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史料學研究方法

㈠ 怎樣做「歷史研究」

表面看來，調查研究、實驗研究或哲學研究比歷史研究更能顯示其現實意義。不過，歷史研究依然有其獨特的魅力。與哲學研究相比，歷史研究的魅力在於：哲學研究止於思辨和教訓，容易「徒託空言」，而歷史研究因其敘述歷史事實而更容易顯示出「深切著明」的效應。[1]與調查研究或實驗研究相比，歷史研究的魅力在於：歷史研究所面對的研究對象是比較穩定的文本。它既不像實驗研究那樣容易受無關因素的干擾，也不像調查研究那樣因缺乏資料而無話可說。而且，從歷史研究的視角來看，「現實」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並不見得調查研究的對象就是現實的而歷史研究的對象就一定是「過去」的。相反，一切「現代」都正在成為過去，而一切歷史都可以理解為當代史。
從研究的主題來看，歷史研究可分為思想史研究、制度史研究（或改革實踐史）和學術史研究三種。而從研究的方法來看，歷史研究可分為歷史的考證研究、歷史的敘事研究和歷史的解釋研究。
歷史的考證研究和歷史的敘事研究其實就是歷史的調查研究，可統稱為歷史的實證研究。一般意義上的調查是對「當下的事件」的調查，而歷史的考證研究和歷史的敘事研究是對「過去的事件」的調查。
歷史的解釋研究在面對歷史事實（主要是歷史文獻）時，它更多地依賴於研究者個人的判斷及其所選擇的視角。不同的研究者總是能夠從不同的視角提出不同的解釋，這使解釋研究不可能像其他實證研究如調查研究、實驗研究那樣顯示出「毋庸置疑」的客觀性。但是，歷史的解釋研究在提出解釋時仍然重視解釋的理由和證據，以便使自己的解釋令人信服。就此而言，歷史的解釋研究也有某種實證研究的含量而並非任意、任性地隨意發揮。

通過本章的學習，你將能夠

●了解歷史的考證研究的三個主要途徑；
●掌握歷史的發生學研究的三個主要途徑；
●學會使用歷史的話語分析法，掌握歷史的話語分析的三個主要方法；
●學會使用歷史人類學研究法；
●理解傳統的解釋學研究與隱微解釋學研究的主要差異；
●理解歷史的述評研究的技巧及容易出現的問題；
●掌握必要的翻譯技巧；
●掌握隱微解釋學研究的三個技巧並理解「解釋學的三個自信」；
●學會歷史的比較研究。
中外歷史研究幾乎都有重視史料考證的傳統。中國有「乾嘉學派」，西方有「蘭克學派」。中國史學界在18世紀已經興起「考證」之風。乾隆、嘉慶兩朝，迄於道光中葉的百餘年間，朴實的經史考證成為學術主流，時人「皆以考博為事，無復有潛心理學者」，形成「乾嘉學派」（也稱為「考據學派」）。[2]「清代是校勘碩果累累，校勘學獨立形成的時期。」[3]當時出現一大批從事校勘、版本、目錄研究學者。[4]發展至戴震（1724～1777）、章學誠（1738～1801）等人那裡，「乾嘉學派遂臻於鼎盛」。
西方史學界重視史料考證的傳統並非始於德國史學家蘭克（L. Ranke，1795～1886），但蘭克為這個傳統制定了嚴格的考訂與批判的方法，並發展成一個學派。「蘭克學派」的主要貢獻並不在於它倡導「史學即史料學」的實證主義史學，因為，「蘭克本人既沒有說過此話，他的著作也絕非史料的編排」。相反，蘭克本人一直相信「歷史背後的精神力量」，他甚至會在其著作中作出自己的價值判斷和評論。他的著作隱含了他的價值觀念和思想傾向。「蘭克學派」也並非人們想像的那樣只追求「如是直言」而不重視寫作的藝術。相反，「他的史筆，從容流暢，且有音樂節奏，……他從不諱言史家需要藝術天才和造詣，他一直認為大氣磅礴的敘事，仍是史家的重要任務。他的書不僅僅為專家而寫，也可供非專業者閱讀。」[5]蘭克學派的真正貢獻在於：它不僅收集和利用檔案資料，而且辨別檔案文獻的真偽，強調在引用史料之前，必須進行嚴格的史料辨偽或史料批判。1886年蘭克去世，3年後德國史學家伯倫漢（E. Bernheim，1850~1942，蘭克的再傳弟子）總結蘭克的史料辨偽方法，出版《史學方法論》。蘭克學派所強調的史料辨偽對後來的史學發生了持久的影響。即便後來出現的以法國「年鑒學派」為代表的「新史學」對蘭克學派提出批判[6]，但是，年鑒學派或新史學也依然重視考據。其差異只在於，年鑒學派或新史學更重視社會經濟史、文化史而不贊成蘭克學派只強調政治史以及相關的宗教史和外交史的研究。[7]
至民國初年，胡適、傅斯年、顧頡剛等人結合中國「乾嘉學派」的傳統和西方蘭克學派的精神而倡導史料的考證與辨偽，一度興起「古史辨派」（也可稱為「古史辨偽」）。[8]考證研究看似與現實無關或沒有太大的現實意義，但是，它往往為相關的思想史研究或制度史研究以及哲學研究提供重要的史料證據。學術研究可以因此而避免以訛傳訛。
史料考證的主要方法是比較。根據比較所採用的材料來看，考證研究可分為校勘法和三重證據法。考據是歷史研究的必要工具，但是，在義理和考據之間，義理優先於考據。

一、校勘法
校勘是尋找適合閱讀的文獻、做注釋或參考文獻以及撰寫文獻綜述的前提條件。與之相關的研究包括版本學研究和目錄學研究。
（一）校勘與校勘學
有關校勘的系統研究，稱為「校勘學」。狹義的校勘就是「用本子互勘」 [9]，以便發現同一部書的錯誤、錯漏，然後訂正。也有人認為，校勘學的主要工作有三：「一是發現錯誤，二是改正，三是證明所改不誤。」[10]
校勘既可以作為歷史研究中的輔助方法，也可以作為獨立的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領域，獨立的校勘研究似乎並不多見，但在編輯教育著作或引用他人的文獻時，需要基本的校勘而且需要有一定的校勘技巧。比如，在編輯和整理杜威的早期、中期和晚期著作時，編者特別強調了「文本的校勘原則和程序」。[11]又如，有研究者對有關拉伊（W. Lay，1862～1926）的「實驗教育學」的相關簡述及其版本做了校勘，發現大量以訛傳訛的錯誤（見案例6-1）[12]。

案例6-1：拉伊和他的實驗教育學

拉伊在1903年出版了他的《實驗教學論》。這本書1905年推出第2版，1910年推出第3版。迄今未見中譯本。他在1908年出版了他的《實驗教育學》，1912年和1918年分別推出第2版和第3版。1938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中譯本；1996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再次出版中譯本。
在我國建國以前，比如，錢歌川的《現代教育學說》正確地指出了拉伊在1903年出版了《實驗教授學》，1908年出版了《實驗教育學》。雷通群在其《西洋教育通史》中說，拉伊於1903年著《實驗教授學》，但未及《實驗教育學》。
然而，如商務印書館1930年出版的《教育大辭書》中的「拉伊」目說，「1903年，發表《實驗教育學》一書」；其「實驗教授學」目，說「實驗教授學之名詞，始於拉伊所著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03)一書」。又如商務印書館1935年出版的《現代西洋教育史》說，在1903年，始才公布他的《實驗教育學》(Experimentelle Didaktik)；又提到「《實驗教育學》(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12」。把拉伊的兩本書搞成一瓶漿糊了！建國以後、我國一些教育類工具書、教育理論和教育歷史的書籍，搞錯了的確實不少，比如：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教育實驗學》第2頁，說「另一位德國教育家拉伊1903年寫出了《實驗教育學》一書」。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近代西方教育理論在中國的傳播》第259頁，說「拉伊於1903年寫成《實驗教育學》一書」。……之所以如此縷述拉伊的《實驗教學論》和《實驗教育學》兩本著作及其出版年份，是因為感到「以訛傳訛」實在太多了！

（二）校勘學與版本學、目錄學
傳統的校勘學主要是指對古籍的校勘，它與版本學、目錄學相關，三者一起構成「古典文獻學」。[13]版本學側重研究各種版本的源流（發生和傳播）、差異、優劣及其演變規律，並以此為校勘提供基礎；目錄學側重書名、卷數、頁碼、作者、版刻以及索引和提要。[14]而在實際的操作中，校勘學、版本學、目錄學三者往往相互支持、彼此呼應。廣義的校勘學包括了版本學和目錄學。[15]也因此有人統稱之為「目錄版本校勘學」[16]或「版本目錄學」。[17]在版本學、目錄學、校勘學領域卓有成就者，被稱為「版本目錄學家」或「校讎學家」。[18]這樣看來，校勘包括了史料辨偽。[19]中國近代興起的「古史辨偽」，也可以視為廣義的校勘和校勘學的一個部分。[20]
在現代學術研究領域，很少有學者被稱為版本學家、目錄學家或校勘學家，也很少有學者被稱為「版本目錄學家」或「古典文獻學家」。但是，版本學、目錄學和校勘學的相關知識和技術一起濃縮為「現代文獻學」或「歷史文獻學」。[21]與之相關的「文獻研究」以及「文獻綜述」成為現代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環節。
（三）校勘的時機
並非所有的研究都需要校勘，但是，當研究者遇到以下情境時，則需要做必要的校勘，以免出現學術研究中的「低級錯誤」。
第一，在閱讀文獻時，需要在不同版本之間做出選擇。如張之洞在《書目答問》的開篇所提示：「諸生好學者來問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為善……讀書不知道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22]一般而言，可以通過考察文獻的目錄、導言、注釋以及參考文獻來對文獻的質量做一個整體的評估。然後，在比較不同版本的基礎上進行選擇。
第二，在引用文獻時，如果同一著作或論文有多種版本，則需要通過校勘的方式選擇高質量的版本。
第三，在引用文獻時，如果發現所引用的文字不順暢，則需要通過校勘的方式確認原文是否准確。
第四，在轉引他人的文獻時，需要確認所轉引的文獻是否准確。比如，在討論柏拉圖的「靈魂馬車」比喻時，不少研究者的引文與注釋出現錯誤[23]：一是引文與原來的譯文不符。二是注釋錯誤，標示的頁碼與原來的譯文不符。[24]又如，Rudck, J.和Hopkins, D.在其主編的Research as a Basis for Teaching: Reading from the work of Lawrence Stenhouse中引用了Stenhouse的What Counts as Research，其注釋所標注的出處是錯誤的。類似的錯誤同時也說明，應該引用原始文獻而不得轉引他人文獻或「文摘」式的文獻，除非研究者經過努力之後實在無法獲得原始文獻才可以採用轉引。如果發現某份文獻與原始文獻擺放在一起可以起到「互文閱讀」的效果，則可以在注釋中同時列出原始文獻和轉引的文獻。這樣做的前提是，需要對轉引的文獻與原始文獻做一些校勘，以便確認轉引的文獻是否准確。
第五，如果同一著作出現多個版本，則需要以校勘的方式確認版本的質量，一般而言，專業出版社的版本比較可信，而商業出版機構出版的作品需要警惕。本領域的學術期刊所發表的文獻比較可信，而沒有影響力的學術期刊所發表的文獻則可能難登「大雅之堂」。若同一文獻出現多種資料集，應盡量使用最早的版本或選編校勘精良的版本。
第六，如果同一著作出現了多種譯本，則需要通過校勘的方式比較譯本的質量以便選擇優質的譯本。
第七，如果同一著作出現了多次修訂版，則盡可能採用最新的版本，不過，也可以通過校勘的方式確認不同版本之間的差異，以便選用合適的版本。
第八，如果引用譯本，則需要對原文與譯文做必要的校勘，以便確認譯文的質量。如果發現譯文的語義不順暢，則立刻進入校勘狀態。

二、兩重證據法
如果把校勘理解為「用本子互勘」，那麼，這種考據的方法仍然是以文本為單一的證據，有人稱之為「以文獻考證文獻」、「以古書論古書」。[25]除了「用本子互勘」這種「單一」證據之外，還有兩重證據法和三重證據法。
兩重證據法主要指王國維所使用的地下的考古材料與地上的古書材料互勘的方法。在王國維看來：「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26]有人稱之為「物質與經籍證成一片」或「地下紙上打成一片」法。[27]
其實，王國維的考證並不止於「兩重證據」，陳寅恪將王國維的治史方法歸納為「三目法」：一是「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相當於王國維本人所說的「兩重證據法」。二是「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是「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28]
不過，有關王國維的「三目法」更適合用來概括陳寅恪本人的治史方法。王國維在史學方法上的突破主要限於兩個方面：一是地下的考古資料與地上的文本資料相互印證，比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二是哲學視角尤其是西方哲學的視角與歷史文本的相互印證，比如用叔本華哲學視角研究《紅樓夢》。但是，王國維本人外語水平有限（僅通曉日語和英語），很難做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真正能夠熟練使用這個方法的正是陳寅恪本人。據說，陳寅恪能熟練使用的外文有十六七種[29]，尤其精研「梵語」，這為陳寅恪採用「異族之書」與本國之書相互印證提供了重要的工具。陳寅恪後來也利用自己的外語優勢更正了王國維書中的某些錯誤。[30]
除了採用「異族之書」與本國之書相互印證之外，陳寅恪還採用了以詩證史的「詩史互證法」。採用此種方法的典型作品是《柳如是別傳》。
如果說王國維的史學方法的兩個特色是考古學與文獻學的互證以及哲學視角與史料的互證，那麼，陳寅恪的史學方法的兩個特色則是「異族之書」與本國之書的互證以及「詩史互證」。

㈡ 史料學對於歷史研究的重要性

曾經有一種偏向，似乎在歷史研究工作中，違背歷史主義原則倒無所謂，就是害怕說違背了階級觀點。似乎只要表面上強調階級觀點，就是革命的，是「左」派，而如果強調歷史主義的話，就會被看成不那麼革命，而是右傾了。因此，在歷史研究中也來一個「寧『左』勿右」，只提階級觀點，不提歷史主義。這也是對階級觀點與歷史主義的關系缺乏正確理解的一種表現。
其實，如前所述，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是一致的。
堅持階級觀點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堅持歷史主義同樣也是必要的。堅持歷史主義，並不意味著忽視階級觀點。如果在研究工作中對階級觀點有所忽視的話，應該說那不是歷史主義原則本身有什麼過錯，而只能是研究者沒能正確地運用這一原則。因為正確地運用歷史主義原則是不會違背階級觀點的。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要求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要求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既不誇大也不縮小，要求還歷史以本來面目，但是，它同資產階級的客觀主義絕對不是一回事。客觀主義表面上標榜不帶階級觀點，實際上是帶有資產階級的偏見，為資產階級服務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同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具有鮮明的黨性原則。它要求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不是頌古非今，而是引導人們向前看。它根據古為今用的原則，對於歷史遺產採取批判繼承的態度，取其精華，棄其糟粕，而絕不是兼收並蓄。如果認為歷史主義態度就是不加分析鑒別地把歷史上的陳年老賬統統擺出來，那是對歷史主義的曲解。絕不能把在歷史研究中堅持歷史主義原則看成是不講階級觀點的表現。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十九世紀中期資本主義的發展情況作出的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在一國取得勝利的結論，
列寧在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歷史條件下作出的社會主義革命可以
在一國取得勝利的結論，都是正確的，都是根據不同的歷史條件作出的結論，都是實事求是的典範，難道能說他們沒有階級觀點嗎？顯然是不能這樣說的。
應該指出，我們所認為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是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是站在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上來看問題。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分析、認識和評價，也是要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來看，而不是站在任何別的階級

的立場上來看。盡管歷史上的一些階級在歷史發展的某一階段上、某一時期內曾經有過這樣那樣的進步性，但是比起無產階級來，他們都有著自己的階級偏見或者階級局限性，而無產階級卻不存在階級局限性的問題。歷史上任何階級都是過渡的階級，只有無產階級最有前途，它與人類歷史發展方向是一致的，它代表著全人類的根本利益。因此，無產階級毫不隱瞞、也沒有必要隱瞞自己的觀點。無產階級對於歷史上的一切事物，根本不需要美化、誇大、掩蓋或縮小，而是把歷史現象弄得越清楚越能從中發現規律，因而對推動歷史發展也就越有利。在無產階級看來，對於歷史上的剝削階級，並不是簡單的痛罵一頓，對於歷史上勞動人民的苦難，也不僅僅只是流下一些同情的眼淚，就算完事了。這樣作雖然無可非議，然而階級觀點並不是僅僅表現在這一點上。因為這並不能解決問題，這不是研究歷史科學的目的。無產階級是從歷史發展的高度來看待歷史上的一切事物的。有利於推動歷史前進、社會發展的，就應該肯定；反之，就應該否定。我們歌頌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並不是站在農民階級的立場上，簡單地表示同情，而是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運用唯物主義的觀點，認為它是歷史發展的動力，並且根據歷史主義的原則，恰當地指出它的局限性。可以說，只有站在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上，才能有正確的階級觀點，也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把歷史主義原則貫徹到底。如果離開了無產145階級的立場，則既沒有正確的階級觀點，也沒有真正的歷史主義，或者只會把兩者對立起來，這正是歷史研究中產生種種錯誤（盡管表現形式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原載《社會科學輯刊》1979年第1期，收入本書時，作者作了個別文字修改。）

實事求是史論結合
李鴻然艾力雲
史論關系問題，是史學領域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新中國成立後，史學界對這個問題曾開展過多次討論，其間有一定收獲，也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偏差。
林彪、「四人幫」橫行時，這個問題更被搞得混亂不堪。時至今日，人們對它的認識仍然很不一致。因此，進一步探討一下這個問題，有助於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和影響，也有助於我們以科學的態度對待理論和史料，處理好二者的關系，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史學。
一、「以論帶史」的謬誤與流弊建國初期，廣大史學工作者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並力圖用它指導史學研究，使史學領域面貌一新。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當時有些同志不能正確處理革命理論與歷史資料之間的關系，於是史學界便自然地開展了史論關系問題的討論。討論中，不少同志都用「史論結合」的提法表述史與論的關系，也就是說，不管史學工作者們當時能否把二者正確地結合起來，但都願朝這個方向努力。一九五八年，在所謂「拔白旗插紅旗」的運動中，有同志片面地強調理論的作用，把史料看成無足輕重的東西，甚至有人把史料同資產階級史學劃上等號，誰強調史料，誰成了「白旗」，就要受到無情的批判。這場運動之後，「史料」被批臭了，因而出現了研究歷史的人避諱史料的怪現象。那麼，歷史課怎麼教呢？歷史科學如何研究呢？一些抱有善良願望的同志，想在山窮水盡的史學研究絕路上鑿出一條通道，於是迎合批判者的心理，提出了「以論帶史」的主張。
「以論帶史」的主張曾左右過當時的史學論壇，並對以後的史學研究產生過不可小視的影響。怎樣看待這一主張呢？我們認為，這一主張在反對那種輕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傾向中，也起了一些作用；然而，這個在「左」傾思潮泛濫時應運而生的主張，在理論上站不住腳，在實踐中產生了許多流弊，其消極作用是主要的。
首先，「以論帶史」違背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帶有濃厚的主觀唯心主義色彩。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研究歷史應當從歷史實際出發，從客觀史料出發，而不能從固有的結論出發，或從抽象的概念出發。正確的理論是研究歷史的指導原則，而不是出發點；只有史料才是研究歷史的出發點。史學工作者應當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認真地掌握充分的史料，對這些史料進行科學的分析，然後再得出自己的結論。「以論帶史」顛倒了這種研究程序。
它不是用理論指導實踐，而是將實踐充當理論的圖解；不是從史料中得出結論，而是隨意剪裁史料，使之適合某種先驗的結論。它把馬克思主義的原理變成了簡單的公式，把馬克思主義的詞句變成了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葯，用現成的結論代替了對具體問題的具體分析。它先有觀點，後套材料，史料不過是某種觀點的注腳，而這種觀點又是受主觀意志支配的。所以我們認為，「以論帶史」不是唯物主義的治史主張，而是唯心主義的治史主張。
這種唯心主義的治史主張，必然導致從概念到概念。研究歷史必須掌握大量的材料，進行艱苦細致的研究工作，而不能撇開研究對象去發空論。這

是連古人都懂得的常識。孔子就曾說過：「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都十分重視史料問題，並把史料看成研究歷史的前提和依據，反對不研究史料而先有結論的空談。恩格斯指出：「即使只是在一個單獨的歷史實例上發展唯物主義的觀點，也是一項要求多年冷靜鑽研的科學工作，因為很明顯，在這里只說空話是無濟於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資料，才能解決這樣的任務。」（《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18頁）按照「以論帶史」的方針治史，「無濟於事」的「空話」是不可避免的。一九五八年以後的一段時間里，史壇上出現了不少這種講空話的文章。有些人以為摘引幾條經典作家的語錄就是有了「論」，不掌握史料也可以寫史學論著了，甚至強求別人的文章必須有語錄，認為沒有語錄就不是「政治掛帥」，而是「史料掛帥」，語錄成了「接受絕對科學的烤火雞」，成了檢驗史學真理的唯一標准。語錄能不能代替史學研究呢？當然不能。世界上的事物錯綜復雜，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歷史都有其自身的特點，經典作家告訴了我們歷史發展的總的規律性，或對某些特定的具體問題作了概括，但是他們沒有也不可能對每個國家每個民族的歷史作專門研究，對每個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作出結論。把經典作家的言論當作標簽到處亂貼，把史學論著變成語錄匯編和語錄注釋，是本本主義的表現，它使「以論帶史」邏輯地走向了「以論代史」。
這種本本主義的治史之道，阻礙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使它失去了應有的創造性。文化大革命前曾有不少史學家否定了這種治史之道，但是當「左」傾思潮居於支配地位的時候，這種治史之道總在困擾糾纏我們。在那種情況下，我們的史學研究只能固守在經典作家的一些具體論點上，不能越雷池一步。中國封建社149會歷史發展的動力是什麼？怎樣看待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歷史作用？如何認識某些農民起義後地主階級採取的讓步政策？
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等歷史人物，又該怎樣進行評價？諸如此類的問題，只能從經典作家的著作中去尋找答案，經典著作中沒有寫的，須以領導人的有關講話作依據。若是有人提出一個經傳未載的新觀點，即使有十足的史料根據，也會被視為異端。要是誰發表了和領導人某一論點有出入的見解，更象是觸犯了天條，便可能遭到討伐。
這種本本主義的治史之道不僅使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受到影響，而且使我們某些史學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思考和分辨力。十年內亂中，從所謂「史學革命」到什麼「評法批儒」，為什麼總有一些同志上當受騙，隨聲附和？原因自然很多，很復雜，但是原因之一是：這些同志把本本視為神聖教條，把經典作家的個別結論乃至領袖人物的一兩句話看成金科玉律，所以當林彪、「四人幫」一夥高舉本本整人或憑借領袖言論騙人的時候，這些同志就容易成為他們的俘虜，接受他們的反動謬論，並以此為依據去宰割歷史實際。我們決不能把革命隊伍中的本本主義與林彪、「四人幫」的陰謀詭計混淆，也不能把「以論帶史」與「影射史學」等同起來，但是應當承認，前者確實具有可供後者利用的地方，這就給野心家以可乘之機，使有些同志失足落水。因此，在揭露批判林彪、「四人幫」的陰謀詭計和影射史學的同時，我們還應當分析「以論帶史」的謬誤與流弊，屏棄史學領域中一切形式的本本主義。

二、「論從史出」不宜作為全面的治史口號「以論帶史」的口號出現幾年之後，史學界一些同志從實踐中初步看到了它的錯誤與危害，於是提出了「論從史出」的口號。這兩個口號針鋒相對，一個強調「論」，一個強調「史」。所謂「論從史出」，是說研究歷史應當從史料出發，結論或觀點應當出自史料。它的本意在於強調史料的第一性，結論的第二性，這當然是正確的。但是，研究歷史不但需要有豐富的確鑿的史料而且需要有正確的理論指導。「論從史出」這個口號沒有表達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意義、在實踐中容易助長忽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傾向，所以它也有片面性，不宜作為一個全面的治史口號。
我們尊重歷史學家在記錄整理史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重視他們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那些帶有科學意義的評價。但是我們不應忘記，文明社會遺留下來的史料，都反映一定階級的意志，表現了作者所屬階級的觀點。這些觀點不僅集中地反映在「君子曰」，「太史公曰」、「臣光曰」和大量的「論」、「贊」、「評」里，而且也反映在章節安排與材料取捨上。有時甚至簡單到一個字或一個詞，如「侵」、「伐」、「圍」、「弒」、「誅」、「殺」等等，也都包含著作者的觀點，這就是所謂「春秋筆法」。我國古代史學中確曾有過「秉筆直書」，它是可供我們繼承和發揚的優良傳統之一。
所謂「秉筆直書」，是指某些優秀的史學家真實地記述了部分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本來面貌，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但是，這種記述並不能擺脫時代和階級的局限。而且大多數舊的史學家，也沒有做到這一點。所以劉知幾慨嘆道：「史之不直，代有其書」（《史通·曲筆》）。事實上，大量的舊史料都帶有階級烙印，都不同程度地被歪曲了。面對這樣的史料，只有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加以分析研究，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來，如果忽視了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分析研究，片面強調「論從史出」，那怎麼稱得上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呢？
有人曾說，只要掌握了大量史料，然後加以科學的考訂，合理的安排，就可以從中得出正確的結論。我們認為，如果問題僅僅是對某些具體史料的考訂，這種看法也許是不無道理的。然而，如果問題超出這個范圍，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歷史科學是由多門學科組成的，其中各門學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內容和研究目的，涉及的問題非常廣泛，不僅僅是對某些具體史料的考訂。對史料的搜集、整理、校勘、考訂等等，屬於史料學的范圍。史料學只是歷史科學中的一門學科，史料學不等於歷史學。只搞史料的考訂、編排，最多能把一個個的個別史實弄清楚，而不能找出各種史實之間的互相聯系，發現歷史的規律性。誠然，掌握足夠的可靠的史料，才談得上從中引出正確的結論，但這不等於掌握了歷史發展的規律性。而歷史科學的根本任務，又恰恰在於後一方面。我們衡量歷史研究的水平，不單看它擁有多少史料，主要還是看它根據這些史料所揭示的歷史規律的深度與廣度。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的許多史學家，曾對不少史料作了考訂和排比，對不少歷史事件作了生動具體的記述，對不少歷史人物作了相當中肯的評價，但是從全局來看，他們都沒有也不可能把歷史研究變成科學。對許多歷史現象，他們或者感到惶惑不解，或者表現出階級偏見；對歷史的發展規律，他們要麼是茫然無知，要麼就是作些主觀武斷的臆測。正象列寧所指出的那樣，他們至多是積累了片斷收集來的未加分析的事實，描寫了歷史過程的個別方面，而不能摸到社

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也不能把歷史當做一個十分復雜並充滿矛盾但畢竟是有規律的統一過程來研究。深刻認識歷史的本質，真正掌握歷史的規律，是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後的事。自從馬克思恩格斯發現了歷史唯物主義，歷史研究才達到科學的高度。這就啟示我們，要發展歷史科學，單講「論從史出」
是不行的，還必須在史學研究中堅持馬克思主義，有正確的理論指導。
在史學研究中，既不能片面強調理論，輕視史料；也不能片面強調史料，輕視理論。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和掌握大量的確鑿的史料，是史學工作者的兩項不可缺少的基本功。這兩項基本功相互聯系，相輔相成，不是毫不相干或彼此對立的。不從史料出發，搞本本主義，會阻礙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匍匐在史料上，搞唯史料主義，也難以推動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前進。馬克思主義史學任何時候都不能離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有這個指導和沒有這個指導是大不相同的。郭沫若、範文瀾、吳晗、翦伯贊等許多優秀史學家，都從不同角度對馬克思主義史學做了卓越的貢獻，他們都是史料、理論並重的。在許多問題上，他們所使用的史料，大多仍然是前人所用過的史料，然而他們卻得出了嶄新的結論。這是為什麼？根本原因在於他們有馬克思主義理論作指導，善於對這些史料作科學分析，因此能撥開歷史的迷霧，發現歷史的本質。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只講「論從史出」，他們就無法超過前人，不可能做出卓越的貢獻。在這方面。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有關歷史論著更能說明問題。恩格斯的名著《德國農民戰爭》中，關於農民起義和托馬斯·閔采爾的全部料材，都是從戚美爾曼的《偉大農民戰爭史》一書中借用的。戚美爾曼熱愛自己的研究對象，在他的著作中處處為被壓迫階級辯護。恩格斯公正地指出：他的著作，「不失為一部最好的資料匯編」，「是德國唯心主義歷史著作中值得嘉許的一個例外，就當時來說，它還是寫得很富於現實主義精神的」（《〈德國農民戰爭〉序言》）。他是從史料出發論述問題的，論述中也不乏真知灼見。但是就整體來看，他的論述缺乏內在聯系，沒有擺脫歷史唯心主義的羈絆。恩格斯的《德國農民戰爭》雖然在有關問題上沒有提供新材料，然而卻深刻地闡明了這次農民戰爭的歷史進程，精闢地分析了這次農民戰爭的起源和結局，透徹地論述了參加這次153農民戰爭的黨派的立場與理論，又一次發揮了由馬克思指出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兩部著作從同樣的材料出發，結論的正確性和深刻性卻如此不同，這又是為什麼？原因同樣應當從作者有無馬克思主義理論作指導這方面去尋找。「論從史出」本是可以作為唯物論口號的，但是如果把它絕對化，忽視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作用，這個口號可能導致不好的結果。
三、還是「實事求是，史論結合」的提法好一九四一年毛澤東同志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深刻批評了不注重研究現狀、不注重研究歷史、不注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應用的學風，批評了理論和實際相分離的主觀主義的反科學的方法，強調實事求是，強調理論和實際結合。他對「實事求是」作了如下解釋：「『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怎樣才能做到「實事求是」呢？他說：「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像，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佔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

論。這種結論，不是甲乙丙丁的現象羅列，也不是誇誇其談的濫調文章，而是科學的結論。「這段三十九年前的話，今天聽來何等親切！對於今天的史學研究，這段話仍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實事求是「，本來就是針對研究現狀和研究歷史等問題而提出的，因此對史學研究無疑完全適用：」理論和實際結合「，在史學研究中就是史論結合。據此，我們認為，治史方法還是概括為」實事求是，史論結合「為好。
「實事求是，史論結合」，要求我們從客觀歷史實際出發，詳細佔有史料，並且以正確的理論作指導進行認真細致地研究。對史料，不能有任何主觀隨意性，不可抓取片斷的事實去適應某個現成結論，而應當「從事實的全部總和、從事實的聯系去掌握事實」（《列寧全集》第23卷第279頁），同時對這些事實加以馬克思主義的分析。
「實事求是，史論結合」，還要求我們用科學的態度對待理論。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它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是被無數歷史實踐證明了的普遍真理，所以在歷史研究中是應當嚴格遵循的，違背了就會犯誤錯；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歷史問題所做的個別結論，是根據特定的歷史現象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得出的，因此我們不能死抱住這些結論不放，而應當根據客觀歷史實際及時地改變那些必須改變的部分；同時，我們還要敢於從新的歷史材料出發進行新的理論創造，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在後一點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都曾為我們提供過偉大的示範。一八八四年，恩格斯發表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這是科學社會主義主要著作之一，在原始社會史研究方面有劃時代的意義。但是恩格斯並沒有把它當作「終極真理」，一八九一年第四版里，他又吸取了新的歷史資料和新的理論觀點，對這本書的論點進行了許多補充和修改。恩格斯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我們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歷史時，也應當採取這種態度。列寧說：「我
們決不把馬克思的理論看做某一種一成不變的和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恰恰
相反，我們深信：它只是給一種科學奠定了基礎，社會主義者如果不願落後於實際生活，就應當在各方面把這門科學推向前進「（《列寧全集》第4卷第187頁）。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指導無產階級各項事業的理論，不應該也不可能停滯不前。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無產階級需要用新的結論和新的原理來代替那些過時了的舊結論和舊原理。這原是經典作家們生前用以發展他們理論的方法，也應是我們發展他們理論的一155個必要途徑。今天，史學領域中有許多新問題需要我們解決，我們應當堅持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原則，實事求是，勇於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史學，豐富馬克思主義理論。
要做到「實事求是，史論結合」，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就史學界的現狀來看，我們既需要加強理論學習，也需要努力做好資料工作，更需要解決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問題。建國以後，史學領域出現的空談理論、不務
實際的本本主義傾向和滿足於史料羅列、輕視理論指導的經驗主義傾向都沒
有得到徹底糾正，十年內亂中「影射史學」造成的嚴重創傷也沒有最後痊癒。
這幾年雖然理論探討逐步活躍，鑽研史料日益認真，但要做的工作還多得很，我們應當總結經驗，吸取教訓，不斷實踐，不斷前進！

㈢ 教育科學研究的一般方法有哪些

1、觀察法

教育科學研究廣泛使用的一種方法。研究者按照一定的目的和計劃，在自然條件下，對研究對象進行系統的連續的觀察，並作出准確，具體和詳盡的記錄，以便全面而正確地掌握所要研究的情況。觀察法不限於肉眼觀察，耳聽手記，還可以利用視聽工具，如錄音機，錄像機，電影機等作為手段。

2、文獻法

通過閱讀有關圖書，資料和文件來全面地正確地掌握所要研究的情況。查閱的文件最好是第一手材料。如果是第二手材料，必須鑒別其真偽後才可選用。

3、調查法

研究者有計劃地通過親身接觸和廣泛了解(包括口頭或書面的，直接或間接的)，比較充分地掌握有關教育實際的歷史，現狀和發展趨勢，並在大量掌握第一手材料的基礎上，進行分析綜合，找出科學的結論，以指導以後的教育實踐活動。

調查法一般的是在自然的過程中進行的﹐通過訪問﹑發問卷﹑開調查會﹑測驗等方式去收集反映研究現象的材料。

3、統計法

通過觀察、測驗、調查、實驗，把得到的大量數據材料進行統計分類，以求得對研究的教育現象作出數量分析的結果。

這是數理統計方法在教育方面的應用。統計法可用於對教育行政效率的檢驗，對教育經費的合理分配，對課程分量規定的測定，對學生的成績的科學比較等等。在教育實際工作中，經常使用描述統計研究情況。

4、行為法

一種綜合的研究方法。主要用於觀察和訪問，了解兒童的行為，進行分析研究，探求關於兒童行為的規律，從而採取具體措施，幫助兒童修改他的行為，故也稱為行為修改法。現代行為修改派的主要代表是美國心理學家斯金納，他主張控制情境，採用褒獎和強化的方法，來修改兒童的行為。

5、歷史法

通過對人類歷史上豐富的教育實踐和教育思想的分析研究，去認識教育發展的規律性，用以指導今天的教育工作。歷史研究須廣泛地查閱文獻，它同文獻法有關，但不能等同文獻法。文獻法不一定研究某一現象的全部過程，歷史研究法也不限於只查閱文獻。歷史研究法的步驟是，史料的收集。

㈣ 如何理解史學即史料學

論傅斯年的「史學便是史料學」
「史學便是史料學」是傅斯年及史料學
派的代表性話語之一。史料學派誕生少一十
世紀一十年代末至二十年代初.山J幾觀察視
角的不同.人們對它還有不同的稱呼.如新
考據學派、科學史學派等。其代表人物便是
當時頗有影響的傅斯年.他主掌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時.摩卜石集了一批志趣相
近的史學精英.歷史語言研究所理所當然成
為史料學派的主陣地。
傅斯年提出的「史學便是史料學」.在當
時國勢不振、列強群據.時人為救國多有語
不驚人死不體.常作振聾發嘖之言的情況卜.
也許不算太過新奇。但在史學領域.它把傳
統史學中的歷史哲學、歷史評論、史J的編
撰等一概拒之門外.獨尊史料學.震動之大.
可想}fi!知。但後來的影響證明這種給史學重
新定位的觀l從步{非無稽之談.它的提出自有
其深刻的原因。
理論來源
首先是當時國內普遍興起的「科學熱』，。
近代中國長期領教了西方自然科學成就所帶
來的巨大沖擊.伴隨著痛徹肺腑的創傷.一
改過去視其為「奇技淫巧」的無知.完全臣
服少科學的魅力之卜。五四前後的新文化運
動中.科學與L心主同時)I舉.成為新文化運
動中向舊社會開刀的鋒利武器.其勢銳不可
擋.影響遍及各領域。當時就讀少北大、熱
衷少接受各種新事物的傅斯年也深受觸動.
對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中國的傳統學問.掃
除因循守舊、了無創新的學風懷有濃厚的興
趣與強烈的使命感。他主持之卜的《新潮》
雜志也經常刊登一些關」幾自然科學的文章。
北大學業完成後.在西方自然科學知識
的感召卜.1920年傅斯年考取山東啟』費留學
名額.赴英德學習。在倫敦大學研究院他跟
史培曼教授學習實驗心理學、生物學.後又
兼及數學.1923年入柏林大學哲學研究院.
被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及勃朗克的量r論所吸
引。對少這種偏重自然科學的原因.其好友
羅家倫解釋說:「要明白他這個舉動.就得要
明白當新文化運動時代那般人的學術心理背
景.那時候大家對自然科學非常傾倒.除了
想從自然科學里而得到所謂可靠的知識}fi!外.
ifu N.想從里而得到科學方法的訓練。; f } 1 c P. 20)在
西方學術糾纏不清的有關「歷史是科學還是
藝術』，的討論中.他對探討過程似乎從來都
沒有太大的興趣.只是堅定了要將中國的歷
史學建成科學歷史學的信念.要以考訂史料
的學術實踐來說話:歷史學是科學。
其次是基」幾傅斯年深厚國學素養。傅家
堪稱是詩}J傳家。傅斯年的七世祖傅以漸是
清朝入主北京後的第一位狀兀.傅家因此以
『開代文章第一家」If1J聞名山左。至其祖父傅
淦.雖博通經史.但淡泊名利.無意科舉。
然If1J他對傅斯年卻寄望甚厚.5歲時便把他送
進私塾.放學回家再課以家學。至1905年傅
斯年10歲時.就己經修畢十二經.此後進入
小學堂.放學回家仍被督促學習儒家典籍。
直到1908年他被其父生前一學生帶至人津讀
J.才將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其它學科上。小
時候對傳統文化的這種深度接觸.為傅斯年
日後奠定了深厚的國學根基。許多人形容他
為通才.一方而是指日後自覺主動去學的自
然科學知識.另一方而就是小時候所學到的
傳統文化知識。與其同在德國留學的內兄.
精研數學、數理邏輯、歷史、音樂、法理.
最後成為彈道專家的俞大維十分佩服他.曾
私卜對人說.搞文史的人當中出了個傅胖J ",
我們就永無出頭之日了。他的重要作品《性
命占訓辯證》收集了占代典籍中有關性、命
的詞條達一力一多個.以比較的方式說明原訓
及字義的演變.顯示出他對占籍的熟悉程度
非同尋常。正是基」幾對占籍的了解.他對占
代的史學及史學家也有自己的評價。他認為
從司馬遷至司馬光中國史學處J幾進步之中.
因為他們的著述能廣泛收集各種史料.盡量
使史學走向客觀.If1J後的史學家大多隻注意
在著J的體例上因循前人.使用別人的材料
If1J不注重自己擴充佔有史料.導致史學發生
退步。後來的歷史上.乾嘉學派的治史方法
頗得他的推崇.當時的史家閻若墟、錢大聽
等人也深為他所欽佩。因為他們的這種治學
方法「很有l從科學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學的
方法」of21
再次是德國朗克實證主義史學的影響。
如果說在留學過程中.傅斯年企圖通過對自
然科學知識的廣泛涉獵.為科學治史作方法
上的准備.那麼對他的「史學就是史料學』，
觀l從形成具有直接關系的則是朗克學派的實
證主義史學。朗克在其旱期著作《拉]一和條
頓民族史》的序言中認為「歷史指定給木J
任務是:批判過去.教導現在.以利J幾未來。
可是木}J{不敢期望完成這樣崇高的任務.
它的日的只不過是說明事情的真實情況!f1!
己。; f -}l ( P. 178)其實質就是:敘事是歷史學的最
高方法。歷史學家的任務也僅僅就是通過自
己的研究不斷地接近歷史的原貌。這種觀l從
對傅斯年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說:「史學的
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藝術的建設.不是
做疏通的事業.不是去扶持或推倒這個運動.
或那個主義。>f41cP5)留學歸國後.傅斯年就明
確提出了要把歷史學建設成為「與自然科學
同列之事業」.要使歷史學成為「客觀的史
J贊，、「科學的東方學」。f 51( P. 266)他主持歷史語
言研究所時.也忌作「空論」(指歷史理論的
研究).在《<史料與史學>發刊詞》中他說:
「木所同人之治史學.不以空論為學問.亦不
以『史觀』為急圖.乃純就史料以探史實也。
史料有之.則可因鉤稽有此知識.史料所無.
則不敢臆測.亦不敢比附成式。}> f 51 ( P. 276)因此
手卜諸人也多為偏重治史料之才.如陳寅烙、
毛J水等。據史語所的人十後來回憶.傅斯
年回國時.曾宣稱「我們是中國的朗克學
派」。其後的學術實踐中也處處有朗克學派觀
點的痕跡可尋。
二、理論價值
「史學便是史料學」觀l從.當年提出時就
曾遭人質疑.後至60- 70年代在台灣還不斷
遭人非議.在大陸90年代中期出版的部分有
關近現代史學史的著作中甚至都不見了傅斯
年及史料學派的蹤跡。如果說質疑與非議還
說明至少圍繞這種觀l從仍有不同意見.還有
人能夠看到它的價值所在.例如蔣祖怡說:
「史學便是史料學的話.這種話我不敢承認.
但我卻不能否認史料與史學關系之密切.因
為史料史是研究文學者所必須取資的材
};}. o,> } 61 ( P. 149) I f IJ將其一筆勾銷.則無異J-.否定
了它的存在.這對一個在中國近現代史學史
上曾有過較大成績的學派似乎不太公平。我
們應該正視其價值。
1,「史學便是史料學」首先強調的是史料
的重要性。這有幾個方面的積極意義:
第一如前所述.傅斯年認為中國史學
從司馬光之後少有進步.主要是後世的史家
不再象司馬遷「傳信存疑.以別史料」.不再
象司馬光「遍閱舊史.旁采小說.能夠利用
無限的史料·考定舊記。,> } 51 ( PP. 225- 256)大多隻
是用別人的材料.承襲前人史}J體例來著史.
搞出的只是「化石的史學」.If1J要改變史學發
展的這種不良趨勢.只有從史料上卜功夫。
因此他提出了「史學便是史料學」.希望通過
強調對史料的重視.從If1J使傳統史學走出過
去那種重視史}J編纂.輕視史料搜集整理的
誤區。
第一對史料的強調使近現代史料學迎
來了一個發展的重要階段。在此之前.曾有
工國維主張將地卜文物資料與占代文獻資料
相互印證的「一重證據法」.陳寅烙主張的
『詩文互證法」.If1J傅斯年對史料搜集與擴充
的重視則為這些方法提供了史料上的支持。
對少史料.傅斯年以自己的獨到看法.提出
了二個原則:「(一)兒能直接研究的材料.
便進步。兒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
創造之系統.If1J不繁1細密的參照所包含的
事實.便退步。(一)兒一種學問能擴張他研
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二)兒一
種學問能擴充他作研究時應用工具的.則進
步。不能的.則退步。」其中第一l從就是強調
要史學工作者要「擴張研究的材料」.「擴張
到史籍材料以外的東西.……如地卜材料的
彝器、甲骨、簡版、明器」等等。}51(PP.256- 258)
他認為「占代歷史.多靠占物去研究.因為
除卻占物外.沒有其他的東西作為可靠的史
料」.If1J我國過去的考占學結果卻沒有應用到
歷史上去。中國史學要有大的進展.必須拋
棄以往那種「紙上的考占』，.從田野考佔中去
找新材料.研究新問題。從1928年到1937
年.史語所在傅斯年親自領導卜對安陽殷墟
進行了大小巧次發掘.發現了大量的珍貴文
物.為中國上占史的研究提供了極為1富的
原始材料將中國的信史向前推進了數百年。
1928年在馬衡的呼籲卜.傅斯年通過蔡兀培
為史語所買卜了幾經周折、深為日木人所凱
覷的清內閣大庫檔案.JI在其主持卜進行了
多年整理.至建國前夕共編成《明清史料》
甲、乙、丙、!-編四十冊.從!f1!使那些幾欲
損毀.進If1J又險些被外國人掠走的珍貴史料
得以保存.為中國史學的研究工作奉獻了極
為重要的材料。不可否認.這些與傅斯年注
重擴充史料的指導思想是分不開的。
2 ,「史學便是史料學」內在包含著要建立
科學史學的觀點
第一排除史學中的非科學因素。他認
為中國的傳統史學中.史料學之外的諸如著
史、歷史哲學等雖然要以客觀的史料為基礎.
或者在客觀史料的基礎上進行抽象.但是在
敘述及抽象的過程中.不可能避免使用藝術
的手法或加入其它主觀的、非科學的因素.
這就導致了它們不能成為科學。因為「歷史
木是一個破罐r.缺邊掉底.折把殘嘴.果
真山我們一齊整齊了.便有我們的主觀分數
加進去了』，。所以.史學當中只有進行史料的
搜集整理與考訂史料的史料學最能成為科學。
那麼要建立科學的史學.毫無疑問.當然要
將含有不科學因素的其它的部分拒之門外。
第一引進各種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
他認為地質學、地理學、考占學、生物學、
氣象學、人文學的方法都可以作為歷史研究
的工具。舉其J If1J言:「占史學在現在之需要
測量的木領及地質氣象常識.步{不少少航海
學>。 fsl(P.260)後來他在此工作上雖然沒有彪炳
後世的成績.但在當時的研究中就能考慮到
對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研究方法的綜合運用.
認識到某些自然科學方法也適用」幾歷史研究.
歷史學可以建成一門科學的學科.己經實屬
不易。
3,「史學便是史料學」反映了傅斯年對科
學的堅定信念。一戰之後.許多原先強烈主
張要向西方學習的中國人.看到西方的科學
成就最終以戰爭這樣一種態勢展現」幾世人而
前時.失望之情溢」幾言表(典型的記述可見
梁啟超的《歐游心影錄)))。一些原木就持文
化保守思想.堅持中國文化中心論的人十此
時趁機進行非科學的宣傳.以證明中國文化
優」幾西方文化.甚至可以成為西方文化的救
世祖。當年柳治微在《中國文化西被之商榷》
中就曾指出:中國文化具有「極中和之道德.
極高尚之文學」.「今雖禮教陵遲.然Ifu流風
未沫.……此正西方個人主義之葯石也」。f }l
而對如此非科學的思潮.傅斯年卻不為所動.
仍堅持要建設科學的史學.用行動體現了他
對科學堅信不移.對科學在社會進步中的偉
大作用堅信不移。這在當時無疑起到了對非
科學思潮進行積極抵制的作用。
三、理論局限
傅斯年的「史學便是史料學」的史學觀
念在今人來看.有它積極的一而.但是其消
極的方而也是顯If1J易見的。
從啟蒙時期義大利維柯提出建立科學史
J貨的命題.到愛爾維修要將史學建成象自然
科學一樣嚴密的科學.他們都沒有忽視歷史
發展的規律性.這里體現了資木主義上升時
期資產階級史學的基木觀l從。但在主要資木
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為維護
木階級的政權.否定社會歷史規律、反對唯
物史觀的內容成了資產階級史學理論的主流。
傅斯年所處的時代.西方資木主義經過多年
發展.其取代封建主義時的銳氣不再.If1J世
界各地的無產階級運動又對其政權穩定性產
生嚴重的威脅.作為上層建築的資產階級史
J貨理論也山過去反封建的激進走向保守。在
歐洲.尤其是德國留學過程中.影響他的歷
史語言考據學派主要觀l從就是還歷史原貌.
7{不認為歷史學的任務是判斷過去JI目_為將
來世代的利益!f1!教導現在.即不過多考慮歷
史學的其它功能。這使傅斯年認為史料學以
外的史論及歷史哲學都是一些「空論」.)I目_
極其忌諱這種「空論」.只把踏踏實實做好史
料的搜集整理工作看作是第一位的。為此他
不僅否定對社會發展規律性的探尋.甚至為
了建立科學的史學.不惜對史學的內在分類
進行任意刪減。但是片而誇大歷史具體和特
殊的方而.Ifu否認它具有抽象與一般內容.
其實正是將史學自我摒棄」幾科學之外的做法。
可以說「史學便是史料學」是傅斯年在歷史
語言考據學派的影響卜對史學的一種武斷的
閹割.它必然造成史學某些社會功能的喪失.
無助」幾人們正確地認識歷史、正視現實和預
知未來。
引進自然科學的方法以建立科學的史學.
這種想法毫無疑問是正確的。它對拓寬中國
傳統史學的研究角度、發展傳統史學大有裨
益.但是如果以將史論、著史、歷史哲學等
史學門類逐出史學的范疇為代價.則有l從得
不償失。盡管突出史料學為史學發展准備了
更為充分的材料.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是
基礎畢竟是基礎.微觀的研究終究不能取代
宏觀的統攝.史學如果需要謀求更大的發展.
就不能只停留在微觀基礎研究的層次上.或
者僅僅憑借引進自然科學的方法和增加一些
史料。近現代西方人木主義哲學一再強調:
孔德首創的實證主義堅持自然科學是人類文
化的典型.要求一切人文科學自然科學化的
觀l從是錯誤的.自然科學的方法不能完全適
用」幾人文學科.尤其是歷史學。歷史發展不
僅有物的.也有人的.其中不斷變化的人性
步{不象一些物的東西那樣.可以通過運用自
然科學的方法加以還原。柯林伍德曾經指出.
「要山人性科學來做的工作.實際上是山、If1J
目_只能山歷史學來做」。f }l ( P. 23s)我們姑目_不論
他對歷史學功能的誇大.但是沒有歷史哲學
的指導.史料學派的史學只能是「重考據If1J
不多發議論」.這使他們的著述「多零碎If1J少
系統」。考察史料學派學者的學術成果.我們
不難發現.大多是史料考證方而的.If1J極少
有以高屋建領的氣勢寫成的貫通性歷史著作。
主要原因就在」幾他們只局限」幾史料與一些細
小的問題.If1J輕視甚至是拋棄了歷史哲學。
以傅斯年為代表的史料學派注重史料的
考證.Ifl}反對在整理史料時進行疏通、推論。
究其實質.是因為他們認為個人的史才、史
識有限.人人都對材料作出疏通、推論.則
不僅對史學的發展無益甚至有害。這一l從
雖有可取之處.但明顯言過其辭。因為歷史
研究以材料為基礎.個人完全可以根據佔有
材料.以自己的才、學、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即使其結論隨著後來新材料的發現有被推翻
的可能.我們也可以非常坦然地解釋:這只
是反映了個人在現有材料基礎上.對不能重
現的歷史進行了最合理的推測。波普爾認為.
既然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困難和問題.從!fu
有他們自己的興趣和觀l從.那麼每一代人就
有權按照自己的方式來觀察歷史和重新解釋
歷史.去修正或補充別人的不足。他說:「不
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實表現過去』的歷史;
只能有各種歷史的解釋.Ifu N_沒有一種解釋
是最後的解釋;因此每一代人有權利去作出
自己的解釋。每一代人不僅有權利.JI目_也
有義務去這樣做;因為的確有一種迫切的需
要等著解決。，，[9林」「m一4c}4)如果毫無思想地消極
對待證據材料.不僅是寫史.就是史料考證
類的文章.也只不過是摘抄、復述和編排文
獻資料。這就是柯林伍德所謂的「剪刀加漿
糊的歷史學」。Ifu N_這種歷史學在他看來「實
際上根木就不是歷史學.因為它J{沒有滿足
科學的必要條件」.f }l ( P. 292)也就是指它只涉及
到外在的事實.If1J沒有透過材料發現隱藏在
歷史背後的思想。因此這種研究取向最大的
缺陷在J幾:它使史學研究者在歷史認識中的
積極性和創造性受到限制.從If1J使歷史研究
成果體現不出應有的價值。
可見.「史學便是史料學」的觀l從木身就
是長短互見的。今人.它的提出己然成為歷
史.但它以自己的價值與局限在中國史學發
展過程中留卜的印跡卻不可磨滅。我們可以
批判其局限性.卻不能因此Ifu否定它在中國
近代史學發展中的地位及作用.更不能無視
它的存在.否則便有違客觀的原則.也就談
不上對它進行正確的認識。

㈤ 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的任務與方法

發掘隱沒史料、輯佚、鑒別真偽善否、校勘、訓詁等，是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的主要任務。 中國古代有依託他人姓名著述的書，稱為偽書。要研究一部著作的哲學意義及其社會作用，確定該書的作者及成書時代很重要，這種工作稱為「辨偽」和「證真」。鑒別真偽主要有兩種方法，一是從本書內容進行分析，看書中的事實、謚號、避諱、制度、官稱、習慣用語、文體等是否符合作者的時代；二是與歷史記載相對照，看有無不可圓說的矛盾處。此外，出土文獻往往可以起到確證的作用。盲目相信是真品或懷疑一切古書，在鑒別真偽過程中，是容易出現的兩種偏向，清代有過疑古之風，不加分析地認為古書皆偽，為真偽的鑒別造成了混亂。具體分析是對待偽書的科學方法。要辨明是全偽還是部分偽、偽在何處、是人名偽還是時代偽，為准確評價該書的價值提供出准確的時代、作者及內容，就要進行深入、具體的分析。
在中國古典文獻中，同一著作往往有不同的版本，鑒別是否善本也是史料學的任務之一。善本書的標准大致有：①無刪節、無缺頁的「足本」；②經專家校勘注釋的「精本」：③作者本人的稿本或過錄本、初印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出版過許多古書新印本，其中有些書籍經過精心整理和校釋，其使用價值遠遠超過了一向視為珍本的舊刊，在鑒別善本的過程中也需給以重視。 研究中國哲學史史料，需要精確了解古籍的原意，所以史料學有訓詁的任務。「訓」、「詁」二字出於最古的辭典《爾雅》。晉代郭璞注《爾雅》說:「釋古今之異言曰詁。」宋代邢昺作疏說：「道物之貌以告人曰訓。」訓詁的基該方法:①廣證博考，尋求古訓通義。尋求先秦古典字義，要依據《爾雅》、《說文解字》，考查比較重要的古代註解， 如漢代賈逵、 服虔的《左傳注》；馬融、鄭玄的經注；高誘的《淮南子注》等。清代阮元的《經籍纂詁》、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王念孫的《廣雅疏證》都是重要的參考書。唐宋以後的文章典故增多，可查清人編纂的《佩文韻府》和《辭源》、《辭海》。使用中國哲學史史料，重在了解字義，訓詁也是為了說明其意，遇有假借字，只要點明其通用意義即可，一般情況無須尋求本字。②注意本篇文意，力求貫通。中國古字一般都有多義，判定該詞在本篇的意義須以上下文意而定，求得上下貫通。③注意旁證和反證，避免主觀臆斷。判斷一詞的意義，除了主要證據之外,還須有旁證，避免以孤證下判斷。同時要注意是否有反證，一個確鑿的反證就足以推翻某一結論。對於似是而非的反證也須加以分析和說明。力求以證定論，避免想當然。
實事求是是從事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研究的基本指導思想。在博覽群書和深入研究的過程中，堅持嚴謹的態度和歷史的觀點至關重要。一個證據可證的范圍有一定限度，不隨意擴大，也不隨意縮小；信則傳信，疑則傳疑；證據不足時不輕下判斷，這是從事史料學研究的基該方法和科學態度。中國古代典籍都具有自身的時代特點，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就需要尊重歷史的本來面目，用歷史發展的觀點對待史料，不用其他時代的思想和觀點去塗改史料，不把後人的思想觀點灌注於前人留下的史料中。
中國哲學史史料學，作為一門系統的科學學科，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逐步發展起來的。前人在發掘、輯佚、鑒別、校勘和訓詁各個方面，分別做了大量工作，積累了比較豐富的經驗，摸索出了一些規律，為形成科學的史料學奠定了基礎。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中國哲學史界的學者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下，對前人的成果進行分析、比較和再研究，探求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的對象、范圍、任務和方法，匯集和系統介紹中國歷代哲學史料，並已有所著述，使其越來越成為中國哲學史研究不可缺少的基礎學科之一。

㈥ 從中國電影史的角度 談一下對類型電影歷史與現狀的認識

「重寫中國電影史」的口號在電影史學界提出來已經有一段時間了，然而激烈論辯後，仍是眾聲喧嘩，新的言說似乎仍在策論階段而無有架構；隨著社會上「電影熱」的普遍升溫，許多高校開設了電影史課程，然而得到公認的中國電影史教材，除了上世紀60年代程季華、李少白、邢祖文先生等編著的《中國電影發展史》外幾乎沒有扛鼎之作，而且，即使是權威教材，其傳統史觀也面臨著新現象、新問題、新方法的多重檢視，迫切需要自我更新。如何重寫中國電影史？新近出版的、在中國當代電影史研究領域惟一一本被列入國家「十一五」規劃教材的《中國當代電影發展史》（文化藝術出版社）終於邁出了實質性的第一步。

史觀變遷，重新書寫成為必需

長期以來，以《中國電影發展史》為代表的傳統電影史的寫作，更偏重於站在階級的立場上對中國電影進行評價。「對某些電影的主張、電影運動、電影作品的評價存在偏頗，對某些電影導演、電影現象和電影思潮的評判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有一些該說的還有遺漏。」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影視互動研究中心主任宋家玲告訴記者。所以，長期以來，電影學界形成了內地有內地電影史，台灣有台灣電影史，香港有香港電影史的狀態。「站在國家和民族的立場上寫一部完整的中國電影史非常有必要。現在，已經具備了這個條件。」宋家玲等學者表示。同時，北京師范大學藝術學院副院長周星提出，由於史觀的變遷，對史料的選擇和搜集也存在重新審視的問題。很多東西如果再不重新書寫，很有可能就消失了。所以，提供給大家一個公正的文獻，讓大家來考察和評價，也是重寫電影史的意義，更有其現實的迫切性。

過去，對於電影我們過於偏重它的教育和宣傳的功能，而現在它變成了人們娛樂、休閑的文化方式。《中國當代電影發展史》的主編之一、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院長助理賈磊磊告訴記者，他們在編著《中國當代電影發展史》的時候，把電影看成是一個產業，所以，《中國當代電影發展史》首次打破地域的局限，不再拘泥於行政區域劃分的視野，將內地、香港、台灣統而觀之，探討在相同的文化傳統中，由於不同的社會政治經濟結構所產生的相同題材、相同類型的電影藝術作品所呈現的不同的表現內容和表現方式。「我們希望，對被忽略的歷史進行重現和描述。」賈磊磊說。

直面問題，當代影史脫俗出新

目前的電影學界，很多問題還存在爭論，而撰寫相關的當代電影史註定要對這些問題做出回答。比如，「到底中國電影史應該分為哪幾個時期？還有，對中國電影類型的認識，目前只是約定俗成，從學術角度來看是否科學，還有待進一步研究。」另外的難點就是，「對電影作品、電影導演的評價，對電影思潮、電影現象的評價，包括某一時期電影的觀念、思想、認識，大家分歧很多。」周星告訴記者。比如，對「十七年電影」（即1949~1966年的中國電影）的評價，直到現在電影學界還是存在不同觀點。

《中國當代電影發展史》首次提出了新中國電影史六個歷史時期的劃分，即歷史的時代、國家的時代、政治的時代、藝術的時代、市場的時代和產業的時代。周星認為，新中國電影史六個歷史時期劃分觀點的提出，在電影學研究上是一個大膽的創新，或者可以解決從前電影分期過於簡單、形式化的問題。「以一個時代電影的總體特徵作為對新中國電影不同歷史時期的分類，力圖凸顯一個時代電影形態的主要特徵，是我們十多位學者20年來對中國電影的認知。」賈磊磊說。同時，在類型的劃分上，賈磊磊告訴記者，他們並非按照預先的邏輯強加給電影史，並非完全按照類型或者完全按照題材，而是按照中國電影的具體存在方式尋找各個章節的內在邏輯，將中國當代電影分為了時政、都市、農村、軍事、戲曲、驚險、武俠、古裝'歷史'傳奇、兒童等部分。「確實具有類型電影劃分的參考價值。」宋家玲評價。

教材建設，聯合協作大勢所趨

一直以來，除了60年代出版的《中國電影發展史》外，在電影學界得到公認的權威教材幾乎是空白，其原因究竟為何呢？

「缺乏聯合的精神。」周星一言以蔽之。宋家玲告訴記者，近些年雖然也有一些中國電影史教材出版，但幾乎都特別簡單，偏重於常識性的介紹，大都局限在梳理一些電影創作的發展情況，多是相關教師為了應付各自高校的教學任務而編寫的，有的質量很成問題，暴露出中國電影史學研究還不是很系統、很成熟：「一些老的成熟的學科，比如中文、戲劇等等，在其史學學科的構建上具有系統、科學、全局性的特點，現在已出版的幾部中國文學史的教材，權威機構牽頭，相關高校研究力量聯合協作，編寫出來的東西就容易被大家認可，而且經過不斷修訂，越來越成熟。但中國電影史教材這一塊，好像就沒有統一的規劃。」學者們表示，作為教材，特別是史學一類的教材，不能各說各的，誤導學生。

同時，由於電影學科形態的特殊性，非常強調對直觀史料（主要指影片本身）的佔有。非常遺憾的是，「有些部門的史料並不是完全公開的」。周星說。顯然，如果僅僅是從紙面到紙面地研究電影，權威電影史教材是不可能產生的。

所以，「電影全史的個人寫作時代結束了，一個人要寫一本中國電影史的時代結束了。」賈磊磊告訴記者，中國藝術研究院出資調集了該院影視所的核心力量，加上國內當代電影史學的專家共十多位學者，共同參與了《中國當代電影發展史》的編寫，每個人，每幾個人，只是側重於這50年來電影的某個題材、某個類型，才可能保證新中國以來的電影，編寫者完全看過，才可能保證電影史寫作的質量

㈦ 史學理論史學研究方法史學常識。

主要史學理論和史學研究法總結
一.主要史學範式(史觀)
史學範式是史學家研究歷史的范型和模式，是歷史觀和方法論的統一，也是史學觀點、史學范疇和史學方法等有機集合體。高中新課標程式下的史學範式已從單一走向多元，由傳統單一的階級斗爭範式(或稱革命史範式)，發展為階級斗爭範式、文明史範式、整體史範式(亦稱全球史範式)和現代化範式等四種史學範式。這些新的史學範式，提高了歷史研究的框架性認識.
文明史範式(通史順序)
文明史範式認為:人類歷史從本質上說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人類文明的發展及其人類自身的文明化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線索。人類創造、積累文明的過程及其所獲得的成果是歷史的基本內容。人類文明由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構成，三者在相互作用、協調互補中交替促進、共同發展。
例:請利用1949年到1956年的歷史事實來分析「由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構成，三者在相互作用、協調互補中共同發展。」?
全球史範式(經濟一體化全球化)
全球史觀，又稱整體史觀。他們把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視為一個有機整體，是從分散發展到整體發展的過程。在這一進程中重視交往、強調交往在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作用，生產力的發展和世界各地區交往的發展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兩條主線，建立在生產力發展基礎上的世界各地區交往的發展是推動人類社會從分散走向整體發展的決定因素。
例:請分析16世紀到19世紀的歐洲是如何加強與世界各地區交往的?並以此分析其對歐洲及世界發展的影響。
近(現)代化範式
現代化是以商品經濟為特徵的工業文明取代以自然經濟為特徵的農業文明的結果，它主要表現為經濟領域的工業化和市場化、政治領域的民主化和法制化、思想領域的理性化和科學化。
例:請從現代化範式的角度分析1840年到1949年的中國的歷史，以此說明這一時期中國近代化的發展。
革命史範式(階級斗爭)
革命史範式作為中國近代史學界從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占絕對主導地位的理論範式。其理論基礎源於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基本矛盾的學說。根據這一學說，在階級社會里，兩大對立階級之間的矛盾，最集中地反映了該社會發展階段的基本矛盾，考察和研究階級矛盾、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發展，便能把握住歷史發展中最本質的內涵，揭示歷史發展的內在規律性。
例:請從革命史範式出發研究1919年到1956年的歷史(提示:分析社會主要矛盾)

二.史料的分類
一般可分為:
1，實物史料: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各種物件
如:遺跡，遺址，遺物，出土文物等
2，文獻(文字)史料:一切以文字形式記錄的資料
如:官私史書，文書檔案，地方史志，傳記譜牒，文集日記，野史筆記，報刊，雜志，信件等
3，口述史料:神話，傳說，故事，史詩，俗諺，遺訓，回憶錄，對話錄，采訪記，座談錄音等
4，圖片、影像史料:
如:新聞圖片，照片，紀錄片，影視資料等
另一種分法:
1，第一手史料:實物史料，原始的圖片、影像史料，真實的口述史料，部分文獻史料
2，第二手史料:文獻史料，口述史料，部分圖片、影像史料
三.獲取史料的途徑
1.去圖書館或相關機構查閱檔案、文字史料、圖片史料
2.參訪當事人或目擊者獲得口述史料
3.觀看紀錄片的影視資料
4.到當事人活動過的地方探訪遺跡或獲取實物資料
5.現場考古(或考古現場的實跡復原)
四.影響史學觀點和史料運用的幾個主要因素
1.研究者的立場不同;
2.研究的方法、角度不同
3.史料的選取和運用上的差別;
4.時代的局限性等。
五.運用史料時，要保持結論的客觀性，在史料選擇上應堅持的方法或原則
重視史料來源的真實性，選取第一手(原始)史料
堅持正確的史學觀點
選取客觀、公正、正確的史料
對史料要合理利用，做到史論結合
搜集更多的史料，對多種史料進行甄選、辨別

六.唯物主義歷史辯證法理論
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
(1)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力的發展是生產關系變革的根本因素，也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生產關系反作用於生產力，合理的生產關系推動生產力的進步、落後的生產關系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原來合理的生產關系也會逐漸落後，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阻礙。這時，生產關系就必須作出調整或變革(表現為統治者的改革或劇烈動盪的社會變革)
(2)生產力包括勞動者、勞動對象和生產工具(近代以來主要表現為科技的進步)三個方面，其中生產工具(科技)的進步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關鍵
例1:鐵犁牛耕--私田出現、井田制瓦解--奴隸制生產關系過渡到封建制生產關系。(奴隸制生產關系阻礙生產力發展，導致春秋戰國的社會變革)
例2:第一次工業革命--自由競爭--第二次工業革命--壟斷組織--壟斷組織間的自由競爭加劇生產力與生產關間矛盾--羅斯福新政。
例3:斯大林模式的前期和後期
例4:三大改造和「一五計劃」推動我國生產力發展和工業進步;人民公社化運動對生產力發展造成破壞，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調整生產關系，推動農村生產力發展)
階級斗爭理論
(1)不同的社會形態有著的相應的對立階級。
(2)不同的階級有著不同的階級利益和階級立場;任何階級的措施、觀點都是為了維護本階級的利益(注意選擇題中的「根本目的」)
例:分封制維護奴隸主階級的統治;百家爭鳴中的不同思想流派代表不同的階級利益:法家--新興地主階級;孔子、道家--沒落的奴隸主階級;墨家--小生產者、社會下層;孟子荀子--地主階級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決定政治、思想文化);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
例1:資本主義萌芽--文藝復興--新航路開辟--經濟發展、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政治變革--經濟發展……)
例2:商品經濟發展--城市發展、市民階層出現壯大--市民文學、工商皆本、經世致用思想出現。
例3:近代中國資產階級不能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根本原因是什麼?(資本主義發展不充分--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不能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

㈧ 歷史學研究中有沒有一個研究方法叫「史料實證法」

有的。畢竟有歷史學就是史料學一說。
史學研究和其他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重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史學家是根據歷史遺留下來的材料、痕跡進行研究的。史料及史料處理於是便成為史學研究的一個關鍵。史學家對史料的認識及史料處理的選擇反映了史學本身的演進。傳統史學是一種以政治、人物活動為重點的史學，其材料來源便也主要是各類敘述性的文字材料。19世紀的實證史學流派表明這種傳統史學達到了頂峰：在史料組成上，實證史學家搜集了政府、私人各類檔案、文件、公文信函、財政紀錄、文契、外交文件、司法紀錄等各類與政治事件、人物活動有直接、間接關系的史料;在史料處理中，實證史學家與文獻考據學派結合而對史料進行內證、外證兩方面的考證。
外證即是依靠碑銘學、古文字學、語言學等輔助學科來消除史料的錯誤，辨別其真偽，同時確定其年代、日期。內證分析史料內容的完整性、統一性並將其與同時代的其他史料比較、對照以確定其可靠性和價值。在這一考證步驟結束之後，史學家便將這些史料根據日期及揭示的事件信息順序加以聯貫，編寫成書。

㈨ 文獻史料對歷史研究有哪些作用

文獻史料對歷史研究有哪些作用
解決方案1：
文物的史料作用可證實文獻之記載，校正文獻之謬誤，補充文獻記載之缺佚。
對無文字記載的史前社會，文物則是研究、恢復其社會面貌的實物史料。
文物的證史作用中國古代文獻是中國的文化寶庫。
而豐富多彩的文物，對古文獻記載的證實，不僅增加了文獻記載的真實性、可靠性與珍貴性，而且又增加了實物資料,成為文獻記載的真實見證。
從另一個角度講,文物可以證明文獻記載的歷史將文獻和文物密切結合,相互印證，對社會歷史各個方面進行深入的研究，會取得更好的效果。
文物與文獻相互印證，相吻合者已不乏其例。
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了商代的世系。
河南省安陽殷墟出土的大批甲骨文中對商王世系的記載，經考證與《史記》記載基本相符《史記·孫武吳起列傳》中,記載了孫武仕吳孫臏仕齊並各有兵法傳世的史實,《漢書·藝文志》中也作了著錄。
此後,《孫子兵法》不傳,眾說不一。
山東省臨沂縣銀雀山漢墓中同時出土《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竹簡，從而證明《史記》和《漢書》記載的正確，使自隋代以來的疑問和誤傳得以澄清。
《後漢書·禮儀志》中記載的玉柙(玉衣)葬制，也由河北、江蘇、安徽、山東、陝西、河南、廣東、北京等地出土的完整玉衣或玉衣上的玉片及所使用的金縷、銀縷、銅縷等得到證實。
文物的正史作用在古代，有些史籍在傳抄過程中出現錯誤，有些在流傳中缺佚，有些被統治階級刪改等，這就使文物的正史作用有了極其珍貴的價值。
它的表現是校正古籍記載之謬誤，訂正史傳，糾正錯訛。
在古代，金石學家以金石文字正諸史之謬誤，取得了很大成績。
但只限於金石，現在可利用各類文物中的資料訂正文獻記載。
這就使文物的作用在更大的范圍內得以發揮。
在地方誌中對一些古跡的記載,由於時代的限制,缺乏資料，又未實地調查，往往以一些傳說為據，使記載失實。
隨著文物考古工作的深入開展，不少已得以澄清，如河北省磁縣許多古，在地方誌等古籍中稱為「曹操七十二疑」，但經文物調查和考古發掘所獲得的文物資料(包括墓誌)證明並非曹操七十二疑，而是北朝墓群，是東魏、北齊的皇室及王公貴族墓地。
在古文獻中，往往記載一些生產和生活器物的狀況，這些記載又往往被認為是它們產生的時間，以導致錯誤。
《韓非子》、《周禮》中，有關於髹漆的記載，有人據此認為薄板胎漆器出現於戰國中期。
實際上中國漆器出現於新石器時代，在浙江省餘姚縣河姆渡遺址即出土有漆器，商代遺址和墓葬中更有多處發現。
這些出土文物，都校正了《韓非子》和《周禮》的記載。
文物的補史作用對無文字可考的歷史提供實物資料,以研究和恢復其歷史面貌；對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則補文字記載的缺佚，以提供比文字記載更豐富多彩的資料。
中國的各種古籍，是研究不同時期歷史的寶貴資料。
但不可忽視的是正史和其他古籍，受階級局限和當時條件的限制，有大量史實，特別是關於勞動生產者的史實並未被記載，使為數眾多的史實失傳，還有不少史籍在歷史上散失不傳，許多史實被湮沒。
同時，人類社會是一個極為復雜的整體，文獻記載的史實，年代愈早的文獻，記載的史實愈簡略，甚或不予記載，這就使許許多多能說明社會各個方面的史實缺載。
各個歷史時期豐富多彩的文物，完全可以彌補文獻記載的不足。
文物本身儲存的信息，可以為研究不同問題提供真實可靠的資料。
而有文字的文物,如甲骨文金文、竹木簡牘、帛書、古寫本、古印本、石刻等，更是直接記載了歷史的不同方面，保存了大量歷史資料，從而使人們得以了解某些方面的真實情況。
湖北省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的5種秦法律文書竹簡，其內容遠遠超過了李悝《法經》的范疇，已具備刑法、訴訟法、民法、軍法、行政法、經濟法等方面的內容。
湖南省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中出土的帛書中，有5種醫書，成書年代都早於《黃帝內經》，在內容上沒有五行學說的痕跡，填補了中國早期醫學史上的空白。
文物的史料功能文物作為實物史料，其證史、正史、補史的作用是開展科學研究，發揮文物作用的第一步。
在完成第一步工作之後，還要運用這些可信而翔實的資料，研究歷史，促進科學文化藝術的發展和經濟建設。
文物史料對專門史的研究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農業史、畜牧業史、紡織史、陶瓷史、冶金史、建築史、交通史、天文史、雕塑史、醫葯史等專業史的研究，都離不開文物史料，特別是原始社會無文字記載，只有依靠文物史料。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對文物的物質成分和所儲存的信息了解的越來越清楚，可為專門史的研究和撰寫提供更加詳細和精確的資料。
文物作為有形的物體，在繪畫、雕塑等一些專門史的研究中，是十分形象生動的實物史料。
它比文獻資料有更加特殊的價值。
在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民族形式方面，文物同樣具有特殊價值。
在研究中只依靠文獻資料，只作文字描述，不易給人一個形象概念，若增加文物史料，插圖與文字配合，人們一看就清楚了。
人們從古建築、繪畫、雕塑等形式上，就比較容易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民族形式。
古代文物可為發展中國科學技術和物質文明建設提供有益的借鑒。
利用現代科學技術分析研究古代文物所儲存的科技信息，是借鑒的重要內容。
對古代文物所具有的物質形式，可在研究其科學性的基礎上，不斷創新。
中國古代有許多先進的科學技術成果在歷史長河中被湮沒。
但運用這些技術所創造的物質財富有些在考古工作中被發現，其中有的經整理研究，用現代科學技術分析檢測，已獲得了儲存在文物中的科技信息，成為發展今日科學技術的借鑒，或為經濟建設提供了科學依據。
中國文物中有大量文物本身就是當時科學技術發展的成果，蘊藏著當時的科學信息。
對這一類文物的深入研究，特別是用現代科學技術進行分析研究，會為發展今天的科學技術提供信息和資料。
古代的天文文物和冶金、水利、建築等方面的文物都程度不同的包含了古代的科學信息。
在戰國時期使用失蠟法鑄造銅器，漢代使用土法生產球墨鑄鐵等，都屬於這一類。
借鑒與促進藝術發展文化藝術的發展離不開借鑒。
任何時代、任何地域的文化藝術都是在學習前人積累的知識和文化藝術成果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如書法、繪畫藝術，就是在學習前人作品(許多已成為文物)、借鑒前人優點的基礎上，創作出具有時代風格和個人藝術風格的。
書法、繪畫藝術的發展是這樣，其他文化藝術也莫不如此。
解決方案2：
提供佐證，文獻是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解決方案3：
沒有文獻，哪來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