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行為分析的相關方法和技術

『壹』 信任因素的調查分析

在第4章的企業員工對信息系統接受行為的分析中，我們指出信任有助於員工對ERP系統有用與易用的認知，能夠較好地促進員工的接受行為。Dyer認為戰略聯盟間的知識轉移存在兩種控制策略^[13]，即基於正式契約的正式控制（如契約、監督、運作模式）和基於社會關系的社會控制（如信任程度、合作透明度、互動程度、互利行為）。盡管企業能夠通過正式契約中的正式條款實現某些顯性知識的轉移，但對於更有價值的隱性知識的轉移卻顯得無能為力，也就是說隱性知識的轉移更多的是依賴於社會關系的控制。

5.1.3.1 理論假設

如果知識接受方信任知識提供方，他就願意接受所轉移的知識；而對於知識提供方來說，信任對方則會減少防範成本，提高其轉移知識的主動性。高水平的信任關系有助於個人或組織進行知識共享或知識轉移，減少對對方進行監督或防範的成本，實際上信任本身就是一種精神激勵機制^[14]。知識轉移雙方的信任關系，可以是基於以往的經驗、聲望建立起來的，或是通過項目實施過程中的相互溝通與交流、具有約束力的契約等構建的，也可能是依賴成員之間的社會背景（比如我國的人際交往中的「關系」）形成的。

（1）假設一：信任程度與知識轉移容易程度呈正相關性

進行知識轉移活動所必須面對的兩個最主要問題：一是如何讓人們願意參與知識轉移；二是如何讓知識轉移本身變得對參與者來說更容易^[15]。對於在企業信息化過程中的知識轉移，系統實施方與企業已經具有正式契約關系，也就不存在雙方是否願意進行知識轉移的事情，問題的重點是如何才能使知識更容易轉移。由於隱性知識的內容難於表達性，很難通過由契約治理的市場交易來實現，而基於信任的社會控制比正式控制能夠更有效地實現組織間的知識轉移，管理者可以通過建立個人層次的關系、或投入足夠的專用性資產，來提高實施人員與企業員工之間的信任水平，從而改善系統實施中的知識轉移效率。

信任能夠促進信息、經驗、知識的交流，當知識轉移雙方互相信任時，人們將更願意給予對方有用的知識，同時也將更願意接受和吸收他人提供的知識。Tsai通過調查，驗證了部門之間的可信性與資源交換具有顯著的正向關系；Szulanski則從反面驗證了不信任對於知識轉移的消極作用，指出知識提供方缺乏可靠性是造成知識轉移在前三個階段中出現困難的主要因素^[16]。Andrews認為接受方感受到提供方的可靠性和提供方感受到接受方的可信性分別在知識的獲取和共享過程中起著重要促進作用，信任在知識共享中的重要性甚至超過了正式的合作程序，因為如果沒有信任知識共享就不可能發生^[17]。另一方面，知識轉移活動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不確定性和因果關系的模糊性，這使得知識轉移雙方都有可能作出導致對方受到損害、或者與對方預期不符的行為（盡管並非有意所為）。若雙方相互間信任水平較高，則雙方都更有可能將對方的行為歸因於環境因素，原諒對方的不當行為，從而使得雙方的關系更為牢固、持久。

（2）假設二：充分的交流與溝通有助於知識的理解與轉移

知識轉移雙方擁有足夠多的共同經歷、經驗、實踐活動，是實現知識在雙方之間有效轉移的必要條件。盡管CAD、視頻、互聯網等先進溝通技術對知識轉移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但如果雙方沒有某種背景的共同知識，人們要想分享他人的思維過程是極為困難的，因為知識往往蘊含於具體的情景中，並與人類的活動密切關聯，離開了這些情景和人類活動，知識可能完全無法發揮作用。共同知識來源於知識轉移雙方的背景文化與實踐活動，而通過系統實施過程中雙方之間的長期協作，可以幫助雙方對知識的相互理解，並形成基於特定環境的共同知識。

通過知識轉移雙方的交流與溝通，可以使雙方有機會在多次互動過程中調整自己對事物的理解，以便對更多事物的表示達成一致。對知識提供方而言，與接受方有更多的共同知識，不僅使自己能夠更清楚接受方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知識以及接受方運用知識的具體情景，而且能夠更容易地向接受方解釋被轉移的知識，正如Reagans所證實的，「共同知識與知識轉移的容易性呈正相關的關系」^[18]；對知識接受方而言，與提供方有更多的共同知識，可以從兩個方面提高自身的接受能力，一是可以更容易地理解和吸收提供方提供的知識，二是可以更好地了解提供方到底掌握何種知識，從而提高獲取知識的效率，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知識轉移的效率。

通過知識轉移雙方的交流與溝通，可以使雙方能夠利用更多的交流渠道和媒介，而不同交流渠道和媒介傳遞的信息也是不同的，這樣雙方就可以根據內容的模糊性、復雜性選擇不同的交流方式。在知識轉移尤其是隱性知識轉移過程中，如果知識轉移雙方沒有足夠豐富的信息傳輸渠道和媒介，那麼提供方要想准確並且迅速地將知識轉移給接受方是很困難的。從提供方角度看，他必須將所轉移的知識用一種接受方能夠明白的語言表達出來，否則知識轉移將難以實現；從接受方角度看，讓對方明白自己的問題是獲得知識的第一步，而向提供方清楚表達自己所面臨的問題也並非容易，這是因為接受方有時候可能並不知道自己所面臨的問題到底是什麼，而有很多問題在接受者能夠解決他們之前是很難用確切的語言描述的。

（3）假設三：實施夥伴與企業員工的關系越密切越容易實現知識轉移

信任他人意味著將自己的利益置於對方的控制之下，如果缺乏對他人行為的有效控制客觀上就會引致風險，這就要求對被信任方的可信性有足夠的預期，顯然預期越高信任的程度也就會越強。中國人的信任行為還具有明顯的「自己人」與「外人」的兩分現象，而且只對自己人表現出較高的可信性^[19]。圈子裡自己人的相互信任、合作互惠，對外人則往往採取排斥、不合作的行為，這種典型的中國「關系」對企業間的知識轉移既具有相應的促進作用，也具有一定的副作用^[20]。

關系就是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它是在社會生活實踐基礎上通過交往這種主客觀矛盾運動的過程形成並發展起來的，具體表現為人與人之間的相容程度和感情靠攏程度^[21]。情理規則和集體意識能支配個體的行動，一旦個體違背規則，他首先要付出「內化成本」（即良心的譴責）；但當把個體作為一個理性人來看時，他就會充分利用關系來獲取資源，採用人情和相互回報機制保證互惠互利的均衡。企業信息化過程往往持續時間較長，而情感性的關系運作方法在長期合作中更受重視，一旦知識轉移雙方把對方看做是「自己人」，其轉移的效率將會得到明顯提高。

信任因素的調查項目及內容見表5.1。

表5.1 調查項目及內容

5.1.3.2 研究方法

為了驗證信任關系對知識轉移的作用，原計劃採用E-m ail問卷方式對部分企業進行調查，在執行時樣本返回率不但小（不足5%），而且過於集中於一些企業，導致樣本缺少應有的代表性，因此數據的獲取採用相關機構調查數據與E-m ail調查相結合的方式，其中的機構調查數據來源於2004年計世網對華北地區ERP市場的相關調查。調查企業類型為製造業和ERP系統集成商，調查項目如表5.1所示，每個問題的設計（或針對機構調查數據的整理）都按三級或三級尺度法進行。自2004年9月至2005年1月，直接調查和機構數據整理所得有效樣本共471份，其中E-m ail調查樣本個數為127，全部樣本共涉及85家企業。

5.1.3.3 數據分析

假設Y為知識轉移效果，X₁、X₂與x₃分別為相互信任、交流溝通和人際關系變數因素，則建立的多元回歸方程為

企業信息化過程中人員行為的研究

式中：X_iX_j（i≠j）表示兩因素的交叉影響；ε為隨機誤差。根據調查數據，利用SPSS進行擬合，結果如表5.2所示：

表5.2 模型擬合系數及檢驗

擬合結果表明假設一與假設二成立，而假設三不成立。相互信任、交流溝通對知識轉移起著積極作用，與Szulanski、Reagans等人的研究基本一致，也符合用戶接受過程的分析結果。但人際關系對知識轉移的效果並不明顯，這與『關系越好越易轉移知識』的日常看法也並不一致，或者說即使實施夥伴成為圈裡的自己人，知識轉移的效果也並不一定強，這可能是因為「關系」往往體現於兩個方面：其一，和諧的人際關系必將帶來良好的氛圍，促進知識轉移雙方的交流溝通、相互信任，減少知識轉移的成本；其二，知識轉移一方由於各種原因缺乏主動性時，另一方卻礙於「面子」而無法加以督促，尤其對方與自己的主管具有一定交情時表現的尤為突出。實際上，盡管熟人之間的交易會因互相信任而降低交易成本，但也不排除中間有背叛行為的存在，當一方認為一次性的背叛所帶來的收益遠高於多次合作收益，並且背叛後又不會受到強制性的懲罰時，殺熟現象就有可能出現^[22]。

因此，在企業信息化過程中，企業用戶與實施夥伴的相互信任、有效溝通是促進知識轉移最有效的方法，而依靠個人關系提高知識轉移效率的辦法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其實施效果的好壞還需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分析。

『貳』 互相信任的博弈分析

有關信任的研究方法可以分為兩類：一是用統計分析方法進行的研究，比如分析有關因素與信任之間的相關性；二是以博弈論為分析工具，從理論上分析參與人的利他因素對信任水平的影響，或採用博弈實驗對所提出的假設進行驗證，這些又是建立在假設利他性和互利性存在的基礎之上的。

4.2.2.1 互利性

個人的互利性表明人們不僅關心自己的收益，而且也在意他人的意圖是善意的還是惡意的，願意以一定的私人成本回報他人的善意或懲罰他人的惡意。在以博弈論作為分析工具的研究中，最為典型的便是囚徒困境博弈模型。模型包含了多重均衡的結果，均衡是以信任者與被信任者對對方的計算與預期為基礎的，如圖4.7（a）所示。如果雙方預測對方都守信，交易雙方都能實現最大收益，一方失信將使守信者受損，兩者都不守信，結果只能是次優的。

圖4.7 相互信任的博弈模型

盡管在重復博弈中囚徒困境模型的結果會有所改進，但由於互利行為是對他人善意行為的一種回報，即使自己受損失也會這樣做，並不需要未來報酬作為激勵，也就是說其能夠支持一次性博弈中的信任合作。考慮到系統實施中的任何一方的不信任行為都會影響到整個項目效果，企業為此可能要採取一定的激勵措施加以防範，尤其是在物質激勵或精神激勵下開發人員可能更願意發揮某種奉獻精神，即雙方的初始行為都應是守信的，而且還受到相關合同的制約，從而可以重新設定參與人的支付，如圖4.7（b）所示。

在圖4.7（b）的博弈矩陣中，相互信任是最優策略，也是均衡解。除非一方觀察到了對方的某種不可信任傾向，或者預期到對方遵守承諾的概率小於3/8，才有可能採取不信任策略以避免自身的更大風險。考慮到項目實施的不成功，對於企業員工所帶來的損失有可能大於－5，若處罰力度（顯性或隱性激勵）也可能使開發人員失去更多的利益，這樣雙方都可能在對方任何行為下均採取信任的策略，達到博弈的最優解。這種最優策略的實現不僅需要合作氛圍，也需要一定的激勵與約束機制，關於基於相互信任的激勵機制可參考3.3的推論。

4.2.2.2 利他性

利他性的存在一直是理論界爭論的一個話題。過去人們普遍認為，任何看起來出於對他人福利關心而採取的利他行為，如果進行深刻的分析，就可以證明其背後仍然是自利動機在起作用。但近年來的觀點發生了變化，認為利他是人類的一種基本偏好，而不是自利的衍生品^[22]。由於實施ERP可帶來生產率提高、操作的簡化等，可假設員工為最終受益者，這樣員工就有可能存在著利他行為，從而可令雙方的博弈矩陣為圖4.8（a）所示，這時不論開發商選擇何種行為，員工選擇「信任」都是最大的收益。

另一方面，開發商努力行為對系統實施具有極強的正向作用，而系統實施失敗又往往會影響到開發商以後相關項目的中標情況，這就會讓具有戰略思想的開發商更加註重實施效果，也就是說其有可能為了其長遠發展而在實施項目中具有利他行為。這樣具有利他行為的開發商的博弈矩陣可假設為圖4.8（b）形式，其分析與員工利他行為類似。在3.3中，我們通過引入道德准則與行為規范變數，說明相互信任能夠實現雙方共贏。那麼，能否將「利他行為」變數引入到委託－代理模型中，來驗證ERP系統實施過程中的開發商與員工互惠互利呢？假設委託人（既可以是開發商也可以是員工）的期望收入為

圖4.8 員工具有利他行為的博弈模型

V=E（π－（sπ））＝a-α－βa

代理人的期望效用與確定性等價收入為

企業信息化過程中人員行為的研究

式中：τ表示利他性的程度，τ取正值說明為委託人帶來效用的同時也給自身帶來利益，取負值代表為委託人增加效用卻不能為自己引來效用。代理人就會根據情況來選擇適當的努力a以最大化自己的預期效用，即得a＝（β＋τ）/2，而在雙方總效用最大時有β＝（1-2kτ）/（1+2k），這樣代理人利他性的程度滿足：

，且V≥0

求解，可得

企業信息化過程中人員行為的研究

由此可見，當k<1/2時，τ＜0;k>1/2時，τ＞0。只有風險高於某一數據後，代理人的利他行為才有可能給自己帶來效用，而且可以計算出這時的總效用高於標准委託代理模型中的總效用

，而

。但隨著k的增大τ、β和a都逐漸變小，並最終導致總效用趨於零；而在風險較小時，總效用要小於標准模型中的總效用，即利他性並不能為雙方帶來收益的增加。所以，利用委託－代理模型中的激勵機制很難作用於利他行為，這是因為影響利他性的一個主要因素在於雙方之間的社會距離，距離越遠利他產生的信任程度就會越小^[23]，而處於不同組織的員工與開發人員的社會距離不可能太近，他們之間的相互信任更多地體現於互利行為方面。

『叄』 怎麼建立信任

『肆』 信任研究的幾個大方向和主要觀點（經濟、社會、心理請進）

見 彭泗清（2004）分為4大方向
game theory 情景論
Roter 特質論
mayer et al 人際論
？？？ 文化論、制度論

zucker：信任發展3各階段
1 血緣2熟人3制度
所以信任一般為3種 1 交往形成 2 身份 3 制度

現在國內關於人際與領導方式的欠缺中

在討論這些學者的觀點之前，我們先介紹西方社會科學中研究誠信或信任問題的主要取向。誠信、信任、信用與信譽這幾個詞彙的含義有差異，但是又緊密相關，雖然一些學者試圖對它們作出清晰的區分，但是有關它們的理論觀點和研究事實上是交織在一起的。為了表述的方便，我們這里回顧的是信任研究的主要取向。

幾十年來�來自不同學科（如社會學、經濟學、社會心理學、組織行為學、文化與經濟研究等 的研究者提出了無數的信任定義）但是至今沒有達成共識。信任定義的不一致，反映了對信任的理解的分歧，這種分歧導致了信任研究的不同取向。大體來說，在西方社會科學界的信任研究中，存在以下五種取向。

第一，將信任理解為對情境的反應�是由情境刺激決定的個體心理和行為。

在社會心理學家多依奇（Deutsch，1958）的囚徒困境實驗中，人際信任的有無以雙方合作與否來反映，兩個人之間的信任程度會隨著實驗條件的改變而改變。在這種情況下，信任被看作一個由外界刺激決定的因變數。

第二，將信任理解為個人人格特質的表現，是一種經過社會學習而形成的相對穩定的人格特點。

其代表人物有心理學家羅特（Rotter）、懷特曼（Wrightsman）等。他們認為，一個人的生活經歷和對人性的看法會使他（她）形成對他人的可信賴程度的通常期望（generalized expectancy）或信念。有的人傾向於信任他人；有的人則傾向於懷疑他人。持這種取向的學者編制了很多量表來測量人們在人際信任特質上的個體差異。

第三，將信任理解為人際關系的產物,是由人際關系中的理性算計和情感關聯決定的人際態度。

其代表人物有社會學家劉易斯（Lewis）和威格特（Weigert）等人。他們對信任的特點、維度、基本類型等進行了頗為系統的分析。他們認為理性（rationality）和情感（emotionality）是人際信任中的兩個重要維度，二者的不同組合可以形成不同類型的信任，其中認知性信（cognitive trust，基於對他人的可信程度的理性考察而產生的信任）和情感性信任（emotional trust，基於強烈的情感聯系而產生的信任）是最重要的兩種日常生活中的人際信任大都是這兩者的組合。他們還認為，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化和社會流動性的增加�越來越多的社會關系都以認知性信任而非情感性信任為基礎。

第四，將信任理解為社會制度的產物，是建立在理性的法規制度基礎上的一種社會現象。

第五，將信任理解為文化規范的產物，是建立在道德和習俗基礎上的一種社會現象。

如果說第一、二種取向是從個人的層面來看信任，第三種取向是從人際關系的層面來看信任，那麼後兩種取向就是從社會的層面來看信任。其代表人物有盧曼（Luhmann）、巴伯（Barber）、祖克爾（Zucker）、福山（Fukuyama）等。這些學者都討論了不同於「私人信任」（personal trust）的宏觀層面的信任現象，但他們所用的術語不太一致，如「系統信任」（system trust,Luhmann1979）「基於制度的信任」（institution－based trust,Zucker1986）「非私人信任」（impersonal trust,Shapiro1987）「社會信任」（social trust，如Earle ＆Cvetkovich1995）等。近年來使用「社會信任」一詞的學者似乎更多一些。

對社會信任有兩種不同的理解。一些人將它看作法規制度的產物，認為人們之所以講信任，是因為受到法規制度的制約，不敢作出違背信任的行為，人之所以信任他人，是因為相信這些社會機制的有效性，這種理解即第四種取向。另外一些人認為社會信任是文化價值觀的產物，人們之所以守信或信任他人，是因為文化中含有倡導誠信的道德規范和價值觀念並得到人們的認可和內化，此即第五種取向。也有一些學者的觀點是這兩種取向的綜合，認為制度與文化價值觀一起構成社會信任的基礎。在有些理論中，文化價值觀本身也是制度的一部分，所以在這樣的理論中，第四和第五種觀點也就合在一起。

採用前兩種取向的多為心理學家。他們依照心理學的傳統範式，將信任理解為個人的心理事件，只關注信任的認知內容或行為表現，而不考慮社會環境的因素。這類研究已經受到不少批評。社會學家多採用後三種取向。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信任是社會關系的一個重要維度，是與社會結構和文化規范緊密相關的社會現象。因此，不能將信任從社會與文化中抽離出來，而要將它當作一個不可還原的多維的社會實體來研究。經濟學家對信任的理解接近後兩種取向，但是他們往往更強調信任的理性基礎與制度基礎（在某種程度上，法規制度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也就是說，他們更傾向於第四種取向。

對於誠信的根基，前述四位學者的理解相當不同。大體來說，福山持第五種取向，認為信任是由文化決定的，它產生於宗教、倫理、習俗等文化資源；張維迎持第四種取向，明確指出產權制度是信譽的基礎；李向陽則同時採納了第四和第五兩種取向，認為文化規范與制度安排分別是個人信譽和集體信譽的主要基礎；鄭也夫的觀點涉及多個層面，差不多涵蓋了上述五種取向，而且還特別討論了信任與合作行為的生物學基礎。

張維迎是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理解誠信與信譽的。他的論述並沒有從高深的經濟學理論出發，而是從困擾中國經濟發展和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現實社會問題切入。這個問題就是中國社會目前面臨的誠信危機：中國企業普遍缺乏信譽，市場秩序混亂，老百姓缺少安全感。對於誠信危機，不少人都停留在道德義憤的層面，把注意力集中在罵騙子上面，甚至把憤怒發泄到來自某些地域的民工或生意人身上，好像把騙子批倒批臭，或者把某些省份的人隔離開來，就可以萬事大吉。張維迎指出，「許多看似道德的問題，實際上可以從產權制度上找到答案。」企業的短期行為，紮根於我們現行的產權制度與政府管制上的弊端。通過多方面的論證，張維迎在書中闡釋了一個核心思想：無恆產者無恆心，無恆心者無信用，毀壞了信譽的產權基礎，限制了自由競爭，必然導致市場秩序混亂，坑蒙拐騙盛行。

在張維迎的論述中，產權制度是一個比道德規范更基本的東西。他在序言中明確提出：「產權是社會道德的基礎」。他的這個觀點和福山對於社會制度與文化規范的關系的理解有所不同。福山並不認為道德規范或文化價值觀念是由理性的制度安排衍生出來的。福山指出，「法律、契約和理性經濟為後工業社會的穩定和繁榮提供了必要的基礎。但還必須用相互關系、道德義務、對群體的責任以及信任來激活它們。而這些是建立在習俗而不是理性的算計基礎之上的。」這就是說，道德規范並不是依靠理性制度生長出來的，相反，理性制度要得以生存和有效地運作，還必須靠道德規范來支撐。

在《信任》一書中�福山強調文化因素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他認為建立在宗教、傳統、歷史習慣等文化機制之上的信任程度構成一個國家的社會資本，一個國家的信任度高低又直接影響企業的規模，進而影響該國在全球經濟中的競爭力。福山指出，「群體的形成依靠的是信任，而信任是由文化決定的」。福山認為，新古典主義的經濟模式向人們展示的人類本質是不完全的，「盡管契約與私利是人們結合在一起的重要因素，但是最有效的組織都是建立在擁有共同的道德價值觀的群體之上的。這些群體不需要具體周密的契約和規范其關系的立法制度，因為道德上的默契為群體成員的相互信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對於張維迎與福山的觀點的分歧，我覺得不是一個簡單的誰對誰錯的問題。他們論述的焦點事實上是不一樣的。李向陽的看法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他們立論的不同。李向陽指出，在討論信譽時，我們有必要區分個人信譽與集體信譽。「盡管兩者是密不可分的，但無論從它們的形成與維持機制來看，還是從它們的功能來看，兩者都存在重要的差異。」就兩者的決定機制來說，「個人信譽更多地取決於一個社會的文化、歷史、道德和經濟發展水平等等」，集體信譽以個人信譽為基礎，但是不等於個人信譽的簡單加總，「集體信譽的實現還需要有相應的制度安排」。採用李向陽的這種區分，我們不難發現：張維迎關注的是集體信譽，更具體一點說，是企業的信譽；福山討論的雖然是社會總體的信任度，但是他的出發點是社會成員的信任行為，更接近個人信譽。如果李向陽的觀點能夠成立的話，那麼，張維迎強調信譽的制度根基或產權基礎、福山強調信任的文化道德基礎就都是理所當然了。

針對中國社會目前的實際情況，我覺得張維迎的觀點更有現實意義。福山指出，由於文化的差異，不同社會中的信任度相差很大。美、日、德屬於高信任度社會，而中國與義大利、法國等屬於低信任度社會。按照福山的觀點，中國很難有效地推行現代企業制度，而且，要解決當前中國的誠信危機就得從重建文化道德觀念開始。這種「從心開始」的觀點在理論上很動聽，但是，實際操作起來可能變成喊口號、走過場，弄得不好就只能去責怪祖宗。相反，從變革產權制度開始來根治企業的短期行為，是建立市場經濟秩序的真正有效的途徑，也是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從而提高全社會道德水平和信任程度的可行之路。因此，張維迎提出的建設信譽的產權基礎，可以成為中國社會重建誠信的一個突破口。

張維迎與福山的觀點分歧，還牽涉到如何理解信任、理性與習俗三者的關系問題。這正是鄭也夫在《信任論》中討論的核心問題之一。作為我國學者研究信任問題的第一本學術專著，《信任論》對誠信的根基進行了相當系統的分析。鄭也夫從當代生物學、博弈論、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中吸收思想營養，討論了人類信任行為的生物學根源、心理根源、制度基礎（理性）以及文化基礎（習俗）。同時，他還以「殺熟」現象為例，分析了當代中國社會缺乏信任的起因，包括生物學根源、制度原因、政治原因、社會原因等。鄭也夫還注意到了信任的歷史性和文化性特點，也就是說，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在不同的社會文化環境中，信任的結構與特點很不一樣，形成信任的根基也可能不同。傳統社會中以私人信任為主，現代社會則更依賴於系統信任或社會信任。

當然，四位學者的著作中，還有許多精彩的論點。把這幾本書放在一起讀，也許可以給我們更多的啟發。

『伍』 心理學上是如何進行行為分析的

行為分析behavior analysis
人類行為分析
亨特的人類行為學
瓦爾特·亨特（1889—1953）生於美國的伊利諾伊州，曾就讀於機能主義心理學的策源地芝加哥大學，也是安吉爾和卡爾的學生。他曾在德克薩斯、堪薩斯、克拉克和布朗大學工作。主要著作有《動物和兒童的延遲反應》（1914）、《心理學與人類行為學》（1926）。他從事動物和人類的實驗工作，對學生和解決問題的研究有重要貢獻，他的延遲反應和時間迷津的實驗最為有名。1931年亨特當選為美國心理學會主席。
亨特認為，心理學已由爭論心理學是什麼和是怎樣的思辨時代進入了實驗時代，心理學已走上了客觀地研究人類行為的道路。心理學應當努力地描述和解釋、預測和控制有機體對外在的，主要是社會環境的外顯行為。他同其他的行為主義者一樣，力求避免應用帶有心靈色彩的術語。他認為「心理學 」（Psychology）一詞源自古希臘的「靈魂」（Psyche）一詞，也就是所謂的「心靈」（Soul）。所以他杜撰「人類行為學 」（Anthroponomy）一詞來取代心理學，其中「Anthropo」是指人，「Nomy」是指控制人的行為之法則。
亨特從新實在論觀點出發，極力否定心物差異，認為在解釋心物關系時，既可以堅持唯物的一元論，也可以堅持唯心的一元論。因為就一元論看來，心與物無本質區別。他認為，意識或經驗對於心理學家只是別人所稱謂環境的另一個名稱。從而把意識同意識的對象相等同。他還主張要把所有對意識的敘述改譯為刺激和反應的術語。
亨特通過對白鼠、狗、浣熊等動物和兒童的延遲反應實驗，為其行為主義觀點提供依據。實驗是讓被試學會由一定地點走向幾只箱子中有亮光的一個，當這一隻箱子發光時，不讓被試立即走去，而是要等亮光熄滅一定時間後才能走去，被試之所以在亮光熄滅後能夠正確走向發過亮光的箱子，傳統的解釋是被試的反應不是由當前的刺激所引起，而是由光亮的意象，這種觀念的東西所引起的。亨特在實驗中發現，動物和幼兒在延遲時間內必須保持亮光未熄滅時的身體姿勢，才能使反應正確完成。因此，他得出了結論，所謂起作用的觀念意象，其實不過是身體的特定姿勢所產生的動覺，正是這種姿勢成了被試完成某一反應的信號。亨特還推測一定還有許多不能為主試看到的機體內部變化，來作為記號，起所謂觀念性的意象作用。於是，傳統心理學中所謂的心理狀態，也就溶解在包括言語動作在內的身體動作狀態之中了。心理、意識也就不存在了。
2.(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奧地利醫生，精神病學家，心理學領域的新學派——精神分析學的創始人。弗洛伊德在人類行為學方面提出了不少革命性的、頗有爭議的觀點。他還為治療行為方面的疾病建立了一套新的體系。)
行為分析是什麼？
應用行為分析法( Applied Behaviour Analysis, 簡稱ABA ) 是將目標任務（即教學的知識、技能、行為、習慣等）按照一定的方式和順序分解成一系列的較小的或者相互相對獨立的步驟，然後採用適當的強化方法，按照任務分解確定的順序逐步訓練每一小步驟，直到兒童掌握所有步驟，最終可以獨立完成任務，並且在其他場合下能夠應用其所學會的知識、技能。它以操作制約的原理和方法為核心去更易兒童的行為，按兒童的學習目標，設計情境和選定可影響該目標行為的增強物，並以他們自發的反應行為，建立新的適應行為，消除或改善因孤獨症征狀而引致的不當行為。
1．情境設計
開始訓練時，需要找一個視覺和聽覺刺激很少的、相對固定的環境。比如，一對一的個別訓練室，在那兒放一個小桌子和兩個小椅子（椅子的高度必須以能相互對視為准），地上鋪有地毯；房間布置要盡量簡單，以暗色調為主，但光線要充足，周圍不要有可以吸引兒童注意力的物品，甚至連牆壁也只要白牆即可，條件允許的話可在牆壁的適當位置安裝能做觀察用的單向透視鏡；教學中可以根據需要增加指導者從旁協助教學；根據課程設計需要，室內可置必要之教材教具。
2．指導課題
依據個別的教育治療目標，一次進行一個孤獨症兒童行為治療目標。
3．指導方式
① 一對一的個別訓練一對一教學，這是主要形式，適用於參與能力、模仿、語言、認知和精細動作等項目的訓練，生活自理、聽一步指令、粗大動作等項目。訓練時一定要選准可以影響兒童行為能力發展的增強物；隨著兒童在一對一的個別訓練中行為的獲得和兒童能力的發展狀況，逐步將兒童帶入小組或團體中做泛化指導，使得個別指導中所習得的行為得以在團體或生活實際中發展。
② 以活動為基礎的教學，這適用於教兒童同他人游戲、交往、語言理解和語言表達等項目。
③ 偶發事件中的教學，在生活（家庭、社會等）中，尤其是社會交往、社會適應等活動，抓住機會促使兒童運用已會的知識、技能和展示已養成的行為、習慣；抓住機會自然地教給兒童知識、技能、培養兒童良好的行為、習慣。
4．時間要求
每周在家裡有30—40個小時的訓練，就是說每星期6—7天的訓練，每天5—6個小時；每次訓練的時間要根據兒童的年齡、整體水平（注意力、身體狀況、情緒、刻板行為等等）綜合決定。兩歲半以前的兒童，主要以活動為基礎的教學，一般每次要10—15分鍾；三—四歲的兒童每次15—20分鍾；四—五歲的兒童，每次要20—25分鍾；五歲以上的兒童，一般每次要30分鍾左右；學齡前兒童，一般每次要35分鍾，學齡期兒童每次要40分鍾左右。從安排來講，最好、有效的是每周上20—40小時一對一的操作練習課，逐步乏化，盡快開始加入小組或集體操作練習課。
5．應用行為分析法的特點
① 目標分解 即把任務（知識、技能、行為、習慣等）分成若干很小的步驟 。比如，學習洗手：打開水龍頭----淋濕雙手----拿肥皂----抹肥皂----把肥皂放回原位----搓手（搓手心----交叉搓手背）----用水沖洗雙手 ----清洗手心、手背----關水龍頭----把手擦乾。再比如，要教兒童學會配對物品或圖片：先要教他學習相配一模一樣的物品。先把一件物品（比如，一支杯子）放在面前的桌子上，然後把一支同樣的杯子給兒童，並說：「把它放在一樣的東西旁」（配對）。在這個過程中一定要使用「提示」和「強化」來促使兒童正確反應，完成要求。學會了這第一步之後，第二步就要在桌子上擺放兩件物品（比如，一支杯子和一個球），兒童就須在擺放之前辨別和區分。由於兒童已經練習過前面的內容，第二步就會容易一些。ABA把每項技能分成很小的步驟練習，就是為了使兒童在學習中更容易得到成功，盡量使他們在學習過程中減少挫折感。訓練中兒童必須先學會每項技能的第一步，才可以開始學第二步。
② 使用提示幫助為了促使兒童對指令作出（正確）的反應，必須使用提示幫助（這包括手把手練習、語言提示、手勢和操作示範等提示）。傳統的教育過程往往不包括向ABA這樣的提示形式。教一個非孤獨症兒童時，他可能通過觀察來學習，比如問他「今天是星期幾？」他不會回答，或者回答不正確時，可以再詢問另一個兒童。如果別的兒童回答正確，那麼正常兒童下次也就可以回答出來了。但是孤獨症兒童就不一樣了，所以必需給他們以提示，給他們多次的機會自己作出反應，再多次得到強化。 ABA這種方法更強調對兒童指令後，兒童須馬上做出反應。因此，提示的技術就更具意義。比如，教一個兒童學會完成兩步的指令（「拍拍手、拍拍桌子」，或者 「站起來，把書放在桌子上」……）時，兒童很可能只聽從第一項動作指令或後面一項指令，所以，給出指令後，馬上示範或手把手提示——讓他先完成第一項動作指令，再完成第二項動作指令。有了這樣的提示，兒童才對指令可能做出正確的反應。只要他能夠完成了指令（那怕是提示後完成的），還是要對他做出的正確反應給予強化。如果反應不對或不能准確完成則給予示範和幫助提示，並通過反復的練習促使兒童成功，以後逐漸減少對兒童的提示，直到無需提示兒童也能正確做出反應。
③ 強化 ABA強調任何一種行為變化都和它自身的結果有關聯。如果一個兒童叫了「媽媽」，媽媽馬上高興的對他笑、並擁抱他，兒童可能因此會更多地叫媽媽。媽媽對兒童的態度強化了兒童的行為。強化的目的是讓兒童更願意配合，更喜歡訓練。開始對孤獨症兒童訓練時，往往能夠使用的只是初級強化物，它包括食物、飲料等，在使用初級強化方式（給予食物、飲料）時，也要使用表揚等，逐漸可以引導兒童接受次級強化手段——如表揚、贊賞，擁抱等。教兒童較難的技能項目時，就要使用最好的強化物（兒童最想要的）。強化物可以放在放在使兒童能夠看到的地方，讓他明確聽指令就會有好處。但是不要說「如果你聽話，指出那個是公園，就給你吃糖」。這樣好像是在討價還價。最好是通過兒童在完成了應有的反應得到強化的經驗，讓他來接受你的這種操作方式。在使用贊賞時，除了說「很好」、「真棒」以外，也應該明確地表明你所強化、表揚的是什麼行為。比如，在兒童進行對名詞的理解的訓練時，指令是「把火車給我」，兒童果真把火車拿給你了，結果（強化）可以這樣說：「真好，把火車給了老師」即具體說明了什麼樣的動作反應「真好」。
④ 反復練習 因為使用了強化和提示，兒童才願意反復進行練習。因為反復進行練習，兒童才能 更快、更好地掌握新的技能。重復多次的練習，對兒童掌握技能是特別重要的。在美國ABA老師訓練新的技能時一般給兒童10次（包括有提示或不提示）練習的機會。這樣可以每天了解有百分之幾的反應是正確的，有百分之幾的是錯的。在反復練習時，要尋找各種不同的材料和例子，使兒童所學的技能夠得到泛化，另外也可增加兒童的興趣，如「水果分類」，就可以把不同的水果或它們的圖片放在一起排好，引導兒童找出蘋果、西瓜等。

『陸』 急求《我憑什麼信任你—當前的信任危機與對策》這篇文章

pdf版：http://blog.china.alibaba.com/blog/adminchen/bookmark/368325.html
全文如下：
－－－－－－－－－－
我憑什麼信任你 —當前的信任危機與對策

彭泗清(北京大學)

近幾年來,假冒偽劣,坑蒙拐騙和貪贓枉法已經成為一種危害力極大的病毒,滲透到社
會生活的各個層面,給個人,家庭,企事業單位和整個社會帶來很大的損害.這種病毒的發
作,使社會上彌漫著不信任的情緒,導致了一種嚴重的社會病,這就是信任危機.
信任對於社會生活,就象空氣對於生命一樣重要.要保證社會正常運行,就要求人們對
生活中的一切有一個基本的信任.否則,人們就會提心吊膽,草木皆兵.試想一下,如果我
們看到美酒,首先想到的不是甘甜可口,而是它會不會讓人雙目失明;如果我們看到微笑,
第一個聯想不是友善,而是笑裡藏刀;如果我們踏上外觀宏偉的大橋,第一反應不是閑庭信
步的輕松,而是如履薄冰的緊張(擔心它突然坍塌);如果我們去醫院做闌尾手術,卻總害
怕胃被切掉;如果我們在馬路上救助一個遭遇車禍的陌生人,卻被他的親友當作肇事者......
那麼,我們還能夠正常地生活嗎 可惜的是,這一個個匪夷所思的"如果",卻早已是一個
個眾所周知的真實故事,就發生在我們的身邊.
一 信任危機的六種表現
信任危機有兩個方面,一是假冒偽劣,坑蒙拐騙和貪贓枉法的泛濫,也就是說,在我們
的生活中,不少東西,不少人本身的可信度很低,不值得信任;二是不信任心態的普遍化,
即人們對很多事物和個人不信任,包括對一些本來值得信任的也持懷疑態度.這種不信任的
心態,是假冒偽劣,坑蒙拐騙和貪贓枉法泛濫的心理後果,它對社會生活的危害,可能比這
些現象本身還要嚴重.在這里,我們主要分析不信任心態的各種表現.
1 對商品和服務的不信任
現在,不少人在購買商品時的第一反應往往是:這是不是假貨 無論是對街頭小店,還
是對國營大店,人們都有這種擔心.社會上,有為數不少的一批人靠制假販假為生.制假的
技術越來越高明,一些假冒商品甚至達到了以假亂真的程度.販假的手段越來越巧妙,一些
假貨在流通領域通行無阻,甚至比正牌商品還順暢.一些地方官員為了地方利益縱容造假行
為,一些執法人員為了個人利益包庇造假販假者.1992年3月,《光明日報》上的一篇文章
曾經以"瘋狂的黑潮"來形容遍及全國的假冒行為.幾年來,雖然國家不斷加大"打假"的
力度,推行"百城萬店無假貨"等活動,但是,這種黑潮卻沒有得到根本的遏制,"打假專
業戶"們的生意越來越紅火.值得注意的是,假冒偽劣的范圍已經越來越大,由日用消費品
(假煙假酒,假名牌服裝,假化妝品,假電器等),到生產資料(假種子,假化肥,假農葯,
假鋼材等);由小件商品,到大型工程(如前不久震驚全國的重慶塌橋事故,杭州劣質堤防,
還有不少禍國殃民的豆腐渣工程);由物質產品,到精神產品(如盜版書以及一些雖是正版
但錯誤百出的書籍);由對普通老百姓的欺騙,到對國家和整個社會的欺騙(例如一些人用
假文憑,假證件騙取工作,一些企業用假報關單騙取國家外匯,用假合資證明騙取優惠政策,
用假發票偷稅漏稅等,此外,假幣偽鈔的問題也已經相當嚴重).
假冒偽劣在服務領域也同樣存在.在全國,無證經營的"江湖醫生"的廣告到處可見.
在北京,一些人經常在居民樓里散發各種"小廣告",冒用國營煤氣天然氣公司的名義,販
賣質次價高的服務.即使是由正規廠家或機構提供的服務,也存在亂收費和質量差等問題.
客觀地說,近年來,名牌產品和優質服務是越來越多,而不是越來越少,但是,由於假
冒偽劣的波及面很廣,也由於真假難辨,良莠難分,很多人只好對所有的商品和服務都抱著
一種不信任的態度.
2 對提供產品和服務的人不信任,並進一步擴展到對所有外人不信任
對商品和服務的不信任導致了人們對產品和服務的提供者,如生產廠家和銷售服務人員
的不信任.一些不法分子和不法廠商的坑蒙拐騙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消費者對市場的
信心,破壞了很多行業的信譽,使不少堅持規范生產和經營的企業和個人也被殃及.更為嚴
重的是,這種狀況使不少人產生"人心不古"的感慨,認為現在社會上的很多人都是唯利是
圖,從而對陌生人抱有一種普遍的不信任態度.有一段順口溜較為典型地反映了這種心態:
"五十年代人幫人,六十年代人整人,七十年代人防人,八十年代各人顧各人,九十年代人
宰人".
3 對熟人甚至對親朋好友的不信任
這種不信任與熟人之間和親友之間越來越多地捲入經濟交換有關.長久以來,人們一直
信奉"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把親朋好友當作值得信賴的力量.對於熟人,人們也相
信"兔子不吃窩邊草",認為熟人之間不會發生坑蒙拐騙的行為.然而,在今天,人們突然
發現熟人甚至親朋好友也並不那麼可靠."殺熟"的現象已經見怪不怪,合夥辦公司的好朋
友反目為仇的故事也時有所聞.對熟人和親友之間樸素的信任感破壞得最為嚴重的可能是傳
銷活動.傳銷本來是一種很好的銷售方式,但是當它被引入中國之後,由於缺乏有效的監管,
畸形發展,造成了很壞的社會影響.傳銷網路往往是依靠熟人和親友關系建立起來的,病態
的傳銷使很多人上當受騙,而直接的騙子,即傳銷者的上線,往往是熟人或親友.
4 對管理者及執法者的不信任
假冒偽劣和坑蒙拐騙的泛濫,是與一些管理者和執法者的貪贓枉法相輔相成的.在不少
地方,"打假"成了"假打",一些貪污腐敗分子與制假販假者相互勾結,對社會巧取豪奪.
一些官員玩忽職守,以權謀私,任人唯親.社會上曾經流傳一段名為"十種人"的順口溜,
描寫了不同領域中的腐敗分子:"第一種人搞承包,吃喝嫖賭全報銷,第二種人大蓋帽,吃
了原告吃被告,......"這段順口溜雖然不無誇張的成分,但是它反映了人民群眾對於一些
管理者和執法者的不信任情緒.
5 對法規制度的不信任
近二十年來,我國的立法工作進展很大,各種地方性,行業性的法規也在逐步建立,各
類企事業單位內部的制度也日益健全.但是,由於法規制度本身還不完善,也由於法規的執
行過程存在問題,如有法不依,權大於法等,使得不少時候,法規制度還難以落實,在一些
地方,法制只是一紙空文.法規已經很多,但是法治還離我們很遠.一些人總認為制度是死
的,人是活的.法律的權威還沒有很好地建立起來.相應地,不少人對法規制度也持一種不
信任的態度.
6 對基本價值觀的不信任
這是最深層的不信任.當人們覺得人心不古的時候,對人性也就會產生懷疑.一些過去
認為是天經地義的價值觀念也會動搖.例如,自古以來,中國文化將誠實,善良,互助,同
情,守法等當作個人必備的基本道德,但是,近年來,這些道德觀念成為一些文學作品調侃
的對象,它們的正當性受到挑戰.有些學者指出,社會上存在著一種"渴望墮落"的心態;
有些人提出了"男人不壞,女人不愛"的口號;有些人試圖發展一套背離原有的價值觀念的
生活方式.
在一個良性運行的社會里,也難免出現不信任的情況,但是,其不信任往往針對明確的
對象,局限於具體的特定的范圍,不會擴大化.從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在當前的中國,不
信任已經蔓延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由淺層的不信任發展到深層的不信任,由局部的,個
別的不信任擴大為普遍的不信任,由理性的,依賴證據的不信任轉變成情緒性的,不自覺的,
無條件的不信任.正是這種不信任的深化和擴大化,使我們認為中國社會面臨信任危機.那
么,不信任為什麼會深化 為什麼會擴大化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讓我們先看看信任是如
何產生和維持的.
二 信任的產生和維持
信任問題自古就受到思想家們的重視.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 信任象空氣一樣被當
作理所當然的存在, 在社會科學中一直以沉默的面目出現,沒有成為學者們注意的焦點.在
1950年代, 心理學家開始對人際信任進行實驗研究.近十幾年來, 信任已成為西方社會科學
界的一個熱門課題.近幾年,一些學者開始對中國人的信任行為進行理論探討和實證研究.
研究表明,存在兩種性質不同的信任,一是人際信任,二是社會信任.人際信任以個人
因素和私人關系為基礎,是根據對他人的可信程度的理性考察和與他人之間的情感聯系而產
生的信任.它的影響因素包括對對方的人品和能力的了解,雙方的熟悉程度,雙方個人背景
的相似性,雙方關系的好壞等.社會信任是社會制度和文化規范的產物, 是建立在法理(法
規制度)或倫理(社會文化規范)基礎上的一種社會現象.對社會信任有兩種不同的理解.一
些人將它看作法規制度的產物, 認為人們之所以守信用, 是因為受到法規制度的制約, 不敢
作出背信棄義的行為, 之所以信任他人, 是因為相信這些社會機制的有效性.另外一些人認
為社會信任是文化價值觀的產物, 人們之所以守信用或信任他人, 是因為文化中含有倡導誠
信的道德規范和價值觀念,並得到人們的認可和內化.這兩種理解事實上對應著兩種不同類
型的社會信任,前者是法制性的社會信任,後者是道德性的社會信任.
在傳統社會中,信任行為的主要形態是人際信任和道德性的社會信任.很顯然,人際信
任只能存在於熟人之間,因此它的范圍比較小,往往局限於一個小圈子.在傳統農業社會,
人們基本上生活在熟人圈子中,單靠人際信任和樸素的道德規范就可以維持社會的良性運
行.傳統社會中的商品和服務往往由手工作坊提供,對它們的信任也以人際信任為基礎,人
們看重的是生產經營者的信譽,注重的往往是帶有個人特色的"老字型大小"和"老師傅".在
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中,由法制產生信任的機製得到越來越廣泛的應用,人們可以基於非個人
性的社會規章制度, 如專業資格,科層組織,中介機構及各種法規等的保證而給予他人信任.
在現代社會中,商品生產和服務提供的社會化程度很高,個人化色彩很淡,對它們的信任也
不可能以人際信任為基礎,而必須依賴於標准化的管理和嚴格的監督.在今天,人們同樣注
重生產經營者的信譽,企業也力圖創造名牌,但是,建立信譽的方式與傳統社會不同,靠的
主要是制度因素,如比行業標准更高更嚴的管理和監督.因此,在現代社會中,無論是對人
的信任,還是對物的信任,都必須藉助法制手段.當然,人際信任並沒有從現代社會中消失,
私人之間的信任,尤其是親密關系中的信任,還是以相互的了解和情感的關聯為基礎,但是,
在某種程度上,法制因素已經滲透到現代的人際信任之中,例如,對於婚姻家庭關系,傳統
社會主要靠習俗來制約,現代社會則有一系列的法律來規范,一些現代夫妻,不僅有山盟海
誓,還有婚姻合同.
三 信任危機的根源
上面的討論表明,建立和維持信任的機制主要有三種:一是個人因素與私人關系,二是
法規制度,三是道德規范.在現代社會中,這三種機制各有用武之地,在不少場合還需要它
們的相互配合.這三種機制是否健全有效,決定了社會中信任水平的高低.考察一下中國社
會中這些信任建立機制的情況,就不難找出當前信任危機的主要根源.我們先來看看中國傳
統社會中的信任模式.
1 中國傳統信任模式的特點和問題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信任主要是通過私人關系來建立, 以人際信任為核心,道德性的社
會信任也往往建立在人際信任的基礎上,法制性的社會信任則很少.
中國傳統的人際信任很有特色,它靠雙方關系中的義務關聯來保證人際信任,靠個人盡
力履行義務,並將義務擴大化來發展信任.在傳統的人際交往中,交往雙方的地位往往是不
對等的,人們被教導要"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真誠奉獻,恥於索取",而不要主動表達
自己的願望和要求自己的權利.這種道德規范對個人的要求非常高,在現實生活中,如果沒
有其它措施相配合,它可能帶來兩個負面的效果:其一,真誠奉獻者的權利可能得不到有效
的保障,而不守規范的人可能坐享其成,即所謂的好人吃虧,小人得勢,其實際效果往往是
鼓勵違背規范;其二,如果要求個人服從這種規范的社會壓力很大,一些道德水準達不到這
種高境界的人可能口是心非,表裡不一,成為所謂的偽君子.由於從外錶行為很難辨別真偽,
人們就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作為對策,這種防人之心使得人際信任往往
需要較長時間的考驗才能建立,而且局限於小范圍內.
在中國傳統的信任行為中,普遍性的社會信任不是靠法規制度來建立,而是試圖通過道
德楷模的示範,如"君子","聖賢","英雄","模範"的帶頭作用來形成.這種機制要有效
地運轉,必須具備很多條件,例如,帶頭的榜樣必須是無私的真誠的奉獻者,而且得到群眾
的認可;榜樣的行為必須是最有影響力的,即沒有其他相反的力量來與榜樣抗衡;群眾必須
真誠地學英雄,見行動.這種機制當然有它的優點,如果行之有效,它具有很大的社會動員
作用.但是,這種機制過分依賴個別道德精英自我犧牲式的奉獻行為,以道德高尚和純潔作
為信任的一個重要基礎,有過於理想化的傾向.在現實生活中,這種機制可能是相當脆弱的,
一方面,它對道德精英過分苛求,使他們要承受巨大的道德壓力,並可能使社會上最優秀的
分子得到最差的待遇,造成極其荒謬的不公平,結果使絕大多數的人不敢成為真正的道德精
英,妨礙了全社會道德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當社會上扮演道德精英角色的人出現問題時,
整個信任體系就可能崩潰,個別人的道德問題可能引發全社會的道德危機和信任危機.
中國傳統社會也有很多的法規制度,但是卻只有人治,而沒有法治,因此也就缺乏法制
性的社會信任.在注重人治的社會中,規章制度能否深入人心,往往是由法規制定者和執行
者的個人行為的道德性來決定的.法規制度本身的權威沒有獨立地建立起來.所以,人們對
基本價值觀的信任,對法規制度的信任都是以對法規制定者和執行者的個人信任為前提的.
按照中國傳統的"內聖外王"的政治理想,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應該是道德精英.但是,
現實與理想往往相距甚遠.
2 目前的信任危機的主要原因
簡單地說,當前信任危機的主要原因在於:以私人關系為基礎的人際信任和傳統的道德
性的社會信任,已經不能滿足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而法制性的社會信任還沒有有效地建立
起來.
首先,傳統的人際信任主要存在於長期的,穩定的,利益沒有完全分化的熟人關系之中.
在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人際關系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人們跟陌生人交
往的機會越來越多,這種交往常常是臨時的,變化的,而且雙方的利益關系可能是競爭性的.
在熟人關系中,交往的動機和方式也不同於過去.因此,傳統社會中那種強調個人義務,忽
視個人權利的信任發展模式已經不適用於今天的人際關系.但是,對於在新型的人際關系中
如何建立人際信任,人們還缺乏准備,社會輿論也缺乏切實可行的引導,因此不少人難免誤
入歧途.一些人出於自我保護的本能,加強了防人之心;一些人覺得既然"先人後己"老吃
虧,就乾脆"先己後人",多了利己之心;還有一些人信奉起"厚黑學"來,滋生了害人之
心.
其次,在推行市場經濟的今天,靠榜樣示範來建立道德性的社會信任的方式已經遇到了
嚴峻的挑戰.市場經濟的前提是承認社會成員之間個體利益的分化,承認平等交換的正當性,
因此,雖然市場經濟不反對無私奉獻的道德行為,但是,它更注重社會公平,強調權利與義
務的對等,付出和收獲的平衡.按照這種邏輯,對社會貢獻大的人應該得到更多的報酬和獎
賞,而不是做自我犧牲.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實行讓一部分技能突出或經營有方的人"先
富起來"的政策,正是這種邏輯的體現.可惜的是,我國的道德建設遠遠落後於經濟建設和
社會發展的現實,還沒有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切實可行的新的道德規范.
第三,以法制為基礎的社會信任還非常缺乏.在現代社會中,僅有道德是遠遠不夠的,
只有健全法制並落實法治,社會才能良性運行,社會信任才能獲得根本性的保證.廣義地說,
法治是管理社會的一種方式.一些人將當前的信任危機歸咎為所謂的道德滑坡,這種說法當
然不無道理,但是,如果我們有完善的法治,道德滑坡就不可能滑那麼厲害,退一萬步,即
使道德水平降到最低點,人們的行為也會因為法治的約束而滑不下來.可以說,法規不健全
和法治不落實是假冒偽劣,坑蒙拐騙和貪贓枉法泛濫的最重要的原因.例如,假冒偽劣之所
以屢禁不止,與我國目前很多行業的標准化水平不高,監督機制不健全有關.在發達國家,
推行標准化是保證產品和服務的質量的重要措施.如果對生產和服務的各個環節,都制定了
具體的嚴格的統一的國家標准或行業標准,並且由質量技術監督部門進行全過程的嚴格檢查
和監督,那麼,假冒偽劣就可以得到有效的遏制.
四 重建信任的對策
根據上面的分析,信任的重建需要解決以下幾個基本問題.
第一,加強各個領域中的制度化建設,並樹立法規制度的獨立權威.對產品和服務,要
全面推行標准化管理;對產品和服務的提供者,要制定行業規范;對管理者和執法者,要制
定詳細的工作規章.而且,這些標准,規范和規章,都應該向全社會公開,讓人們知曉.只
有這樣,我們才能由過去主要依賴於人的道德自律,轉變為主要依賴於客觀的制約措施.值
得指出的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國已經取得了不小的進展.例如,目前,一些地方正在推行
"政府采購",用公開透明的招標方法來購買政府部門所需的物資,從制度上杜絕了此領域
中的貪污腐敗行為,受到了群眾的好評.
第二,健全監督機制.監督有內部監督和外部監督兩種,內部監督包括自我監督,如生
產廠家自己的質量監測,和系統內部上級對下級的檢查.外部監督則是指由有公信力而且有
控制力的第三者來實行監督.目前,尤其需要加強外部監督.沒有有效的外部監督,內部監
督就可能流於形式.例如,在以前,我國醫療事故的鑒定主要由醫院自身來執行,或者由衛
生主管部門來負責,由於一些醫院及其主管部門為了保護自身利益,往往將本來應該由醫院
方面承擔的責任推卸給患者,結果引起很強烈的不滿.近年來,一些地方對此做了改革,由
法醫,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等"局外人"與醫方一起組成鑒定小組,大大提高了鑒定的公正
性.此外,我國去年推出的特派稽查員工作,由於從制度上保證了稽查員的獨立性,如直屬
國務院領導,稽查期間的吃住和交通全部自己解決,不準從企業接受任何"好處"等,已經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成為一種有效的外部監督機制.必須指出的是,外部監督應該是多層次
的,監督者也應該接受監督.這就要求加大輿論監督的力度,擴大人民群眾參政議政的廣度
和深度.
第三,將道德建立在一個現實的基礎上.在社會生活中,如果道德規范過於理想,要求
人達到一個高不可攀的水平,那麼,這種道德就會很脆弱,甚至很虛假.如果將道德建立在
一個很理想的基礎上,最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少數精英人物苦苦地追求高尚的道德,而大
多數人表裡不一,實際行為處於很低的道德水平.只有建立切實可行的道德規范,才能使大
多數社會成員都達到正常的道德水平.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現實道德基礎是平等互利,而不
是無私奉獻.無私奉獻是一種高貴的品德,個人可以以此來要求自己,但是社會不應該以此
來要求所有人.
第四,調整人際交往的規則,建立符合時代要求的人際信任.在新的條件下,人際信任
很難再靠某一方的以身作則來維持,很多時候也不可能靠傳統的人際資源來保證.我們應該
樹立平等互利的意識,講求權利與義務的對等,在新的基礎上,增加人際信任的程度.
如何解決信任危機,重建中國社會的信任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不信任心態的轉變,更需
要我們長期的努力.只有社會環境和社會風氣有了根本的好轉,全社會的信任水平才可能恢
復正常.

『柒』 大數據技術中，關於用戶行為分析方面的有哪些技術

做用戶行為分析的基礎是獲得用戶行為數據，例如用戶頁面停留時間、跳轉來源等等。這些信息有些能直接拿到，有些是需要做一些計算才能拿到的。一般來說用戶訪問時的一些信息都是以日誌的形式打到web容器的日誌空間中去，這其中包含了最通用的一些訪問信息以及一些自定義的日誌打點。

題主提到了大數據技術中對用戶行為進行分析，那麼可以假定網站或者App的訪問量是比較傲多的。由於系統流量比較大，計算維度又比較多，後續數據消費者的需求增長比較快，所以對計算分析平台有了一定的要求。具體表現為：
1.負載能力。流量增大以後帶來的壓力是多方面的，比如網路帶寬的壓力、計算復雜度帶來的壓力、存儲上的壓力等等。一般來說這些都是比較顯而易見的，會對產生比較直接的影響，比如計算實時性下降、消息出現了堆積、OOM等等。為了解決這一現象，一般來說會選擇一些分布式的框架來解決這個問題，比如引入分布式計算框架storm、spark，分布式文件系統hdfs等。
2.實時性。在系統資源捉襟見肘時消息的實時性會立即受到嚴重影響，這使得部分演算法失效（例如對計算和收集上來的數據進行行為分析後，反饋到推薦系統上，當整體響應時間過場時會嚴重影響推薦效果和准確度）。對於這個情況來說可能會選擇storm這種具有高實時性的分布式流式計算框架來完成任務。
3.系統管理和平台化相關技術手段。在大數據情景下，企業內數據環境和應用環境都是比較復雜的，用戶行為分析應用不是一成不變的，那麼就要求用戶行為分析這種多變的應用在復雜環境中能有效生存，這包括演算法數據材料的獲得、系統運維、系統任務調度、系統資源調度等等，相關的技術很多時候要求團隊自研，但也有ganglia、yarn、mesos這類開源系統可以參考或者直接使用。
4.數據鏈路。企業技術環境一般來說是非常復雜的，一層一層交錯在一起，遠不是一句MVC三層架構能夠概括得了的，為了避免消息流通呈復雜的網狀結構，一般會考慮應用服務化、企業服務匯流排（ESB）及消息匯流排來做傳輸，有興趣的話題主可以網路一下這幾個方向的技術和開源工具。
5.應用快速生成工具。我個人認為在大數據環境下應用都擺脫不了一個快速開發的要求，用戶行為分析也是如此，這時候要考慮對接一些開源的分布式數據分析演算法庫而不是通過自己去實現，比如像spark ml，mahout這類的庫用得好能減少很多工作量。

『捌』 行為分析的常用思路和方法有哪些

舉動闡發的話固然是舉動學呀！樓上說的「表明一個舉動為什麼產生」，是探究這個舉動背後的「生理」，那包括的方面可就多了。

要闡發一個舉動，起重要定義一個舉動，要明白、詳細、客觀地形貌一個舉動。

耽擱，不是一個舉動定義，頂多算一個舉動代號。「鄰近任務的剋制日期，而任務還沒完成當事人卻舉行與任務無關的舉動且很大概導致任務無法准期完成」可以舉動當作耽擱舉動的一種定義（著實我這個定義也不太好啦！）。

定義舉動是必須的，不然就「打人」來說，拿榔頭敲斷腿算「打人」，扇耳光算「打人」，相互推搡也大概算「打人」，但是敲斷腿和推一下是一回事嗎？不弄明白詳細是哪個舉動，能闡發出個結果來嗎？

要是只是本身玩玩，定義完一個舉動，就可以利用abc理論對這個舉動舉行闡發了。

由於舉動你和我已經通過定義確定了，下面只需根據舉動找到其特定的條件和結果即可。

條件，就思量舉動產生前，當事人的所見所聞所為所感，以及四周環境，從中找出和舉動具有特定接洽的，即要是沒了這個條件，舉動就不會產生。條件可以是多重因素的組合。

結果的話，顧名思義，便是舉動產生後孕育產生的結果。可以思量舉動產生後又產生了什麼，當事人做了什麼，說了什麼，得到了什麼，剋制或躲避了什麼，以及舉動產生前後的變革等。結果可以是多重組合，可以是天然的結果也可以是人為添加的結果。

比如你和我前面定義的耽擱舉動，條件大概是是「當事人有任務，任務是未完成的，有難度的或當事人不喜好的，剋制日期很近了」大概「在家中」。

舉動是「當事人舉行與完成任務無關的很大概導致任務逾期的舉動」。這里要細致結果不是「當事人任務未准期完成」這么大略，而是即時結果「克制了面對任務的枯燥」「告急感情得到舒緩」「領會到意見意義性」「得到完成事物的成績感」「愧疚感」和延時結果「任務逾期的處罰」。

如許一闡發，你和我就可以看到，不是當事人懶，這種標簽著實可駭，而是當前條件下，綜合比較起來完成任務不如耽擱更具吸引力。記取，天下沒有一個懶人，每個人私家都在他能明白的范疇內做出最優選擇。

而你和我要變化舉動，便是從這個三段同等性動手舉行操縱。

還是耽擱舉動的例子。

你和我可以對條件舉行操縱，低落任務難度，增長任務意見意義性，乃至直接克制孕育產生任務，都可以使耽擱舉動有所淘汰。很多時間僅僅把在家裡/宿舍改為在公司/學校/圖書館就可以大大淘汰耽擱舉動。大概砸了手機（結果頗佳）？大概高段位的可以熬煉本身到對任務本身產生興趣，對任務的挑釁彌漫豪情等，當時間做任務成為了享受，也就沒什麼耽擱不耽擱了。

你和我也可以像認知舉動一樣對舉動操縱（實際上是把條件與另一種盼望舉動連接起來），比如通過訓練，作育出任務一下達立即就實行，並且只有在實行完任務的環境下才從事其他活動的風俗。比如大門生下課後不是回宿舍，不是去用飯，而是立即去自習室/圖書館造作業。

你和我也可以對結果操縱，比如定時完成，可與女友做羞羞噠事變，完不可一個月別想碰她，比如每次耽擱後宿舍開批鬥大會且有耽擱者包洗全部人襪子一周，比如耽擱一次就餓三頓（真沒幾個人私家為了辦理耽擱題目試過餓幾頓的，絕逼好使）。大概牛逼點的，直接作育出對耽擱舉動的發自心田深處的討厭。對結果操縱的時間只管即便包管每次舉動出現都市出現相應的結果，也便是說，要加上和女朋儕羞這個結果的話，就要包管每次定時完成任務都能羞，每次耽擱都市一個月碰不到她。不然早上完成能羞，來日誥日完不可也能羞，如許就不切合三段同等性，就不是舉動的結果了，對舉動的變化也就沒什麼意義了。

在舉動學面前目今，耽擱症算個p，你和我有一萬種要領辦理它。

找幾個舉動多練反復，學會找准特定的條件和結果，你就可以明白很多一樣平常舉動啦！

比如父母喝止孩子哭鬧這個徵象。

先看孩子，由於某種刺激（條件）引發孩子哭鬧的舉動，得到的結果是「父母的叱責非難」「必要得不到饜足」，那麼下次遇到這個刺激孩子就不太會哭鬧了。要細致，孩子不哭鬧了，不是他的題目辦理了，而是克制了哭鬧孕育產生的題目，而本來的題目從未得到辦理，可以想像，長期下去，會孕育產生多糟糕的影響。

再看父母，條件是孩子哭鬧，舉動是喝止孩子，結果是克制了孩子哭鬧孕育產生的困擾，以後孩子哭鬧父母更樂意採取喝止的舉動，而不是存眷孩子的題目。同樣，不是父母「教誨」了孩子而是打擊了孩子，不是孩子變「聽話」了，而是孩子學會了躲避，學會了剋制本身的感覺而剋制父母的打擊。長期下去，對一個孩子的生理的影響可見一斑。

再比如「背城借一」「卧薪嘗膽」都可以看作應用舉動學原理對條件舉行操縱，引發了盼望舉動。

另有很多例子啦，根本上任何舉動都可以用abc理論闡發一下的，還是盼望大家任意抓個舉動親身嘗嘗吧！

以上便是舉動學上的abc理論底子和闡發要領了。

更多內容請參考《舉動改正——原理與要領（第五版）》

我上面的全部內容都因此後書來滴！我第一次刷的時間但是廢了老大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