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媛採用的教學方法是

1. 胡瑗的「明體達用」是什麼意思

明體達用是中國古代實學的一個重要概念，宋元明清以來的「實學」思潮肇始於二程。二程「實學」概念的提出首先是從經學導入，並明確地提出了「治經，實學也」的命題。

明體達用內涵卻非傳統意義上的經學所能范圍，從某種程度上說，二程稱「治經」為「實學」，只是在借題發揮，從另一方面來說，二程始終固守著儒學「經世致用」的傳統，「實學」一詞又指向一種「經世致用」之學。

但值得注意的是，對於二程來說，與「義理性命」之學一樣，「經世」之學同樣是其理學體系中應有的命題之一。二程所謂「實學」者，是要明其體之「實」，又能達其用之「實」，可謂為有「實體」、「實用」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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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由來 ：

明體達用的教育指導思想，從最初在泰州創辦「安定書院」開始萌發。范仲淹在景祐元年（1034）任蘇州知事後，奏准朝廷批准興辦蘇州州學，特聘自己「愛而敬之」的胡瑗為教授（一校之長）。

胡瑗在蘇州州學潛心講授學術，規肅學風，加強學校的教育教學管理，並率先垂範，身體力行，明體達用教育理念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培養出了一批經世治國的棟梁人才，蘇州州學因此名揚天下。

參考資料

網路-明體達用

2. 胡瑗的成就

胡瑗畢生從事教育，先後在泰州、蘇州、湖州和京師太學執教三十年左右，受教育者不下數千人，對教育事業作出了很大貢獻。
胡瑗的教育思想和教學方法，很有特色和首創精神，不愧為一代宗師。他的教育理論和教育實踐成就，經受了千年歷史檢驗，依然熠熠生輝。概言之，大致有以下八個方面： 胡瑗在《松滋縣學記》中開宗明義地說：「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學校。」
他從「致天下之治」的政治目的出發，揭示了人才、教化、學校之間的內在聯系，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
一是為什麼要重視教育？胡瑗認為，治理好國家關鍵在人才，人才要通過教育培養。
二是如何辦好教育？他認為，一要「師儒」，就是以孔孟之道管理和從事教育；二要普及教育於「民」；三要地方行政長官興辦學校。在封建社會中，人民處於無權狀態，封建政權內部的監督機制有名無實，各級官吏的政治道德、文化素質對於吏治的好壞、人民負擔的輕重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培養真正的人才對封建社會的長治久安有著現實意義。
北宋初期，教化不興，風俗澆薄，當時的科舉制度崇尚聲律浮華，以詩賦取土，社會上普遍存在著「苟趨祿利」、輕「教化」、重「取士」的風氣，且各地又沒有建立學校。為了培養真正合格的致治之才，胡瑗認為必須建立「敦尚行實」的學校，這種「立學教人」的主張在當時是有進步意義的。 在宋仁宗明道、寶元時期，為了糾正取士不以「體用為本」，只講究詩詞歌賦、學校教育思想，主張以培養通經致用的人才作為教育的根本目的。胡瑗在答宋神宗問時說：「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文、有用。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歸於皇極者，其用也。」很清楚，「體」是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是封建社會的基本道德標准；「用」是指掌握運用這個基本道德標准去治理國家。也就是說，教育不能只是為了科舉考試，獲取功名，而是培養出既精通儒學經典，又能在實踐中運用的人才。
胡瑗為貫徹「明體達用」思想，作出很大努力並取得成功，開創了宋代理學先河。同時他又將「明體達用」的思想，滲透到教育改革之中，成為他從事教育改革和實踐的理論基礎。 胡瑗為了貫徹「明體達用」的教育思想，在中國教育史上首先創立了分齋教學的制度。他設立經義和治事二齋，依據學生的才能、興趣志向施教。經義主要學習六經；治事又分為治民、講武、堰水（水利）和歷算等科。凡人治事齋的學生每人選一個主科，同時加選一個副科。另外還附設小學。這種大膽嘗試，即使學生能領悟聖人經典義理，又能學到實際應用的本領，勝任行政、軍事、水利等專門性工作。
實踐證明，這種教育內容和教學方法的改革是非常有效和成功的，培養了一批學有專長的人才。如長於經義之學的孫覺、朱臨、倪天隱等，長於政事的范純仁（范仲淹之子）、錢公輔等，長於文藝的錢藻、騰元發等，長於軍事的苗授、盧秉等，還有長於水利的劉彝等人。 面對宋初「輕教育」學風不正的狀況，胡瑗還運用歷史對比的方法，著重闡述了「師儒」和「興校」的重要性。他說：「學校之興莫過於三代，而三代之興莫過於周。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教萬民而賓興之。糾其有言異者誅，行異者禁。其所言者皆法言，所行者皆德行。」
當時宋代官學有兩種：一是中央官學，二是地方官學（即州縣二學）。慶歷四年（1044年），在第一次興學運動之前，中央官學生員很少，絕大多數為官宦子弟；地方官學，只有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准允曲阜先聖廟立學，並賜額「應天府書院」，是為州縣辦學之始，余則寥若晨星。於是胡瑗大聲疾呼「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不僅是對地方行政官員的強烈呼籲，也是對宋朝統治者的忠告。胡瑗主張「廣設庠序之教」，大興地方官學，它不僅可以使人才「繼踵而出」，更為重要的可以「正以民心」，維護封建統治秩序，以達到太平盛世之目的。故慶歷四年四月，宋仁宗採納范仲淹的建議，開天章閣，與大臣們討論扶 振興的良策，慨然下詔全國，要各州、縣都要興辦學校。這與胡瑗倡導的「以仁義禮樂為學」、「致天下之治」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胡瑗在教學中除重視書本教育外，同時還組織學生到外野外、到各地游歷名山大川，並把此項活動列入教程之中，做到讓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相統一。他認為：「學者只守一鄉，則滯於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盡見人情物態，南北風俗，山川氣象，以廣其聞見，則有益於學者矣。」故他曾親率諸弟子自湖州游關中，上至陝西潼關關門，回顧黃河抱潼關，委蛇洶涌，而太華、中條環擁其前，一覽數千里，形勢雄張。他慨然曰：「此可以言山川矣。學者其可不見之哉！」由此證明胡瑗反對閉戶讀書，主張接觸實踐，了解社會，瀏覽名山大川，以開拓胸襟視野，讓書本知識與客觀實際相結合，有利於實現他的教育目的—真培養出「明體達用」的致治之才。同時也一語道破了知識來源於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的真諦。
實行「寄宿制」
宋代起初規定太學學生不能住宿，主要因為太學右側是御書閣，消防工作特別重要,每到夜半時分,宿舍里的燈燭要全部熄滅,實行「火禁」。嘉祐元年（1056年），胡瑗與孫復主持太學，他們為了讓學生有較多的時間過集體生活，請求有關部門放寬火禁，如發生意外，概由他倆負責。此後太學就實行「寄宿制」。每晚由師生輪流值班，督促火燭小心。同時規定學生每月放假四次，其餘時間皆留校住宿。每日起身、就寢以鳴鼓為號，進出校門必須請假，平時也不準隨意會客和離校。這種寄宿生制度在有條件的地方延伸到州、縣之學，在今日的學校中還直沿襲使用，且日臻完備。
綜觀胡瑗教育生涯，他的確留下了豐富且可行的教育制度和教學經驗，並作出了巨大貢獻。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他自強不息、艱苦創業、以苦為樂、終身教育的敬業奉獻精神，而且可以看到他勤勉好學、求真務實、力糾時弊、銳意改革的創新勇氣。同時，還可以看到他淡泊名利、憂國憂民、躬行力踐、誨人不倦的高尚品質。

3. 胡瑗的教育目的是什麼

胡瑗的教學方法被官方總結為蘇湖教法。蘇湖教法昀終得以在全國推行。胡瑗的教育目的並不單純在於通曉儒學經義，而重在矯正時弊，恢復儒學真傳，他培育的人才直接為儒學復興、宋代理學的建立做了昀為重要、昀為基本的人才准備。

4. 理學有哪些先驅人物

北宋初期的胡瑗、孫復、石介是理學的先驅人物，他們以講學授徒的方式，為理學培育了人才。在他們的推動下，形成了一代新的學風。

胡瑗，字翼之，江蘇泰州如皋人，因世居陝西路安定堡，又稱其為安定先生。胡瑗家族世代顯赫，始祖胡遵為晉車騎將軍，後裔中曾有過兩位皇後和太後，另有三公九卿及將軍、太守十餘人。

胡家家境從胡瑗的父親時開始改變，胡瑗的父親胡訥曾任寧海軍節度推官，這個官職在當時屬於下等官吏，俸祿較少，胡瑗一家昀後竟然步入了「家貧無以自給」的境地。

據說，胡瑗自幼聰穎好學，7歲時就能做文章，13歲時就通五經，被左右鄉鄰視為奇才。由於家境衰微，胡瑗早年並未受過良好教育，直至20多年後才與孫復、石介等人到山東泰山棲真觀求學深造。胡瑗心志遠大，10年不歸，潛心研習聖賢經典。

30多歲時，胡瑗從山東回到家鄉參加科舉考試，令人意外的是，7次應考都沒有考中。40歲時胡瑗決定放棄科考，返回泰州城，在華佗廟旁經武祠辦起了一所書院，並以祖籍安定立名，稱安定書院。

1034年，42歲的胡瑗開始在蘇州一帶設學講授儒家經術。胡瑗言傳身教，教學的內容完全是正統的儒家學說，他集教學理論、實踐和改革於一身，他確立了培養「致天下之治」人才的教育理念；糾正了朝廷取仕時的弊病，要求德、智、體、樂全面觀察。

胡瑗實施分科教學，推廣普及教育；嚴格校規，言傳身教；注重學生的社會實踐及創立了高校寄宿制度。

他培育出的學生恭謹仁愛，培養的人才都是儒家學說的繼承人。胡瑗的教學方法被官方總結為蘇湖教法。蘇湖教法昀終得以在全國推行。胡瑗的教育目的並不單純在於通曉儒學經義，而重在矯正時弊，恢復儒學真傳，他培育的人才直接為儒學復興、宋代理學的建立做了昀為重要、昀為基本的人才准備。

胡瑗著有《松滋縣學記》、《周易口義》、《洪範口義》、《論語說》和《春秋口義》等。

孫復，字明復，號富春，晉州平陽人。因長期居泰山講學，人稱「泰山先生」。孫復很小的時候，父親就離世，家境貧寒，但他力學不輟，飽讀六經。

孫復科舉屢試不第，未能任官。32歲後退居泰山，專心於講學授徒。孫復一心研究周、孔之道，他對儒學有一種危機意識，認為隋唐以來文人追求浮詞艷句，拋棄了儒學根本，導致儒學一蹶不振。

他整理出一個儒學傳遞的道統：從孔子到孟子、荀子、揚雄，再到董仲舒，儒學一脈相傳，其中董仲舒對於復興儒學功勞昀大。

孫復的道統之說抬高了儒士的社會地位，對皇權專制構成有力的制約。這是理學在興起之初昀有價值和富有進步意義的一點。雖然，這種道德說教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皇權至上的壟斷性，但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對帝王的胡作非為起到了阻礙作用，有利於百姓的安居樂業。

為恢復正統儒學，孫復重新解讀了《春秋》、《周易》的本意，闡明了聖賢的理論主張，他認為《春秋》微言大義已被淹沒，遂著《春秋尊王發微》，從《春秋》字里行間精心發掘出孔子尊奉王命的苦心孤詣。

孫復認為孔子在編著《春秋》時使用的「春秋筆法」，其目的主要是區別邪正，分別天子、諸侯等級，他深為君不君、臣不臣的局面而憤慨。對於藐視天子權威者口誅筆伐，表現出恢復和維護封建等級的強烈願望。

在泰山講學時期，孫復貧窮不堪，又得不到資助，但他不以生計為意，安貧樂道，仍聚書滿室，與群弟子講求儒道，而且樂此不疲。其門下出了很多賢良之士，如：石介、文彥博、范純仁等。

石介，字守道，號徂徠，兗州奉符人。青年時的石介清高自傲，勤奮好學，1030年，26歲的石介進士及第，授將仕郎、鄆州觀察推官。1035年冬，石介創建泰山書院。

石介和孫復、胡瑗提倡「以仁義禮樂為學」，與二人並稱「宋初三先生」，強調「民為天下國家之根本」。從儒家立場反對佛教、道教，極力標榜王權，為宋初加強中央集權提供論據。

對於隋唐以來重詞賦的文風，石介極力反對。他把文章之弊與佛、老之害並列，指出佛同神仙一樣為虛無，同黃金術一樣虛幻而不可求，他說：

天地間必然無有者三：無神仙、無黃金術，無佛。大凡窮天下而奉之者一人也，莫貴與一人，天地兩間苟所有者，求之莫不得也。

石介主張文章必須為儒家的道統服務。曾作《怪說》等文，抨擊宋初浮華文風。石介還用「道」、「氣」的概念解釋世界：

夫天地日月山嶽河洛皆有氣也，氣浮且動，所以有裂、有缺、有窮、有竭。吾聖人之道，大中至正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故無有虧焉。

道或理和氣形成了後來理學理論體系中昀根本的概念。石介初步勾畫了道和氣的一個輪廓；道是高級的、主動的原則，是完美的、普遍的精神實體；氣則是低級的、被動的、缺欠的、物質性的東西。

與此有關，石介還提出「性」和「理」的學說。性、情問題是宋代道學家談得昀多的中心問題之一，其總的傾向是把情等同於人慾，而要求以道或理來統馭情慾。石介的論點雖然還只是萌芽，但與其後的理學思想體系是一脈相通的。石介論史，以復古為則，開宋代理學家歷史觀的先河，但同時他也重視「運」和「氣」在歷史上的作用。他說：聖人乘氣，運氣。天地間有正氣，有邪氣。聖人生，乘天地正氣，則為真運。運氣正，天地萬物無不正者矣。

「運」、「氣」和聖人的出現都帶有很神秘的意味，不是人為的努力所能左右的，在石介之後，理學大家邵雍和朱熹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闡釋了「運」和「氣」的關系，並提出新的見解。

總體上看，北宋這三位理學的先驅人物都有復興儒學的決心，並付諸了行動。他們以講學的方式宣揚儒學，開辟復興儒學。雖然他們沒有建立起一套嚴密的邏輯體系，但他們廣收弟子，大開講學之風，把自己的思想傾向傳遞於各個階層的人物，為新儒學的產生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5. 胡瑗的教育思想

明體達用。

胡瑗為了貫徹「明體達用」的教育思想，在中國教育史上首先創立了分齋教學的制度。他設立經義和治事二齋，依據學生的才能、興趣志向施教。經義主要學習六經；治事又分為治民、講武、堰水（水利）和歷算等科。

凡人治事齋的學生每人選一個主科，同時加選一個副科。另外還附設小學。這種大膽嘗試，即使學生能領悟聖人經典義理，又能學到實際應用的本領，勝任行政、軍事、水利等專門性工作。

實踐證明，這種教育內容和教學方法的改革是非常有效和成功的，培養了一批學有專長的人才。如長於經義之學的孫覺、朱臨、倪天隱等，長於政事的范純仁（范仲淹之子）、錢公輔等，長於文藝的錢藻、騰元發等，長於軍事的苗授、盧秉等，還有長於水利的劉彝等人。

言傳身教

胡瑗在蘇、湖執教的二十年間，親手制訂了一系列教育規章制度。如學校作息規定：一般上午講解經義，課後復讀500遍；下午講解歷史，復讀100遍；晚上講解子書，復讀300遍。

他對學生既嚴格要求，又注意言傳身教，並規定師生之間的禮節，自己常常「以身先之」，盛夏之季，他也整天公服端坐堂上，決不稍懈。有一次，學生徐積初次見胡瑗，頭稍稍有些偏了，他就直呼「頭容直」。這使徐積從中受到教育，時刻警示自己不僅要儀態端莊，更應該注意自己的心也要正直。

以上內容參考：網路-胡瑗

6. 胡瑗的教學方法與教育觀點是

【孔子】（前551-前497）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中國古代偉大的教育學家、思想家、儒家學派的創始人。 孔子的教學思想十分豐富。他善於了解學生的個性，因材施教，循序漸進，反對把學習停留在感性認識上，主張在博學的基礎上積極思考、學思並用。他要求教師以身作則、身體力行，把"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結合起來，學生要"當仁不讓於師"。 孔子把"仁"視為最高道德，仁，即"愛人"，孔子編著了《春秋》、《詩經》、《尚書》等著作，並整理了後世著名的"六經"，即《詩》、《書》、《禮》、《易》、《樂》、《春秋》作為教授學生的教材。孔子的言論收集在其弟子所編的《論語》里。參見第三、四卷中的"孔子"。 【孟子】（前372-前289）中國古代思想家、教育學家。名軻，字子輿，魯國鄒（今山東省鄒縣）人。 基於民本主義思想，孟子反對兼並戰爭，提出"仁政"主張。孟子認為，教育主要是為了"明人倫"，受教育者能了解和遵守封建社會中的等級制度。他以為學習要遵循正確的途徑，不斷地進修，使自己有高深的造詣，使自己默識心通，變為自己的知識財富。 孟子的整個教育思想以"性善"為基礎，注重"存"、"養"的功夫。今存《孟子》一書，一般認為是他的學生對他言行的記載，是研究孟子教育思想的重要材料。《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稱為四書，為宋明以來封建教育的主要教材。 【荀況】（前313-前238） 中國先秦時期傑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學家。 荀況明確提出教育目的是培養士、君子和聖人，發揮教育在國家中的作用，他認為，人生無貴賤、智愚與貧富之分，使人們產生區別的唯一力量是教育，環境對人也發生積極或消極作用，提出"性惡論"，認為教育能夠化性惡為性善；荀況重視道德教育，"禮義"是他道德教育思想理論的中心；此外，他還提出了"強學力行"、"學思兼顧"、"專一有恆"、"積漸全盡"等教學方法。荀況認為在教學上教師的作用很大，教師有絕對的權威，特別重視教師的尊嚴。 《荀子》一書是經過後人整理而成，共有32篇，是研究荀子思想的主要資料。參見第三、四卷中的"荀子"。 【董仲舒】（前179-前104） 中國西漢儒家思想家、教育學家。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是以人性論為基礎的。認為教育對社 會的作用在於防止惡性、培養善性，對個人的作用則在於行善。董仲舒曾提出三個重要政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創太學，改革選士制度；興教化，正萬民。在教育方法上注重專一虛靜、強勉努力和博學多聞，認為德育必須通過智育來進行。 著作僅存《春秋繁露》17卷82篇。 【文翁】西漢人，姓文，名黨，字翁仲。 西漢時期教育學家。 景帝時任蜀郡太守，在此期間，倡導教化，教民讀書，學法令，選拔郡縣小吏10餘人到京都研習儒經，在成都城中設立學校，選官吏子弟入學。重視對學生進行從政能力的培養。景帝嘉獎文翁興學，文翁興學實為中國歷史上地方政府設立學校之始，對社會風氣的形成也有一定的關系。 【王充】（27-約97） 中國漢代唯物主義哲學家、教育學家。 王充從人性可以改變的觀點出發，認為人的知識、才能、道德品質都是在教育和環境的影響下形成和改變的。他承認把禮、樂、射、御等作為主要的教育內容。提出學習必須靠耳、目感覺器官獲得，開動腦筋進行理性思考。他批判了封建神學，提出了一些唯物主義的教育思想主張。 主要著作：《論衡》、《譏俗》、《政務》、《養性》等。 【顏之推】（531-約595） 中國南北朝時期思想家、教育學家。 完全繼承了孔子的"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的先驗論觀點，強調中人教育。要求子弟學習內容以儒家經典為主，成為勤勉、博學、多能、務實、學以致用的人才。把家庭教育放在首位，提倡及早對兒童進行教育，甚至認為家庭教育應從胎教開始，並主張重視對兒童進行正確的語言教育。提出學習時要虛心，師友之間共同研究切磋，對士大夫進行"實學"教育，使其成為國家需要的人才。 顏之推的著作今存《顏氏家訓》20篇，《還冤志》3卷。 【周敦頤】（1017-1073） 北宋哲學家、教育學家。 周敦頤的教育主張以"學為聖人"為宗旨，認為教育的目的正是要使人們善惡歸善，求得"仁義中正"。他尤其強調德育在教育中的首要地位，認為"君子進德修業"是學習的根本，知識是為德育服務的工具。在教育和學習方法上，他主張要靠自己的學習和思索，也要有教師和朋友的指導作用。 他的著作有《通書》、《太極圖說》等被後人編為《周子全書》和《周濂溪集》。 【二程】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07）兄弟。 北宋兩位著名理學家、教育學家。 哲學上，把"道"看做第一性，把"氣"看做第二性的思想為南宋朱熹的客觀唯心主義奠定了理論基礎。在政治上激烈反對王安石變法革新主張，主張治理國家以德治為主，與法治兼顧。二程將學做聖人當做教育的目的，要求養心寡慾，加強自我修養，以理性感受來認識掌握知識，把知和行統一起來，注重讀書方法。 二程是宋明理學的奠基人，後世學者將其論述統收在《二程全書》。 【朱熹】（1130-1200） 南宋哲學家、教育學家。 宋代集理學之大成者。朱熹的哲學思想的核心是"理"，認為理是超然於物、無處不在的、獨立於自然界之外的絕對精神。在教育方面，重修白鹿洞書院，訂《白鹿洞書院學規》，修復嶽麓書院，從政之餘，執教達50年。提出"明人倫"的教育和學習的目的，重視兒童教育、大學教育，還提出了適時地啟發、教人有序等教學方法和原則。他的學生將其讀書方法歸結為：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六條。 朱熹編著的《蒙童須知》、《小學》、《近思錄》等在宋末成為封建學校的教科書。奠定理學基礎的著作有《西銘解義》、《論語集注》等。 【陸九淵】（1139-1193） 南宋思想家、教育學家。 肯定"理"是永恆不變的封建道德，主張唯心主義。提出"明理、立心、做人"的教育目的，還提出"切己自反，改過遷善"的道德教育的基本觀點。以道德教育和修養為唯一的教育內容，堅持了儒家教育的傳統精神。主張教學中要依照自立自得、注重心教、優游讀書、致疑切思的原則。 著有《象山全集》。 【柳宗元】（773-819） 唐代中期思想家、文學家和教育學家。 柳宗元一生重視教育，認為君子不是天生的，強調後天學習，提倡博覽群書、博採眾長。他的師生觀具有一定的民主平等精神。柳宗元多次對當時腐敗的教育制度進行批判，反對科舉制度。他的一生不但重視教育理論，也非常重視教育實踐。認為君子應以學習儒家經典為主，學到利人濟世的實用知識。 柳宗元的教育思想主要體現在《河東先生集》。 【韓愈】（768-827） 中國文學家、思想家、教育學家。又稱昌黎先生。 韓愈曾任地方官，支持提倡地方教育。他把學校教育作為統治人民的重要工具，主張把教育與刑法並列起來。教育的內容是《詩》、《書》、《易》、《春秋》。在教學方法上提出"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的主張；另外也十分重視先秦儒學一貫主張的"因材施教"的教學原則，應用正反兩方面的例子對學生進行教育。韓愈教育思想的精華在關於教師問題的論述，反對"恥學於師"。韓愈還十分注意人才問題。在韓愈的教育思想中包含著樸素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因素。 他的主要教育思想集中表現在《師說》、《進學解》、《子產不毀鄉校頌》及《潮州請置鄉校牒》等文章中，此外還有其弟子李漢編的《昌黎先生集》等。 【胡瑗】（993-1059） 北宋學者、教育學家。 他的學術地位、教育成績在宋代頗為著名，曾創造了聞名後世的"蘇湖教法"。胡瑗倡導以儒家思想為中心、體現封建統治階級利益的"正學"，根據"明體達用"形成他的教育思想；胡瑗主張走出書齋、因材施教，此外他還很重視文娛體育。胡瑗的教育思想對王安石、顏元等的教育思想有一定的影響。 主要著作《論語說》、《洪範口義》（二卷）、《春秋口義》（十二卷）、《景佑樂府奏議》等書。 【王安石】（1021-1086） 中國北宋文學家、思想家、教育學家。 王安石認為，教育的目的是要造就"可以成為天下國家之用"的治國人才。強調封建倫理道德的修養，重視培養從事實際工作的能力和才幹。王安石在變法期間，對科舉制度和學校制度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教育制度和科舉制度方面親自製訂了有關措施，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歷史上是有很大影響的。王安石在發展中國古代教育理論和改革國家教育制度方面貢獻卓著。 他的教育思想主要集中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原教》、 《傷仲永》、《慈溪縣學記》等文章里。 【王守仁】（1472-1528） 明代中葉主觀唯心主義集大成者、教育學家。 在哲學思想上的主要內容有"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部分，承襲了孟子和陸九淵的學說並加以發展。提出教育的作用是恢復良知，教學的原則和方法是學和行相結合、自求自得、獨立思考。重視兒童教育，強調根據兒童接受能力發展兒童的個性。 著有《王文成公全書》38卷。 【李贄】（1527-1602） 明朝末年思想家、文學家、教育學家。 反對舉功業、求名利的學習目的，提倡"關心天下百姓痛癢"、"治天下"的學習目的，既注重為學，也重視為人。以"童心"說揭露理學教育對人民的毒害，提倡"因材而篤"的教育觀點。 主要著作有《藏書》、《續藏書》、《焚書》等。 【黃宗羲】（1610-1695） 明清之際思想家、史學家和教育學家。 人稱梨洲先生。對天文、算術、樂律、經史百家及釋道等有獨到見解。哲學上認為品質人心是渾然流行之體，是公共之物。反對科舉制度，認為學校既是培養人才的場所，也是各級政府的監督機構，依據民主政治制度的理想，提出由大學、小學和書院構成的學校體系，教學內容注重實用，主張開設五經、兵法、歷算、醫射等科。 著有《明儒學案》等。 【王夫之】（1619-1692） 明清之際哲學家、教育學家。人稱船山先生。 政治上主張忠君尊君；哲學上認為存在決定意識、精神依存於物質的世界的觀點。以他的唯物主義思想、社會進化論和"日生日成"的人性論學說為基礎提出其教育思想，發展古代的"學"與"思"、"知"與"行"相結合的教育原理，提出"學思相資"的教育教學理論，還提出了"學思結合、二者並重"的教學方法和原則，提倡依照兒童的特點對兒童進行教育。 著有《船山遺書》等。 【陶行知】（1891－1946） 中國近現代史上著名的人民教育家。1917年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回國，任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授、教務主任，東南大學教育科主任。1920年與朱其慧、晏陽初等發起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任執行書記，致力於平民教育。1926年，起草發表《中華教育改進社改造全國鄉村教育宣言》。1927年，創辦曉庄師范，任校長。九一八事變後，組織國難教育社，創辦「山海工學團」，主張採用「小先生制」，實行「即知即傳」。發起組織生活教育社。1934年出版《生活教育》半月刊。一二九運動後，積極參加抗日民主運動，與沈鈞儒等聯名發表《團結禦侮》宣言，提出教育必須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服務的主張。1945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著有《陶行知全集》（六卷）、《普及教育》（三集）等。 在批判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基礎上，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主張，形成「生活教育」教育思想體系。 .

7. 胡瑗的生平

祖籍今陝西子長縣的安定堡（一說現甘肅省慶陽市鎮原縣）。公元993年（宋太宗淳化4年）生於於泰州海陵（今江蘇如皋市）的一戶官吏家庭。其家族世代顯赫，始祖胡遵為晉車騎將軍，後裔中曾有過兩位皇後和太後，另有三公九卿及將軍、太守10餘人。祖父胡修已任泰州司寇參軍時舉家隨遷，但自其父胡訥任寧海軍節度推官後，在當時屬於下等官吏，因俸祿較少，竟步入「家貧無以自給」的境地。
胡瑗自幼聰穎好學，7歲善屬文，13歲通五經，被左右鄉鄰視為奇才。胡訥說：「此子乃偉器，非常兒也！」胡瑗讀書勤奮，好學上進，且志向遠大，常以聖賢自任，但因家境衰微，早年並未受過良好教育。直至20多年後才得以與孫復、石介等人到山東泰山棲真觀求學深造。此間心志遠大，10年不歸，潛心研習聖賢經典。他為了不讓心志受到干擾，每當拆開家書，見有「平安」二字即投入山澗不再展讀。在此期間，他「食不甘味，宿不安枕」，刻苦鑽研學問，為以後從事教育打下堅實基礎。30歲開外的胡瑗從山東回到家鄉，然而卻7次應考不中。40歲時放棄科舉意念，返回泰州城，在華佗廟旁經武祠（即後來江蘇省泰州中學所在地）辦起了一所書院（私塾），並以祖籍安定立名，稱安定書院。
1034年（景祐元年），42歲的胡瑗開始到蘇州一帶設學講授儒家經術。時值原朝廷中向來重視文教的范仲淹因反對廢後被貶該地任知事。翌年范在南園開辦郡學後，聘他為首任教席，並送自己的兒子范純佑拜其為師。到任後，他即制訂了一套嚴格的校規。由於范公子能帶頭遵守，故其他出身豪門的學生無一膽敢肆意踐踏。在知州的鼎力支持下，郡學很快就成為了全城各地學府的楷模。
1036年，經范仲淹的引薦，胡瑗以布衣身份，與知杭州的音樂家阮逸同赴開封接受正急於雅樂改進的宋仁宗召見，並奉命參定聲律，製作鍾磬。其間，他合乎古禮的文雅舉止深得朝中要人的贊賞，事成後即被破例提拔為校書郎官。1040年（康定元年）8月，隨鎮守延州（今延安）的范仲淹到陝西，被舉薦為丹州（今宜川縣）軍事推官。此間撰《武學規矩》一書，提倡國家大興武學，以抵禦外部侵略。
1041年（慶歷元年），胡瑗調密州（今山東諸城）任觀察推官時，因父親去世而辭官回家奔喪。翌年復出，改任保寧（今浙江金華）節度推官。不久應湖州（今浙江省湖州市）太守滕宗諒之邀，到當地的州學任主講教授，以致「四方之士雲集受業」。其間提出了「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學校」的至理名言，並創立了卓有成效的「湖學」。
1044年（慶歷4年），范仲淹推行新政，並效法湖州的辦學經驗興辦了一所中央太學。1050年（皇祐2年）11月，朝廷再次更定雅樂，仍詔胡瑗與阮逸進京主持，並在司馬光和范景仁的支持下以3年時間完成。此間兩人還合作撰就了《皇祐新樂圖記》3卷。1052年被任命為國子監直講（主講教授），晉光祿寺丞。被征為太子中舍，後以殿中丞致仕。任教期間因學識淵博且教學得法，備受學生的歡迎並敬重。
1056年（嘉祐元年），64歲的胡瑗晉升太子中舍暨天章閣侍講，成為了當朝太子的導師。同時兼在太學協助博士的考教訓導與執掌學規。此時雖身為命官，卻始終保持師生平等，常與學生切磋交流，在校園里形成了一種「沈潛、篤實、醇厚、和易」的學風。當時的受教者包括皇室多位儲君、眾多知名學者及禮部中的近半官員，故深得學生與朝中上下的敬重，視他為一代宗師，被神宗稱為「真先生」。
晚年，胡瑗依舊苦讀勤教，並參議朝政。1059年終因積勞成疾而卧床不起。後經仁宗皇帝欽准，領太常博士銜赴杭州長子胡康任所療養。臨行前京城轟動，相送者「百里不絕」。不久即病故，被朝廷追謚「文昭」，葬於湖州原菰城附近。另被王安石譽為「天下豪傑魁」；被范仲淹遵為「孔孟衣缽，蘇湖領袖」；文學大家蘇東坡更曾寫下過贊頌他的詩句「所以蘇湖士，至今懷令古」……。
胡瑗在生前幾十年的教學實踐中，集教學理論、實踐和改革於一身，開創了宋代理學先河。其主要貢獻為：確立了培養「致天下之治」人才的教育理念；糾正了朝廷取仕時的弊病，要求德、智、體、樂全面觀察；實施分科教學；推廣普及教育；嚴格校規，言傳身教；注重學生的社會實踐及創立了高校寄宿制度。遺著有《松滋縣學記》、《周易口義》、《洪範口義》、《論語說》和《春秋口義》等。
人物簡介 胡瑗是宋代理學醞釀時期的重要人物 ，與孫復、石介並稱宋初三先生。 胡瑗精通儒家經術 ，以「聖賢自期許」，講「明體達用之學」。
他認為，儒家的綱常名教是萬世不變的「體」，而儒家的詩書典籍是垂法後世的「文」；把體、文付諸實際，可以「潤澤斯民，歸於皇極」，達到民安國治 、維護封建統治的目的 ，這是「用」。
他的「明體達用之學」，對宋代理學有較大影響。
胡瑗講學分經義、治事二齋，治事包括講武、水利、算術、歷法等，表現了重視經世致用的特點。
胡瑗「白衣而為天下師」。他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在歷史上起過重要作用。胡瑗在蘇州、湖州一帶任教實行的教學方法史稱「蘇湖教法」，宋仁宗慶歷中，朝廷興太學，「詔下蘇、湖取其法，著為令於太學」。
著有《周易口義》、《洪範口義》，均入《四庫全書》；另有《論語說》、《春秋口義》。

8. 宋史胡瑗傳翻譯及閱讀答案

譯文
【胡瑗傳】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經術教授於吳地，達四十餘年。

景..初年(1034)，朝廷改定雅樂，下詔求通曉音律之人。范仲淹特薦舉胡瑗，胡瑗以平民的身份在崇政殿回答皇上的咨詢。之後，和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一同校定音律，分別鑄造鍾和磬各一。他以一粒黍子的長度為一分，從而製成尺，律的長度為三分四厘六毫四絲，圍的直徑為十分三厘九毫三絲。又以大黍之長累而成尺，小黍之長實龠。丁度等人認為胡瑗所做不合古制，故罷之不用。後授胡瑗為秘書省校書郎。當時范仲淹任陝西經略安撫副史，任胡瑗為丹丹推官。不久胡瑗任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胡瑗教導學生頗有方法，制定了完備的規章制度，並能以身作則。即使在盛暑天也一定身著公服坐於堂上。師徒之禮甚嚴。胡瑗視學生如子弟，學生們也信任愛戴他如父兄一般。跟隨他學習的常常有數百人。慶歷年間(1041～1048)朝廷興辦太學，派人到湖州學習胡瑗教學之法，並因之製成學規。又召胡瑗為諸王宮教授，胡瑗稱病不上任。後做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辭職。

皇..中期(1049-1053)，朝廷又鑄太常鍾磬，派人召胡瑗、阮逸和近臣、太常官議事於秘閣，於是經常做樂事。後又以之為大理寺評事，兼任太常寺主簿，胡瑗推辭不上任。一年以後，授胡瑗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太常鍾磬鑄成後，胡瑗升遷為大理寺丞，皇上賜之以綉著銀魚的紅袍。胡瑗就住在太學，這時他的學生更多了，太學住不下，就租太學近旁的官舍安頓。禮部所錄的官員中，胡瑗的弟子常佔十之四五，無論才能高下，他們皆注意修身養性，嚴謹自律。穿戴舉止，也往往相似。別人遇見他們，即使不認識，也都知道他們是胡瑗的弟子。嘉..初年(1056)，胡瑗擢升為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這時他仍然管理太學。不久，胡瑗染病不能上朝，以太常博士而辭官，告老還家，眾弟子和朝廷官員在城東門外為胡瑗餞行，當時將此事傳為佳話。不久，胡瑗病終，皇上下詔厚賞其家，並幫助辦理了胡瑗喪事。

9. 何為「蘇湖教法」

蘇湖教法」是北宋教育家胡瑗在蘇州、湖洲二地辦學，使用的一種新的教法。這種教法改變當時重辭賦的學風，而重經義和時務。他在校中設「經義」、「治事」兩齋，經義齋學習研究經學基本理論，治事齋則以學習農田、水利、軍事、天文、歷算等實學知識為主，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范仲淹當政興學時，曾取其法，「著書令於太學」。此謂「蘇湖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