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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古代史的方法研究當代史

發布時間:2022-07-05 03:02:23

Ⅰ 歷史學科研究的理論和方法都有哪些

歷史研究有其獨特的魅力。歷史研究的魅力在於:哲學研究止於思辨和教訓,容易「徒託空言」,而歷史研究因其敘述歷史事實而更容易顯示出「深切著明」的效應。

歷史研究的魅力在於:歷史研究所面對的研究對象是比較穩定的文本。它既不像實驗研究那樣容易受無關因素的干擾,也不像調查研究那樣因缺乏資料而無話可說。而且,從歷史研究的視角來看,「現實」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並不見得調查研究的對象就是現實的而歷史研究的對象就一定是「過去」的。相反,一切「現代」都正在成為過去,而一切歷史都可以理解為當代史。

從研究的主題來看,歷史研究可分為思想史研究、制度史研究(或改革實踐史)和學術史研究三種。而從研究的方法來看,歷史研究可分為歷史的考證研究、歷史的敘事研究和歷史的解釋研究。

歷史的考證研究和歷史的敘事研究其實就是歷史的調查研究,可統稱為歷史的實證研究。一般意義上的調查是對「當下的事件」的調查,而歷史的考證研究和歷史的敘事研究是對「過去的事件」的調查。

歷史的解釋研究在面對歷史事實(主要是歷史文獻)時,它更多地依賴於研究者個人的判斷及其所選擇的視角。不同的研究者總是能夠從不同的視角提出不同的解釋,這使解釋研究不可能像其他實證研究如調查研究、實驗研究那樣顯示出「毋庸置疑」的客觀性。但是,歷史的解釋研究在提出解釋時仍然重視解釋的理由和證據,以便使自己的解釋令人信服。就此而言,歷史的解釋研究也有某種實證研究的含量而並非任意、任性地隨意發揮。

Ⅱ 古代史、近代史、現代史的劃分依據或者為什麼成為古代史、近代史、現代史

基本上是以社會制度的更替和重大轉折事件來劃分的,古代史和近代史是以1840年鴉片戰爭為劃分節點的,鴉片戰爭是輝煌了兩千餘年的中華文化正式走入衰落的起點,近代史和現代史則是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節點的,五四運動時沉睡的中國開始覺醒的轉折點事件,現代史就是19年——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再就是當代史了,基本上可以看出社會制度的更替: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

Ⅲ 求助中國古代史大神解答

1、否;2、是;3、否;4、是;5、是;6、是;7、是;8、是;9、是;10、否;11、是;12、否;13、否;14、是;15、否;16、否;17、是;18、是;19、是;20、是

兄弟,我盡力了!!

Ⅳ 怎樣做「歷史研究」

表面看來,調查研究、實驗研究或哲學研究比歷史研究更能顯示其現實意義。不過,歷史研究依然有其獨特的魅力。與哲學研究相比,歷史研究的魅力在於:哲學研究止於思辨和教訓,容易「徒託空言」,而歷史研究因其敘述歷史事實而更容易顯示出「深切著明」的效應。[1]與調查研究或實驗研究相比,歷史研究的魅力在於:歷史研究所面對的研究對象是比較穩定的文本。它既不像實驗研究那樣容易受無關因素的干擾,也不像調查研究那樣因缺乏資料而無話可說。而且,從歷史研究的視角來看,「現實」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並不見得調查研究的對象就是現實的而歷史研究的對象就一定是「過去」的。相反,一切「現代」都正在成為過去,而一切歷史都可以理解為當代史。
從研究的主題來看,歷史研究可分為思想史研究、制度史研究(或改革實踐史)和學術史研究三種。而從研究的方法來看,歷史研究可分為歷史的考證研究、歷史的敘事研究和歷史的解釋研究。
歷史的考證研究和歷史的敘事研究其實就是歷史的調查研究,可統稱為歷史的實證研究。一般意義上的調查是對「當下的事件」的調查,而歷史的考證研究和歷史的敘事研究是對「過去的事件」的調查。
歷史的解釋研究在面對歷史事實(主要是歷史文獻)時,它更多地依賴於研究者個人的判斷及其所選擇的視角。不同的研究者總是能夠從不同的視角提出不同的解釋,這使解釋研究不可能像其他實證研究如調查研究、實驗研究那樣顯示出「毋庸置疑」的客觀性。但是,歷史的解釋研究在提出解釋時仍然重視解釋的理由和證據,以便使自己的解釋令人信服。就此而言,歷史的解釋研究也有某種實證研究的含量而並非任意、任性地隨意發揮。

通過本章的學習,你將能夠

●了解歷史的考證研究的三個主要途徑;
●掌握歷史的發生學研究的三個主要途徑;
●學會使用歷史的話語分析法,掌握歷史的話語分析的三個主要方法;
●學會使用歷史人類學研究法;
●理解傳統的解釋學研究與隱微解釋學研究的主要差異;
●理解歷史的述評研究的技巧及容易出現的問題;
●掌握必要的翻譯技巧;
●掌握隱微解釋學研究的三個技巧並理解「解釋學的三個自信」;
●學會歷史的比較研究。
中外歷史研究幾乎都有重視史料考證的傳統。中國有「乾嘉學派」,西方有「蘭克學派」。中國史學界在18世紀已經興起「考證」之風。乾隆、嘉慶兩朝,迄於道光中葉的百餘年間,朴實的經史考證成為學術主流,時人「皆以考博為事,無復有潛心理學者」,形成「乾嘉學派」(也稱為「考據學派」)。[2]「清代是校勘碩果累累,校勘學獨立形成的時期。」[3]當時出現一大批從事校勘、版本、目錄研究學者。[4]發展至戴震(1724~1777)、章學誠(1738~1801)等人那裡,「乾嘉學派遂臻於鼎盛」。
西方史學界重視史料考證的傳統並非始於德國史學家蘭克(L. Ranke,1795~1886),但蘭克為這個傳統制定了嚴格的考訂與批判的方法,並發展成一個學派。「蘭克學派」的主要貢獻並不在於它倡導「史學即史料學」的實證主義史學,因為,「蘭克本人既沒有說過此話,他的著作也絕非史料的編排」。相反,蘭克本人一直相信「歷史背後的精神力量」,他甚至會在其著作中作出自己的價值判斷和評論。他的著作隱含了他的價值觀念和思想傾向。「蘭克學派」也並非人們想像的那樣只追求「如是直言」而不重視寫作的藝術。相反,「他的史筆,從容流暢,且有音樂節奏,……他從不諱言史家需要藝術天才和造詣,他一直認為大氣磅礴的敘事,仍是史家的重要任務。他的書不僅僅為專家而寫,也可供非專業者閱讀。」[5]蘭克學派的真正貢獻在於:它不僅收集和利用檔案資料,而且辨別檔案文獻的真偽,強調在引用史料之前,必須進行嚴格的史料辨偽或史料批判。1886年蘭克去世,3年後德國史學家伯倫漢(E. Bernheim,1850~1942,蘭克的再傳弟子)總結蘭克的史料辨偽方法,出版《史學方法論》。蘭克學派所強調的史料辨偽對後來的史學發生了持久的影響。即便後來出現的以法國「年鑒學派」為代表的「新史學」對蘭克學派提出批判[6],但是,年鑒學派或新史學也依然重視考據。其差異只在於,年鑒學派或新史學更重視社會經濟史、文化史而不贊成蘭克學派只強調政治史以及相關的宗教史和外交史的研究。[7]
至民國初年,胡適、傅斯年、顧頡剛等人結合中國「乾嘉學派」的傳統和西方蘭克學派的精神而倡導史料的考證與辨偽,一度興起「古史辨派」(也可稱為「古史辨偽」)。[8]考證研究看似與現實無關或沒有太大的現實意義,但是,它往往為相關的思想史研究或制度史研究以及哲學研究提供重要的史料證據。學術研究可以因此而避免以訛傳訛。
史料考證的主要方法是比較。根據比較所採用的材料來看,考證研究可分為校勘法和三重證據法。考據是歷史研究的必要工具,但是,在義理和考據之間,義理優先於考據。

一、校勘法
校勘是尋找適合閱讀的文獻、做注釋或參考文獻以及撰寫文獻綜述的前提條件。與之相關的研究包括版本學研究和目錄學研究。
(一)校勘與校勘學
有關校勘的系統研究,稱為「校勘學」。狹義的校勘就是「用本子互勘」 [9],以便發現同一部書的錯誤、錯漏,然後訂正。也有人認為,校勘學的主要工作有三:「一是發現錯誤,二是改正,三是證明所改不誤。」[10]
校勘既可以作為歷史研究中的輔助方法,也可以作為獨立的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領域,獨立的校勘研究似乎並不多見,但在編輯教育著作或引用他人的文獻時,需要基本的校勘而且需要有一定的校勘技巧。比如,在編輯和整理杜威的早期、中期和晚期著作時,編者特別強調了「文本的校勘原則和程序」。[11]又如,有研究者對有關拉伊(W. Lay,1862~1926)的「實驗教育學」的相關簡述及其版本做了校勘,發現大量以訛傳訛的錯誤(見案例6-1)[12]。

案例6-1:拉伊和他的實驗教育學

拉伊在1903年出版了他的《實驗教學論》。這本書1905年推出第2版,1910年推出第3版。迄今未見中譯本。他在1908年出版了他的《實驗教育學》,1912年和1918年分別推出第2版和第3版。1938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中譯本;1996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再次出版中譯本。
在我國建國以前,比如,錢歌川的《現代教育學說》正確地指出了拉伊在1903年出版了《實驗教授學》,1908年出版了《實驗教育學》。雷通群在其《西洋教育通史》中說,拉伊於1903年著《實驗教授學》,但未及《實驗教育學》。
然而,如商務印書館1930年出版的《教育大辭書》中的「拉伊」目說,「1903年,發表《實驗教育學》一書」;其「實驗教授學」目,說「實驗教授學之名詞,始於拉伊所著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03)一書」。又如商務印書館1935年出版的《現代西洋教育史》說,在1903年,始才公布他的《實驗教育學》(Experimentelle Didaktik);又提到「《實驗教育學》(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12」。把拉伊的兩本書搞成一瓶漿糊了!建國以後、我國一些教育類工具書、教育理論和教育歷史的書籍,搞錯了的確實不少,比如: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教育實驗學》第2頁,說「另一位德國教育家拉伊1903年寫出了《實驗教育學》一書」。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近代西方教育理論在中國的傳播》第259頁,說「拉伊於1903年寫成《實驗教育學》一書」。……之所以如此縷述拉伊的《實驗教學論》和《實驗教育學》兩本著作及其出版年份,是因為感到「以訛傳訛」實在太多了!

(二)校勘學與版本學、目錄學
傳統的校勘學主要是指對古籍的校勘,它與版本學、目錄學相關,三者一起構成「古典文獻學」。[13]版本學側重研究各種版本的源流(發生和傳播)、差異、優劣及其演變規律,並以此為校勘提供基礎;目錄學側重書名、卷數、頁碼、作者、版刻以及索引和提要。[14]而在實際的操作中,校勘學、版本學、目錄學三者往往相互支持、彼此呼應。廣義的校勘學包括了版本學和目錄學。[15]也因此有人統稱之為「目錄版本校勘學」[16]或「版本目錄學」。[17]在版本學、目錄學、校勘學領域卓有成就者,被稱為「版本目錄學家」或「校讎學家」。[18]這樣看來,校勘包括了史料辨偽。[19]中國近代興起的「古史辨偽」,也可以視為廣義的校勘和校勘學的一個部分。[20]
在現代學術研究領域,很少有學者被稱為版本學家、目錄學家或校勘學家,也很少有學者被稱為「版本目錄學家」或「古典文獻學家」。但是,版本學、目錄學和校勘學的相關知識和技術一起濃縮為「現代文獻學」或「歷史文獻學」。[21]與之相關的「文獻研究」以及「文獻綜述」成為現代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環節。
(三)校勘的時機
並非所有的研究都需要校勘,但是,當研究者遇到以下情境時,則需要做必要的校勘,以免出現學術研究中的「低級錯誤」。
第一,在閱讀文獻時,需要在不同版本之間做出選擇。如張之洞在《書目答問》的開篇所提示:「諸生好學者來問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為善……讀書不知道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22]一般而言,可以通過考察文獻的目錄、導言、注釋以及參考文獻來對文獻的質量做一個整體的評估。然後,在比較不同版本的基礎上進行選擇。
第二,在引用文獻時,如果同一著作或論文有多種版本,則需要通過校勘的方式選擇高質量的版本。
第三,在引用文獻時,如果發現所引用的文字不順暢,則需要通過校勘的方式確認原文是否准確。
第四,在轉引他人的文獻時,需要確認所轉引的文獻是否准確。比如,在討論柏拉圖的「靈魂馬車」比喻時,不少研究者的引文與注釋出現錯誤[23]:一是引文與原來的譯文不符。二是注釋錯誤,標示的頁碼與原來的譯文不符。[24]又如,Rudck, J.和Hopkins, D.在其主編的Research as a Basis for Teaching: Reading from the work of Lawrence Stenhouse中引用了Stenhouse的What Counts as Research,其注釋所標注的出處是錯誤的。類似的錯誤同時也說明,應該引用原始文獻而不得轉引他人文獻或「文摘」式的文獻,除非研究者經過努力之後實在無法獲得原始文獻才可以採用轉引。如果發現某份文獻與原始文獻擺放在一起可以起到「互文閱讀」的效果,則可以在注釋中同時列出原始文獻和轉引的文獻。這樣做的前提是,需要對轉引的文獻與原始文獻做一些校勘,以便確認轉引的文獻是否准確。
第五,如果同一著作出現多個版本,則需要以校勘的方式確認版本的質量,一般而言,專業出版社的版本比較可信,而商業出版機構出版的作品需要警惕。本領域的學術期刊所發表的文獻比較可信,而沒有影響力的學術期刊所發表的文獻則可能難登「大雅之堂」。若同一文獻出現多種資料集,應盡量使用最早的版本或選編校勘精良的版本。
第六,如果同一著作出現了多種譯本,則需要通過校勘的方式比較譯本的質量以便選擇優質的譯本。
第七,如果同一著作出現了多次修訂版,則盡可能採用最新的版本,不過,也可以通過校勘的方式確認不同版本之間的差異,以便選用合適的版本。
第八,如果引用譯本,則需要對原文與譯文做必要的校勘,以便確認譯文的質量。如果發現譯文的語義不順暢,則立刻進入校勘狀態。

二、兩重證據法
如果把校勘理解為「用本子互勘」,那麼,這種考據的方法仍然是以文本為單一的證據,有人稱之為「以文獻考證文獻」、「以古書論古書」。[25]除了「用本子互勘」這種「單一」證據之外,還有兩重證據法和三重證據法。
兩重證據法主要指王國維所使用的地下的考古材料與地上的古書材料互勘的方法。在王國維看來:「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26]有人稱之為「物質與經籍證成一片」或「地下紙上打成一片」法。[27]
其實,王國維的考證並不止於「兩重證據」,陳寅恪將王國維的治史方法歸納為「三目法」:一是「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相當於王國維本人所說的「兩重證據法」。二是「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是「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28]
不過,有關王國維的「三目法」更適合用來概括陳寅恪本人的治史方法。王國維在史學方法上的突破主要限於兩個方面:一是地下的考古資料與地上的文本資料相互印證,比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二是哲學視角尤其是西方哲學的視角與歷史文本的相互印證,比如用叔本華哲學視角研究《紅樓夢》。但是,王國維本人外語水平有限(僅通曉日語和英語),很難做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真正能夠熟練使用這個方法的正是陳寅恪本人。據說,陳寅恪能熟練使用的外文有十六七種[29],尤其精研「梵語」,這為陳寅恪採用「異族之書」與本國之書相互印證提供了重要的工具。陳寅恪後來也利用自己的外語優勢更正了王國維書中的某些錯誤。[30]
除了採用「異族之書」與本國之書相互印證之外,陳寅恪還採用了以詩證史的「詩史互證法」。採用此種方法的典型作品是《柳如是別傳》。
如果說王國維的史學方法的兩個特色是考古學與文獻學的互證以及哲學視角與史料的互證,那麼,陳寅恪的史學方法的兩個特色則是「異族之書」與本國之書的互證以及「詩史互證」。

Ⅳ 中國古代史的最新研究動向

先秦史研究:李學勤主編的《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雲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一書,以聚落形態的發展和變化為主線,探討從村落到國家運動軌跡,論述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的途徑和典型方式,屬於別開蹊徑的新視角,從而為新世紀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啟示。本書還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集中對國家暴力的核心--王權的形成和強化作了全面考察,充分闡述了從「五帝」時期到「三王」時期,王權是古代文明和國家形成過程中國家權力系統的集中反映。彭邦炯的《甲骨文農業資料考辨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12月,是利用甲骨文材料研究商代農業的總結之作。該書有不少辨正前人之處,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見解,既從縱向論證了商代農業早晚發展的不同,又從橫向分門別類地對甲骨文所反映的商代農業作了系統地敘述,推動了商代農業史研究的深入。常玉芝《殷商歷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一書,深入探討和論證了殷商歷法的紀日、紀月、紀年等問題,並對與歷法有關的開象記錄也進行了甄別,在全面分析資料的基礎上,糾正了不少前人有關殷商歷法的誤說,提出了不少有創見的看法,把這一領域的研究推向了新的水平。曲英傑《齊都臨淄城》著作,是在全面剔梳史料並與考古發掘成果相結合的基礎上,進行多方位研究齊都臨淄的開創之作。書中不僅從宏觀上縱向考察了齊都的發展變化及其在中國城市發展史上的地位,而且微觀上對臨淄城內居民的居住環境、生活習俗等方面進行了探討,甚至對春秋時齊國的貴族,諸如崔氏、國氏等世卿的宅居及其方位形制都進行了有根據的復原。因而《齊都臨淄城》不僅對齊國史的研究很有意義,而且也為古都研究的深入進行了新的摸索。�
國家重點課題「夏商周斷代工程」在1998年取得了許多新收獲,其中偃師商城考古新發掘,不但確認了偃師商城有外城、內城、宮城之分,內城和宮城早於外城;而且也試圖為夏、商之交的年代亦即為劃分夏商文化提供界標。2月在山西侯馬召開的「西周列王年代學考古專題研討會」上,李伯謙教授提出了晉侯墓地八組墓葬分屬於從晉武侯到晉文侯等八代晉侯的觀點,得到與會專家的廣泛贊同,其分期研究成果可以與《史記·晉世家》記載相比較,將西周文化分期與西周王世對應了起來。此外,關於月相問題、銅器的考古學編年與斷代問題、厲宣幽王年問題、甲骨文日月食研究與武丁的可能年代、武王克商的年代問題等都取得了一些新進展。

秦漢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朱大渭《六朝史論》、(中華書局,1998年),是朱大渭先生積40餘年心血而撰寫的40餘萬言的力作,全書由22篇論文組成,涉及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治、經濟、文化乃至醫學等廣泛領域。該書對於當時的官俸、官員致仕、政界名人的年齡結構、外科醫學、畜牧等不甚為人注意的新課題均加以撰論,而對史學界研究成果較多的問題,如農民戰爭、民族融合、階級結構、人物評價等,也撰寫專文。而且在文獻與考古資料中勤搜博採,殫心精思,因而能提出令人服膺的新解。台灣學者廖伯源《簡牘與制度---尹灣漢墓簡牘官文書考證》(文津出版社,1998年),依據尹灣漢墓出土的簡牘官文書,參照傳世文獻,考證了漢代的政治制度與地理狀況。這本15萬字的學術專著,距1996年廣州中山大學召開的「秦漢史國際討論會」上謝桂華介紹尹灣漢墓簡牘,時隔僅僅兩年,而其完成初稿時間距《尹灣漢墓簡牘》的出版僅七個月。如此迅速的反應,實得力於先進的研究手段。作者稱,本書之撰寫,利用台北歷史語言研究所之漢籍全文資料庫,檢索方便快捷,本書得以在短期完成蓋以此也。」
1998年出版的秦漢魏晉南北朝史的專著中,屬於社會生活史類者占據了重要的成份。其中彭衛的《漢代社會風尚研究》(三秦出版社,1998年)一書,分七個專題考察了漢代社會風尚、漢代人的精神世界和語言現象。由於文獻疏於記載或語焉不詳,使歷史的復原頗為不易,因此從瑣細的社會生活表象中進行富有歷史深度和理論深度的分析殊非易事,作者卻不避困難,進行深入細致研究,從而對這些現象給予了令人信服的結論。同年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作為龍蛇叢書之一的《古道俠風》一書,也是彭衛在漢代社會風尚研究方面的一部力作,對漢代的游俠作了深入細致的探討。�
在這一時期的宗教史方面,侯旭東的《五、六世紀北方民眾的佛教信仰--以造像記為中心的考察》(中國社科出版社,1998年),是一部有內容有深度的力作。馬勇的《秦漢學術--社會轉型時期的思想探索》(陝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是秦漢學術史方面的新作。朱大渭、梁滿倉合著的《武侯春秋》(團結出版社,1998年)是兩位作者將多年來對諸葛亮一生深入的研究以暢達生動的語言表達的成果。此外,列入《武侯祠歷史文化叢書》(十冊)中的李兆成的《一代賢相諸葛亮》和譚良嘯的《天下英雄得劉備》,也於1998年5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隋唐史研究:首先需要提到的是張弓的《漢唐佛寺文化》(中國社科出版社,1997年12月),該書把寺院文化活動和文化現象置於華梵文明的遇合與交融,以及華夏文明發展變化的大背景之下進行考察。書中對漢唐佛寺經濟生活三種生存狀態的本質特徵的分析、對作為「文化視野窗口」的寺名的考察,對觀音瑞像起源、意義的論述,以及對寺型演變原因的探討,都是獨到而有深度的創見。此外還有由張澤咸、李斌城等合著的《隋唐五代社會生活史》、黃正建《唐代衣住行研究》、楊際平等合著的《五--十世紀敦煌的家庭與家庭關系》等著作。

宋遼金元史研究:由史衛民等主持翻譯的《劍橋中國遼夏金元史》(中國社科出版社1998年)出版,是值得一提的。該書有九章內容,73萬余字,各章分別由當代西方的權威學者撰稿,書後附有詳細的參考書目,基本上反映了國外學者90年代以前對中國遼夏金元史的研究情況。該書的翻譯出版,為我為學者了解國外同行的研究情況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宋代法制史的研究,近年來一直是一個熱點。繼去年郭東旭《宋朝法制研究》一書出版後,1998年又出版了薛梅卿的《〈宋刑統〉研究》,該書在對《宋刑統》進行系列研究中提出了不少新觀點,如該書徵引大量史料,認為《宋刑史》為宋朝300年通行不廢的一部法典,與普遍流行的觀點有所不同。朱瑞熙等著的《遼金西夏金社會生活史》(中國社科出版社,1998年)也是社會生活史斷代系列之一,該書函蓋面較廣,全面敘述了公元916--1279年共三百多年間中國境內各民族政權的社會生活,內容詳實,敘述得體,其中有些方面,象押字、剌字等頗具時代特點。

明史研究:欒成顯《明代黃冊研究》(中國社科出版社,1998年)一書,向史學界提供了明初的黃冊抄底,糾正了原流傳的所謂「黃冊原本」的錯誤。澄清了明代里甲編制與圖保編制分屬不同系統的區別,證實了黃冊人口登載事項中包括婦女的說法,論證了甲首本是一種職役,不當作一甲「首領」來理解,揭示了黃冊制度的本質不僅是賦役之法,而且更重要的是戶籍制度,它首先是控制人口即控制勞動力的。該書在明史學界受到廣泛的關注,獲得高度的評價。
� 近年來學術界對明代商品經濟的研究一直持續不斷,不僅論著多,而且涉及的領域較寬,例如對典當業、農村集市、廟會、會館、市場網路、市場法等都有研究。其中範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一書,就屬於系統研究江南商業經濟的專著。通過他的研究表明,在16世紀的明朝,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王興亞《明清河南集市廟會會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一書,對明清河南集市、廟會和會館的建立、發展、分布、類別、組織管理以及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作了考述。
� 在明清時期的社會史研究方面,有吳仁安的《明清時期上海地區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一書,從社會史與地方史的交叉處入手,採用多學科滲透的方法,對300餘名明清上海名流及其著姓望族作了多方位的研究。作為民族關系史,達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歷史研究》(內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一書,充分利用豐富的漢文、蒙文、滿文史料,緊緊圍繞古代蒙古地區與中原密不可分的政治經濟聯系,闡明推動蒙古各部南遷的內外原因,以及南遷對周鄰民族和對蒙古本身社會發展帶來的影響,解決了一些前人未能解決的有關漠南蒙古歷史上社會、經濟、地理等方面的問題。

� 清史研究:明清鼎革與清前期歷史地位,一直是倍受關注的。顧誠《南明史》受到清史學界的高度重視。並引發了明清之際歷史的新思考。關於康乾盛世,李治亭《清康乾盛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一書,與顧誠的觀點不同,認為清朝入關後的統治,誠然具有維護滿族特殊利益,犧牲漢族百姓利益的內容,但同時它也在不斷調整統治方針,努力實現民族關系和諧,以達到穩定政權、恢復、發展社會生產的目的,並在實踐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國家的統一,經濟繁榮,武功強盛,學術集大成等。如果將其和同時期英、法等國的發展水平相比,當時的中國確實落後了,這可以說是康乾盛世最大的悲劇所在。但這種落後至晚從明朝中葉就開始了,康乾時期中西差距只是拉得更大而已。在清代的政治研究中,吳吉遠的《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職能研究》(中國社科出版社,1998年)一書是比較重要的學術著作。該書對清代專制與法制的關系,清代立法與司法的建設,進行了比較系統的論述。對朝縣(州)、府、省三級司法職能進行了立體的分層深入研究,並考察了幕友、書吏、差役、長隨在地方司法中的特殊作用,比較清晰、完整地揭示了清代地方司法系統的基本狀況。關於清代人物研究,1998年出版的馮佐哲的新著《和珅評傳》(中國青年出版社),比較徹底地改變了以前將和珅漫畫、醜化的傳統做法,還和珅以歷史本來面目,糾正了以往人物研究中片面性。

� 文化史研究:1998年出版的有中華文化通志編委會編的《中華文化通志》劉惠文的《蔡元培的文化思想》、蔡克驕的《甌越文化史》、武斌編的《中國文化史概說》、趙錦元等編的《中國民族宗教與文化》、馬啟成、丁宏的《中國伊斯蘭文化類型與民族特色》、葛兆光的《中國禪思想史》、卿希泰和詹石窗合著的《道教文化新典》、陳鼓應主編的《道教文化研究》、張繼禹主編的《道法自然與環境保護棗兼論道教濟世貴生思想》等。其中由蕭克任編委會主任的《中華文化通志》,從籌劃到編撰出版,歷時8年,篇幅達101卷、4000餘萬言。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部系統、全面的文化通志。全書分為序卷和十典百志、貫通古今五千年歷史,涵蓋十大文化領域,包括56個民族文化,涉及文史哲經等十個主要學科,匯集了大批專業學者,內容豐富詳實,撰寫質量高,既有可讀性也具學術性,受到學術界的好評。

� 中外關系史研究:楊富學的《回鶻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是利用中亞古文獻進行專題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論著之一。作者利用國內外已刊布的回鶻文文獻, 結合漢文史料,對回鶻佛教的傳播歷史、經濟情況、功德思想、寺院興建、寺院經濟及佛教對回鶻文明的影響等問題作了較全面系統的探索。林梅村的論文集《漢唐西域與中國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是其《西域文明》(東方出版社,1995年) 的姊妹篇, 集中反映了作者利用佉盧文獻並與史籍和考古資料相結合,是研究中亞古代歷史文化所取得的最新成果。

� 歷史地理研究:1998年出版的有《侯仁之文集》、陳橋驛《方誌論集》、葛劍雄《未來生存空間--自然空間》、李勇先《輿地紀勝研究》、衛家雄、華林甫《銀色巨龍--長江》、辛德勇《黃河史話》等。通過這些著作和一批論文,我們可以看到歷史地理是一門既有學術價值,又有現實意義的專門之學,在這些研究中,學者們除了對疆域與政區、歷史軍事地理等方面的研究外,有關自然環境的變遷及如何保護環境,也愈來愈受到研究者的重視。

� 綜觀中國古代史研究,我們可以看到,內容充實、觀點新穎的論著不斷涌現,專題研究亦有所加深,學術空氣相當活躍。但在深入發掘材料的同時,轉變視角,引發新思路,借鑒或與其他學科相結合,開辟史學研究的新途徑,都有待繼續努力。另外,研究學風尚須進一步嚴謹,尤其應加強學術批評,提倡學術爭嗚。

Ⅵ 中國文化史研究的方法

如果研究古代歷史按照教科書這樣按照某個帝王為主線去研究,就白白浪費時間了。
研究歷史,如果從氣候、糧食、疾病、技術、制度等角度然後兼顧帝王特點,這樣可以更加客觀還原一個真實的歷史。然後也能從歷史中學到經驗教訓,真正起到學歷史的作用。

Ⅶ 如何攻克歷史學考研中國史

有出路

自從歷史學考研統考以來,越來越多的歷史愛好者來考歷史學的碩士研究生。那麼,歷史學考研的主要就業方向有什麼呢?歷史學考研就業前景又如何呢?讓勤思老師告訴大家吧!
史學理論及史學史
研究范圍包括歷史哲學研究、中國古代史學史、中國近現代史學史、現代史學思潮、現當代史學研究、史學名著研讀、學術大師研究、方誌學、歷史研究法、西方史學理論與方法、西方史學史等。
培養適應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需要的、具有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高層次的史學理論和史學史專門人才。最終成為掌握本學科基本理論、方法和最新學術動態,具有獨立從事學術研究能力,畢業後能夠勝任歷史學相關學科的教學、科研與管理工作,並能夠在本學科做出具有理論和實踐意義的探索和研究成果的高級人才。
就業前景:
歷史學理論類專業的畢業生,可在高等院校、科研部門、國家機關、新聞出版等文化機構、文物考古研究機構、博物館等單位任職。
考古學及博物館學
研究范圍包括考古學和博物館學基本理論和方法、北方民族歷史與考古,人類學和環境考古等。
培養適應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需要的、具有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高層次的考古學與博物館學專門人才。
考古學與博物館學專業碩士研究生,需要掌握本學科基本理論、方法和最新學術動態,具有獨立從事田野考古發掘和研究、博物館陳列設計、保護與管理能力,畢業後能夠勝任中國考古學、博物館學及文物學等相關學科的教學、科研與管理工作,並能夠在本學科做出具有理論和實踐意義的探索和研究成果。
歷史地理學
研究對象是歷史時期的人地關系,脫胎於傳統的輿地學,是一門既古老而又年輕的學科。它的研究領域,主要有四大塊:
1、歷史地理學理論與方法:包括學科屬性之確定、地理學方法、歷史學方法等。
2、歷史自然地理研究:包括地貌、水文、氣候、動植物、自然災害、海陸變遷等。3、歷史人文地理研究:包括政區、疆域、經濟、城市、人口、交通、軍事、社會、文化等。4、歷史地理文獻研究:包括傳世文獻、佚失和出土文獻等。
歷史地理專業主要培養掌握歷史地理的基礎理論與系統的專業知識,具有獨立從事歷史地理研究工作的能力,並能夠在本學科與相關學科做出有理論及實踐意義的成果。
就業前景:
歷史地理學專業畢業後,能夠從事中國歷史地理及其相關學科的教學與科研工作,也能勝任區域規劃、環境保護、新聞出版、方誌地名、水利建設等方面的工作,以及為政府決策部門作專題研究等。

Ⅷ 怎樣系統的學習和研究歷史

如果是為了以後深入研究中國古代史,應該先從學習古文入手。要先熟悉繁體字、文言文。可看看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
而且,中國古代「文史哲」是不分家的,平時要多看些經典的古代作品,像<<詩經>><<老子>><<史記>>等都是必看的。
要系統地學,可按歷史系本科專業的課程來學,按課程購買書目,循序漸進地看,還可結合中國古代文學史來學。中國古代文學史中有很多的史料,即陳寅恪所謂的「以詩證史」。
還可按照考研的書目來看書,這樣針對性可能會更強。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的網頁:http://www.hist.pku.e.cn/ 推薦你看有看。

Ⅸ 按研究方向歷史有哪些組成部分

1.史學理論與史學史
1研究方向
目前,各大院校與史學理論及史學史專業相關的研究方向都略有不同的側重點。以南開大學為例,該專業研究方向主要有:
01中國古代史學史(上古-1840)
02中國近現代史學史(1840-2000)
03史學理論與史學方法
04外國史學史
2)培養目標
培養學生具有較高的政治素質和良好的學風,系統、深入地掌握歷史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史學理論與方法,對中外各種主要史學理論、中外史學史具有較寬廣、扎實的基礎知識,能夠批判地繼承中外史學遺產,正確評析當代史學思潮和史學流派,對本學科的現狀和前沿動態有較深的認識,能夠運用一門外語熟練閱讀本專業的外文資料,具有進行國際學術交流的能力和較高的寫作能力,掌握現代化的研究手段和工具,研究視域開闊,理論基礎堅實的,具有創造性研究的能力。
3)專業特色
在史學理論和史學史這兩大領域之間,它以史學理論為研究重點,兼及史學史(側重於研究近現代西方史學和歷史哲學流派的歷史);在史學理論領域,以廣義社會歷史理論研究為重點,而不局限於狹義的史學理論;而且堅持把理論探討與實證的史學研究相結合。
2.考古學及博物館學
1)學科簡介
考古學(後改為考古學及博物館學)屬於人文科學的領域,是歷史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任務在於根據古代人類通過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以研究人類古代社會的歷史。實物資料包括各種遺跡和遺物,它們多埋沒在地下,必須經過科學的調查發掘,才能被系統地、完整地揭示和收集。因此,考古學研究的基礎在於田野調查發掘工作。
2)培養目標
考古專業的碩士研究生在三年學習期間應系統掌握考古專業的基本知識和基本理論,具有寬廣和堅實的基本技能,了解考古學科的發展歷史、現狀和最新動態,能承擔與本學科有關的研究課題和教學工作,學位論文要求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或應用價值,並具有一定的創造性。
3)研究方向
01古文字學
02舊石器時代考古
03新石器時代考古
04商周考古
05戰國秦漢考古
06魏晉南北朝考古
07隋唐考古
08文化人類學
09宋元明考古
10東方建築
11文化遺產研究
12古代陶瓷
13文物學
3. 歷史地理學
1)學科簡介
歷史地理學是研究歷史時期地理環境及其演變規律的學科,它是地理學的年輕分支學科,又與傳統的沿革地理研究有密切關系。
沿革地理主要研究歷代政區和疆域的變遷,在中國已有悠久的歷史,內容十分豐富,在西方也有類似的研究。然而,歷史地理學作為現代地理學的組成部分首先是在西方發展起來的。
歷史地理學的發展大致可劃分為三個階段:古代沿革地理的起源和發展;沿革地理向歷史地理的演變;現代歷史地理學的形成和發展。
2)培養目標
本專業主要為高等院校和各級科研機構培養本學科高層次的專門教學、科研人才、和具有豐富歷史知識和品學兼優的管理與專業人才。具體要求是:具有堅實的大學基礎理論知識和系統的歷史地理專業知識,熟悉國內外歷史地理學方面研究的歷史、現狀和發展趨勢;掌握一門外國語;具有較為開闊的視野,能夠獨立從事科學研究、教學或其他方面專業工作的能力。
3)研究方向
01.中國歷史地理
02.生態環境史
4.歷史文獻學
1)研究方向
目前,各大院校與歷史文獻學專業相關的研究方向都略有不同的側重點。以北京師范大學為例,該專業研究方向主要有:
01中華典籍與文化
02專題文獻
03歷史文獻學
2)培養目標
①較好地掌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遵紀守法,具有較強的事業心和責任感,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質和學術修養。
②掌握歷史文獻學專業堅實的基礎理論和系統的專業知識,具有獨立從事科學研究、教學工作或擔任專門工作的能力。
③掌握一門外國語,並能運用該門外國語比較熟練地閱讀本專業的外文資料。
3)專業特色
該專業研究對象主要是古今一切有歷史價值的漢文與民族文字的歷史文獻,是對文獻的產生發展、表現方式、流傳情況,以及文獻的內容類別、整理利用乃至文獻數據化進行探討和研究,並闡述其發展規律,總結其實踐經驗,進而加以理論說明的一門綜合性的學問,是一門具有深厚文化底蘊和廣闊發展前景的學科。
5.專門史
1)學科簡介
專門史是屬於歷史學的二級學科,是對人類歷史的專門領域進行研究的學科,著重探討人類社會在各個領域的具體發展狀況及其規律,是人類歷史多樣性研究的重要方面。是對當代中外史學理論、歷史理論和史學流派的介紹,著重於研究熱點、爭論分歧和問題症結的分析。
2)培養目標
具有扎實的中外關系史、近現代華僑華人問題、東南亞史的理論基礎;系統學習專業知識,並了解本學科發展動態;具備獨立科研能力和解決本專業領域的重要事務問題的能力。至少掌握一門外語。
3)研究方向
01中國古代經濟史
02區域社會經濟史
03中國近現代經濟史
04中國文化史
05中國環境史
06中國宗教史
6.中國古代史
1)學科簡介
中國古代史是歷史學的一個二級學科。中國古代史開始於我國境內人類產生,結束於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前夕,歷經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三個發展階段。公元前21世紀,夏朝的建立標志著早期國家的產生。公元前221年秦兼並六國,實現了國家的統一。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長期的分裂局面,西部和北部的少數民族大量湧入中原,逐步實現了與漢族的融合。隋唐時期,出現了社會經濟文化繁榮、政治開明的局面,國內各民族友好交往和中外交流得到進一步發展。宋元時期,經濟重心由黃河流域轉移到長江流域,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數民族南下,民族關系出現了新變化。明清時期,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得到發展和鞏固,經濟和文化取得了一定成就。
2)培養目標
掌握中國古代史研究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具有良好的學識基礎和研究能力,了解本學科的歷史、現狀和發展動態,基本上能獨立開展與本學科的研究和教學工作。學位論文應具有一家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有一定創見,相當的深度和廣度。
3)研究方向
01 中國上古史
02 隋唐五代史
03 魏晉南北朝史
04 宋元史
05 明清史
06 西北民族史
07 中外關系史
08 少數民族宗教文化史
09 歷史地理與地名學
10 中國思想史
7.中國近現代史
1)學科簡介
中國近現代史是區別於世界近現代史,專以中國為近現代歷史發展的敘述主體的一門學科。不同於世界近現代史的歷史分期,中國近現代史的分期有多種看法,但被普遍接受的是起於1840年鴉片戰爭,終於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的這一觀點。
其中1840年至1919年五四運動前,被稱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也被稱為中國近代史。1919年五四運動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被稱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也稱中國現代史。
2)培養目標
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具有很強的愛國熱情和民族意識,品行良好,立志為國家、社會甚至以及人類發展作貢獻;具有牢固的專業知識基礎和較高的專業理論水平,了解國內外對於本專業研究的歷史、現狀以及發展趨勢,並熟練運用一門外國語,同時具有開闊的學術視野和較好的科研潛力,並能夠獨立從事科研與教學工作。此外,應不乏其它方面的工作能力和素質。
3)研究方向
01 中國近現代經濟史
02 中國近現代政治史
03 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
04 中國近代基督教史
05 中華民國史專題
06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07 中國近現代軍事史
8.世界史
1)概述
世界史專業是一級學科歷史學專業下的二級學科,本專業旨在通過對世界各國、各地區從古至今的經濟形態、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及其相互聯系與交流諸歷史現象進行多層次、廣角度地深入探討,科學地揭示各國、各地區社會歷史發展的特殊規律與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歷史的借鑒。
2)研究方向
世界史專業的研究方向主要有:01英國史,02美國史,03歐洲學,04現代化比較研究,05英聯邦發展研究,06歐洲文化史,07猶太文化史。
3)培養目標
本專業培養研究生具有本學科堅實的理論基礎、系統的專業知識和必要的實踐技能以及正確的教育思想觀念,熟悉國內外史學發展現狀和研究動態,打好扎實深厚的專業基礎,能運用科學的研究方法進行專業領域的學術研究。掌握一門外國語,熟練地進行專業書刊的閱讀,並能撰寫論文摘要。畢業後能在本學科領域獨立從事科學研究和教學工作,或在實際工作部門從事相關工作。

Ⅹ 中國古代史學有哪些優良傳統它對當今中國史學的發展有何借鑒意義

中國古代史學有四個優良傳統:

1、學兼天人 會通古今

2、以古為鏡 經世致用

3、求實直書 書法不隱

4、德識為先 才學並茂

它對當今中國史學的發展的借鑒意義有:

1、我國自古以來,對於歷史遺產和記事寫史,很注意借鑒和垂訓的作用,所謂「以古為鏡」,發揮史學的經世作用。

2、在中國古代史學發展史上,史學家向來都對國家治亂興衰給以極大關注,表現出飽滿而深沉的政治情懷。這種政治情懷,大多以經世致用為其出發點和歸宿。

3、重視史家業務和思想修養,是中國古代史學的一個優良傳統。劉知幾認為,史家必須兼有史才、史學、史識三長。後來,章學誠又補充了「史德」 。德、才、學、識是對史家素質的全面要求,因而它就成為史家的奮斗目標和評論史家的標准。


(10)研究古代史的方法研究當代史擴展閱讀:

中國古代史學的發展:

1、先秦時期:中國古代史學的產生。

《尚書》中的《盤庚》《牧誓》等篇記載了殷、周時期的一些重大史事,《雅》《頌》反映周室東遷前各個歷史階段的社會情況和有關封國、征伐、農事等活動,它們與金文記載都表現出明確的歷史意識。

2、秦漢時期:中國古代史學的確立。

政治上的大一統局面,產生了與之相適應的歷史巨著《史記》和《漢書》,前者為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後者為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它們奠定了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基礎。西漢初年諸家史論和東漢末年荀悅撰寫的第一部斷代編年史《漢紀》,也是這個時期的重要史學成果。

3、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中國古代史學的發展。

《三國志》、《後漢書》、《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周書》、《北齊書》、《隋書》、《南史》、《北史》等 13 部「正史」的編撰,是這個時期史學的重大成就。它們佔了《廿四史》的半數以上。

4、五代宋元時期:中國古代史學的繼續發展。

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鄭樵的《通志》、馬端臨的《文獻通考》,代表了編年、紀傳、典制三種體裁的通史撰述的新成就;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是紀事本末體史書的傑作。

5、明清時期:中國古代史學的嬗變。

李贄的《藏書》、《續藏書》、《焚書》、《續焚書》,顧炎武的《日知錄》,王夫之的《讀通鑒論》、《宋論》,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章學誠的《文史通義》等,是這個時期的史學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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