於有組織的暴力的依賴。國際體系的性質導致國家間的競爭和沖突不斷發生。國家可以通過外交和權力均衡的方式來緩和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的影響，但卻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它的影響。
其次，現實主義也可被視為一種理解國際政治的研究方法。那些自視為現實主義的學者們可能持有上述現實主義的那種哲學悲觀主義，但當他們努力闡述有關主權國家之間如何相互影響的理論概念時，就往往超越這種悲觀主義。大多數現實主義學者力圖建立能用以解釋和預測國際行為的社會科學理論。然而這兩類現實主義學者間的界限並不總是涇渭分明的。現實主義者基本的哲學觀點是，國際政治一直是，也將永遠是以權力、軍事力量和現實政治的運用為標志，他們對國際法、道義以及諸如聯合國等到機制的價值持懷疑主義態度。可見，現實主義是一種理解國際政治的一般研究方法，而不是一種單一的、統一的理論。現實主義的許多批評者和支持者往往未能認識到，現實主義也是一種理解國際政治的研究方法，它是由許多相關理論組成的集合體；而把現實主義視為一種單一的、統一的理論的觀點實際上忽視了現實主義思想中的多樣性，結果使他們對現實主義的認識過於簡單化了。雖然安全研究中的見解經常受哲學現實主義的影響，但當代在國際政治的理論和實踐上的大量爭論卻是圍繞作為一種研究方法的現實主義理論上的問題而展開的。
必須指出，盡管大多數現實主義者關於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理論經常不一致，但他們在下述有關國際政治的本質問題上擁有共同的核心理念。首先，他們相信國家是國際政治中主要的和最重要的行為體，是構成當今國際體系的基本單位。因此，國際政治的研究將集中於國家間關系的研究，而較少注意非國家行為體如國際組織、跨國公司等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他們認為國際組織、跨國公司等非國家行為體事實上不可能取得國家那樣重要的地位。其次，現實主義者將無政府狀態，即不存在任何共同的最高權威視為國際政治中最顯著的特徵。在無政府狀態下，「自助必然是行動的准則」，國家必須使用自助的一切手段，包括武力，來保護其利益。競爭是這種無政府體系的必然結果。國家間的競爭主要集中在軍事安全領域，但也表現在經濟和其它領域。國家之間的競爭，使國家都深切地關注其在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地位和相對於他國的相對優勢，這種關切引導著國家的行為，使國家之間的合作較難達成。第三，現實主義者認定，國家將最大限度地尋求擴大其權力或安全。一些現實主義者集中於權力，認為它本身就是目的。摩根索就是這種現實主義的突出典型。而另外一些現實主義者則將權力看作安全的手段。如沃爾茲強調權力不過是實現安全目標的一個手段而已。第四，現實主義者假定，國家是國際事務中統一的和理性的行為體，它能夠合理地確定其對外政策目標，考慮各種政策方案的的可行性和可能導致的結果，然後選擇能夠最大限度地實現國家目標的政策方案。正如羅伯特·基歐漢所指出的，對於現實主義者來說，國家是一個統一的理性的行為體，它會仔細權衡可供選擇的各項行動成本，並尋求預期效用的最大化，盡管這樣做還存在著相當的不確定性和缺乏可供理性選擇的足夠的信息。以上述這些假定構成了現實主義者分析國際政治的出發點，但這並沒有導致他們對於國際政治的一致認識或關於國家行為的單一理論。雖然每一現實主義者都接受這些核心假定，但由於他們對作為一種研究方法的現實主義理論的認識不同，從而導致他們對當代國際政治作出了某些不同的解釋，形成了現實主義者在國際秩序模式上的一些差異。

6. 博弈論在國際政治方法論的運用

博弈論在國際關系研究中可以運用於國際關系問題。博弈論作為一種研究方法，理性選擇強調的是行為體怎樣試圖使其利益最大化，以及如何選擇有效的手段來實現這些利益。例如，在研究國際危機時，人們可以應用博弈論設計各種模型。世紀上，在國際關系研究中通過分析行為體的目標尋求行為來解釋其對外政策的任何一種實證方法，都可以歸入這一類別。

7. 請問什麼是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國家權力分析方法

與國際關系研究的其他領域相比，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在中國的研究比其他理論流派有優勢，一是在時間上說，國際關系理論的研究在國內20世紀80年代才起步，比西方要晚了整整一個甲子，而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相比之下要同步得多。國內外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國際政治經濟學作為一種理論流派或學科在西方形成於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如果按這個時間算起，那麼國際政治經濟學在西方誕生於國際關系學科形成後的半個多世紀，而它在中國的引進則幾乎是和其他國際關系理論同步的；二是從研究傳統上說，在西方，政治學和經濟學從19世紀90年代起就徹底分家，政治經濟學就直接等同於馬克思主義。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60年代還難以改變，以至於羅伯特·吉爾平在其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之初感到了某種深深的憂慮，深怕被扣上馬克思主義者的帽子。[1]而在中國，政治和經濟的結合研究是我們的傳統，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有反作用，這是每個學生都知道的。因此，國際政治經濟學傳入中國後，除了加上了「國際」兩個字外，人們對它一點都不感到陌生，甚至有某種親切之感。這也是為什麼國際政治經濟學在國內能夠迅速走紅的一個原因，它符合我們傳統的思維習慣和從接受教育以來形成的世界觀。 ( http://www.tecn.cn )
盡管至少有這兩方面的優勢，但基於所掌握的有限資料，以及個人有限的理解和領悟能力，筆者認為，我們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還存在這樣幾個問題： ( http://www.tecn.cn )
一、把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解為國際關系的一種理論流派，還是一個單獨的交叉性學科？對此我們的認識還不太統一。討論國際關系理論的著述一般都會把國際政治經濟學作為其中的一個學派，或者國際關系研究的一個領域。[2]但是，國際政治經濟學自身又有很多理論流派分支，而且經濟學和國際關系學的交叉性特別明顯，它是國際關系學難以一家涵蓋的，同樣也是國際經濟學難以完全覆蓋的，因此也有學者主張它應該成為單獨一個學科。 ( http://www.tecn.cn )
在筆者看來，把國際政治經濟學作為一個單獨的和國際關系並列的學科似有不妥，因為：第一，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問題屬於國際關系的問題，特別是其解決的方法屬於國際關系的方法。蘇珊·斯特蘭奇提出的結構性權力與聯系性權力，以及安全、生產、金融、知識等四個主要領域的權力分配格局，從概念和方法以及問題上都努力形成獨立的體系，[3]但實際上這些內容很大程度上是國際關系作用的結果，而不是一個具有自身動力和演進邏輯的領域；第二，從國內外看，目前從事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和教學的大多是國際關系學者，高校設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專業甚至系也大多分布在政治學或國際關系的院系裡，這一方面說明它仍主要是國際關系學界感興趣的問題，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國際政治經濟學自身研究不足的問題，特別是國內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界（這一點下文還會談到）；第三，一個學科下面還應該有數個專業，但國際政治經濟學下面還只能說有不同的理論，很難說已經形成了不同的專業。大家比較公認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現實主義、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三種流派，以及霸權穩定論、相互依賴論、世界體系論、依附論、中心－外圍理論等，也很難說已形成了一個個獨立的專業，只能說是各成一家之言的理論；第四，學科的交叉不等於形成了新的學科，一個學科的形成有它自身的歷史和相對比較獨立的知識體系，學科的交叉只能說傳統的學科形成了新的生長點，融進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知識工具；第五，國際政治經濟學門下理論流派和分枝繁多並不構成它要自成一學科的理由。地區一體化也有很多理論來解釋，但許多人把地區主義歸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一種理論，把地區一體化作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一個研究領域。國際關系的現實主義也有很多不同理論，但沒人把國際關系現實主義作為單獨一個學科。 ( http://www.tecn.cn )
因此，在筆者看來，國際政治經濟學還是國際關系研究的一個領域。另外，它還不應該是經濟學的一個領域，因為現代西方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前提是把政府的作用排除在外，或最多把政府作為理性經濟人之一來考慮，如政府投資，它與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國家權力的作用無處不在並不相符。 ( http://www.tecn.cn )
二、對於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界定存在泛化現象。一是把國際政治經濟學作為一個單獨的學科來理解，這一點上面已有討論；二是把國際政治經濟學作為一種方法論來看待，認為只要利用政治和經濟互相影響的觀點來看待問題，就可算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甚至只要運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來分析問題，也是國際政治經濟學。譬如，有學者把國際制度理論也看作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一種，筆者想來想去，覺得也許只有一個理由可以這么說，那就是羅伯特·基歐漢用成本收益的比較分析方法來分析國際制度形成的原因及其作用，指出預期收益大於需要付出的成本，是國家願意接受國際制度的重要原因。如果真是如此，那麼這種理解就太泛化了一點，我們也許甚至可以按照這個邏輯進一步提出，只要是遵循理性分析的方法，都可算國際政治經濟學了，國際關系當前三大流派，除了建構主義，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都可歸入國際政治經濟學門下了。當然，這不只是國內的問題，國外也有許多學者把自由制度主義看成是國際政治經濟學在20世紀80年代發展的一個新階段；三是把國際政治經濟學簡單地表述為國際政治的經濟化和國際經濟的政治化，因此只要分析一下美日經濟關系，似乎就算國際政治經濟學了，或者在對中美關系的分析中提到一下經濟的因素，也算國際政治經濟學了，完全不理會國際政治經濟學自身獨有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以及所分析的特有問題領域；四是認為只要借用了經濟學中的一些概念或原理，如外部性、公共產品、邊際效益等，就認為是國際政治經濟學，而不管它研究的問題是否屬於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問題。 ( http://www.tecn.cn )
在這方面，筆者認為我們還是應該回到羅伯特·吉爾平的界定，即國際政治經濟學主要是探討與外交或國際關系有密切關系的重要國際經濟問題，如國際貿易、發展援助、匯率、國際金融、國際經濟合作等。標志著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誕生的宣告之作的書名就叫《國際經濟關系的政治學》，[4]說明國際政治經濟學從一開始研究的就是國際經濟關系，只是它用的是政治學和國際關系的方法和視角，而不是經濟學的。蘇珊·斯特蘭奇也指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任務不是要建立一種包羅萬象的理論，而是尋求一種新的分析世界經濟的方法。[5] ( http://www.tecn.cn )
三、從上一界定出發，那麼國內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可以說存在嚴重的先天不足或發展後勁的匱乏，因為許多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學者在經濟學（特別是經濟史）方面存在知識不足。羅伯特·吉爾平自己也承認最初對國際貿易、金融關系及類似的概念所知甚少，但他花了很多時間廣泛閱讀經濟學著作，求教於經濟學同仁，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這方面的缺憾。相比之下，國內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這方面的缺陷尤其明顯。盡管如本文一開始所指出的，我們有政治和經濟結合研究的傳統從未中斷的優勢，但如果我們對此的認識僅僅停留在政治對經濟有影響，經濟對政治有影響的層面上，那麼我們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永遠無法取得進步，在創造性的發展方面就會顯得非常艱難。如上面所提到過的，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解的泛化某種程度上也與此不無關系。 ( http://www.tecn.cn )
盡管國際政治經濟學在國內國際關系的研究中已幾乎到了顯學的程度，尤其是因為它離經濟學——「社會科學中的皇冠」——最近，容易給喜歡邏輯、追求理性的學生產生誘惑魅力，但真正對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內的許多重大問題，尤其是有中國立場和視角的研究還很缺乏。例如，最近炒得很熱的人民幣升值問題，這是國際政治經濟學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又是中國外交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但國際關系學界對此有一定深度的研究還不多見。再譬如說能源問題，它同樣是國際經濟中的重要問題，也是中國外交中的重要問題，但真正有學理性的研究也很匱乏。其他的事例有：中國和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問題，中國的對外發展援助問題，市場經濟地位問題，貿易保護問題等，可謂不勝枚舉。 ( http://www.tecn.cn )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絕無否定我們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所取得的很多成績，只是限於篇幅，這里沒把成績拿出來談，而是集中談了筆者所認識到的這方面的不足，以期我們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有更大的發展。 ( http://www.tecn.cn )

注釋：
[1] 參見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序言」第2頁。
[2] 參見王逸舟：《西方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16頁。
[3] 蘇珊·斯特蘭奇：《國際政治經濟學導論――國家與市場》，經濟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
[4] 參見彭澎：「從政治經濟學到國際政治經濟學」，《世界經濟與政治》1999年第11期。
[5] 蘇珊·斯特蘭奇：《國際政治經濟學導論――國家與市場》，第19頁。

8. 國際政治學的三大主流有哪些 啊

1992年至今,是國際關系理論範式分野再顯清晰的時期,標志是建構主義興起並與現實主義、自由制度主義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態勢。建構主義在西方社會科學中一直非常重要,只是在國際關系學中,現實主義在第二時期形成話語霸權,並藉助科學方法論的工具,加之建構主義在國際關系領域自身沒有形成高度理論化的體系,所以一直處於邊緣狀態.20世紀50年代對歐洲一體化的研究表現出了建構主義的一些思想.如:以密特拉尼(David Mitrany)為代表的功能主義學派、以哈斯(Ernst Haas)為代表的新功能主義學派、以多伊奇(karl Deutsch)為代表的社會交流學派等。但由於冷戰的反復持續和歐洲一體化進程的曲折復雜,這些學派沒有形成重大的影響。

80年代末,奧努弗(Nicholas 011uf)把建構主義這一術語正式引人到國際關系學,並出版著作《我們造就的世界》.對國際政治學建構主義做出最大貢獻的是亞歷山大·溫特.溫特1987年在《國際組織》上發表了一篇以行動者和結構的關系為內容的文章《國際關系理論中的施動者——結構問題》,開始探討國際政治的社會因素.1992年,溫特發表了《無政府狀態是國家造就的:權力政治的社會建構》,立刻引起轟動,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開始得到廣泛關注,因此可作為國際關系理論發展進入第四個階段的標志.溫特的這篇文章質疑的是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研究的起點問題——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都把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作為事實接受下來,以此為起點開始研究.但溫特指出,這種接受"無政府邏輯"的做法本身就值得質疑."無政府邏輯"並非只是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接受的那種霍布斯邏輯,而是包括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在內的多種邏輯."無政府邏輯"也不是亘古不變的客觀存在,而是行為體在社會實踐中建構起來的社會事實,有別於自然科學中的自然事實.國家利益、權力政治這些現實主義的基本概念同樣也是社會實踐建構的產物.這些思想集中體現在溫特1999年出版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這部著作與新現實主義大作《國際政治理論》形成鮮明對照,被認為是20世紀國際關系學最後一本最重要的著作。

建構主義對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形成了根本性挑戰,並逐步與後二者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最根本的一條是它與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存在不可通約的本體論觀點,認為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認識論、本體論、方法論三個方面的機械一元主義是不能成立的.建構主義強調觀念、認同、文化的重要性,認為國際體系的物質性結構只有在觀念結構的框架中才能具有意義。考察兩個國家的關系,不要只看它們是否都有核武器或是否是鄰國,也要看它們到底是敵人還是朋友.溫特最常用的典型例子是,美國並不擔心英國的一百枚核彈頭,卻十分害怕朝鮮的一枚核彈頭.因為英美是朋友,而朝美是敵人。

現實主義仍在發展.當前具有代表性的現實主義理論是所謂的進攻性現實主義.它可被視為現實主義發展的第三個階段,也是後冷戰時期最典型的、最激進的現實主義,代表作是米爾斯海默的《大國政治的悲劇》.雖然這部著作的理論化程度不是很高,但現實主義意識卻超過了以往的現實主義.進攻性現實主義從兩個源泉獲得了靈感,一是摩根索的權力論,二是華爾茲的結構論。進攻性現實主義認為,國家的目的是保全自己的生存,因此權力是第一要素.但國際體系的元政府結構卻決定了國家永遠無法知道自己擁有多少權力才能實現這一目標,所以,國家必然追求無限大的權力,因而爭霸也就成為大國關系的必然態勢,爭霸的結果又取決於經濟和軍事實力.進攻性現實主義認為大國爭霸是國際關系的鐵律,人是沒有任何作用的,這是機械唯物主義的錯誤.正因為如此,進攻性現實主義才是極其悲觀的現實主義,悲觀程度超過了華爾茲的新現實主義,甚至在某些方面也超過了摩根索的傳統現實主義,摩根索至少還相信外交技巧在作用,而外交的藝術恰恰是人之所為。

自由主義的發展也仍在繼續.一是制度合作研究進一步深人,阿克塞爾羅德的復雜系統和合作進化理論可能是目前最尖端的合作研究,不僅研究國家在國際體系中通過復雜學習程序進行合作的問題,也研究其他行動者和生物體之間在復雜系統中的合作過程.還有學者將自由主義的幾個重要因素,比如相互依存、民主政體和國際制度結合起來研究戰爭與和平問題,提出了三角和平的理論.二是全球治理.在全球化發展迅速的階段,以元政府治理為基本內容的合作性治理得到了進一步的拓展,多邊主義與多邊國際組織再度成為自由主義研究的重點之一.與之相關的是軟權力的概念,因為在全球治理中,僅僅依靠硬權力是遠遠不夠的.三是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結合.自由主義從第三階段起就開始注意國內國際政治的相關性.1988年普特曼提出了雙層博弈模式,強調了國內和國際兩個層面的關系.海倫·米爾納在1991年的一篇論文中就對以無政府性劃分國際國內政治的做法提出了質疑.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這一研究取向更加明顯地沿著國內國際政治的結合部位和相互影響方面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