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測量原理與方法

Ⅰ 企業文化測量的企業文化測量的實施步驟

結合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理論觀點，進行企業文化測量，首先要通過現場觀察、現場訪談、調查問卷和查閱文獻資料等定性研究的方法，了解目前企業文化狀況和員工對企業文化的感知狀況，藉此構造出企業文化測量的整體框架，形成企業文化測量模型。然後，運用量表等定量分析的方法，具體分析企業現有文化的優劣性，並對企業文化的差距進行總結性概括，進而提出改進建議。
具體而言，企業文化測量分以下四個步驟： 通過查閱大量的文獻資料，對已有的測量成果進行深入研究，結合現場觀察、現場訪談等方式，總結提煉出可以用於企業文化測量的多個企業文化維度以供參考。然後經過徵求專家意見，從備選的文化維度中挑選出適合進行企業文化測量的內容形成企業文化量表，主要包括兩種形式的問題，
一種是採用標准化量表形式，針對各個維度設計價值觀及管理行為特點方面的條目，讓測試對象按企業實際情況的符合程度進行打分評價。
另一種是提一些簡單的開放性的問題讓員工進行回答。量表的設計首先要根據企業的特點，建立相應的測量維度再針對各個測量維度編制測量題目。 丹尼森企業文化調查模型建立在四個文化特性基礎之上，這四個文化特性分別是：相容性、連續性、適應性以及使命感。
這四個文化特性與企業的經營業績有著必然的聯系，譬如：資產收益率、投資收益率、產品開發、銷售增長額、市場佔有率、產品質量、顧客滿意度等。通過挖掘每一個特性對企業經營管理的關鍵環節以及管理行為和員工行為的影響，人們可以發現這些文化特性作用於企業經營及經營業績的內在機理。
丹尼森企業文化調查模型建立了一個企業文化測量標准體系，是一個由500多家企業及組織的調查結果構成的資料庫，資料庫有60個項目的標准平均值和12個指標的標准值。通過將被調查企業或組織的調查結果與這套標准數值進行比較，得到百分位數。從百分位數可以看出，被調查企業的文化狀況處在怎樣的水平，有哪些優勢以及不足。 1、運用德尼森企業文化模型可以把某一企業的文化分別與較好和較差經營業績的企業的文化進行對比，以明確該企業在文化建設方面的優勢和不足；
2、可以對業務單位或部門進行考察，以了解該組織內的亞文化；
3、可以測量企業現存的文化以及考察該企業文化如何在提高經營業績方面發揮更好的作用；
4、可以在測量的基礎上提出改進企業文化的方案，以及提高經營業績的具體建議；
5、可以為企業發展和企業文化變革提供決策依據；
6、可以更好地促進合並及重組過程等等。 丹尼森企業文化模型可以廣泛運用於各種企業、團隊以及個人。如：一般性商業公司、正經歷合並和收購的企業、面臨產業調整的企業、新任的CEO、新成立的企業、處於衰落的企業、進行戰略調整的企業、面臨顧客服務挑戰的企業等等。

Ⅱ 企業文化測評的方法有哪些

企業文化測評是為建設企業文化，總的來說企業文化測評包括企業文化診斷以及應用兩大功能。企業文化測評需求包括組織氛圍、員工滿意度、企業文化現狀、員工價值觀取向不同維度。

丹尼森的組織文化模型

衡量組織文化最有效、最實用的模型之一是由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的著名教授丹尼爾.丹尼森（Daniel Denison）創建的「丹尼森組織文化模型。丹尼森的組織文化模型是在對大量的公司研究後，總結出組織文化的四個特徵：適應性、使命、參與性和一致性。

參與性（involvement）：涉及員工的工作能力、主人翁精神（ownership）和責任感的培養。公司在這一文化特徵上的得分，反映了公司對培養員工、與員工進行溝通，以及使員工參與並承擔工作的重視程度。

一致性（consistency）：用以衡量公司是否擁有一個強大且富有凝聚力的內部文化。

適應性（adaptability）：主要是指公司對外部環境（包括客戶和市場）中的各種信號迅速做出反應的能力。使命（mission）：用於判斷公司是一味注重眼前利益，還是著眼於制定系統的戰略行動計劃。

上述四個特徵中，每個又各有三個維度，12個維度分別相應地對市場份額和銷售額的增長、產品和服務的創新、資產收益率、投資回報率和銷售回報率等業績指標產生著重要的影響。

組織氣氛測評

組織氣氛測評通過問卷來使人們了解組織氣氛或工作環境以及組織氣氛是如何產生又是怎樣對人們的工作產生影響。

1、組織氣氛的涵義、測量與對企業的意義：組織氣氛不是員工滿意度，也不是蓋洛普公司著名的Q12測量方法。它們之間的異同在哪裡？組織氣氛決定企業70%的績效，組織氣氛測量的方法與時間以及與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關系。

2、組織氣氛的維度：包括進取性、責任性、明確性、靈活性、獎勵性、凝聚性等六個維度。

3、組織氣氛建設的方法：

1）進取性：建立進取的文化，追求卓越的精神與導向

2）責任性：建立自主性的工作流程，鼓勵承擔責任，適度的風險容忍機制

3）明確性：建立企業願景、方向與目標，明確組織對崗位的目標與期望

4）靈活性：建立官僚最小化的流程，鼓勵創新

5）獎勵性：建立績效導向，加強認可與表揚，賞罰分明，令行禁止

6）凝聚性：通過團隊活動、工作環境、人際互助關系等樹立合作與奉獻精神，通過營造外部競爭與慶賀勝利等方式營造團隊自豪感。

4、組織氣氛的測度與診斷輔導：包括問卷測度與分析、診斷與建議、跟蹤改進

員工滿意度測評

員工滿意度調查（Employees Satisfaction Survey）是一種科學的管理工具，它通常以調查問卷等形式，收集員工對企業各個方面的滿意程度，員工滿意度調查主要功能有：

通過「員工滿意度調查」這個行為，企業向員工表示對其的重視；

搭建一個新的溝通平台，為更多真實的信息鋪設一個反饋的渠道；

系統的、有重點的了解員工對企業各個方面的滿意程度和意見；

明確企業最需要解決的相關問題即管理的重點；

檢測企業重要的管理舉措在員工之間的反映。

企業文化現狀評估測評

1997年，Pierre DuBois & Associates Inc.出版了一套企業文化測量和優化量表（Organizational Culture Measurement and Optimization）其中包括用於組織分析的模型和用於企業文化研究的步驟。其模型包括七個方面：

（1）社會——經濟環境(包括社會文化環境和市場競爭等；

（2）管理哲學（包括使命、價值觀、原則等）

（3）對工作情景的組織（包括企業組織結構、決策過程等）

（4）對工作情景的知覺（包括對工作的知覺和對管理的知覺）

（5）反應：組織行為（包括工作滿意度、工作壓力.工作動機和歸屬感等）

（6）企業經營業績（質和量兩方面）

（7）個人和組織變數（包括年齡、職位、個人價值觀等）

Ⅲ 如何測量和評估跨文化能力

跨文化能力的評估首先要解決概念化的問題（Fantini 2009）。准確地界定跨文化能力的意義、辨析其構成要素之後，研究者才能確切地知道要評估什麼。其次，研究者需要確定評估的對象與目標，找到與之匹配的方法和合適的工具，然後再組織人員進行測量與分析。由於跨文化能力是一個復雜的概念，任何單一的視角、方法與工具都有局限性，因此研究者應該盡量從多種角度、運用多種方法與工具對其進行評估（Deardorff 2015）。
除了評估的基本原則，評估方法的探索也具有重要的意義。在過去的近五十年中，學者們不斷發展各種有效的評估方法，建立嚴謹科學的探索程序。常見的評估方法包括：訪談（interview）、問卷（questionnaire）、個案研究（case study）、觀察（observation）、前測/後測實驗法（pre-/post-test）、敘事日記分析（analysis of narrative dairies）和文件夾（portfolio）等（Deardorff 2006；Fantini 2009）。
這些方法大致可以分為定性與定量兩種性質的評估。定性評估是指用語言而非數字來描述信息、判斷事實的方法；定量評估是指以數字統計來顯示信息、判斷事實的方法。訪談是典型的定性評估方法，問卷與實驗法是典型的定量評估方法。從跨文化能力研究的現有文獻看，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前，大多數學者採用定量評估方法，其後定性評估方法的使用有所增加，但現在前者仍居多數（Takai 2015）。理論上講，任何方法都可以用於跨文化能力評估，但不同的方法各有所長，使用時應該與評估的目標相匹配。例如，評估比較容易量化的文化知識或交際行為可以採用問卷，但評估比較復雜的批判思維或解釋能力時，訪談、個案研究或文件夾則更為合適。一般而言，為了獲得全面、准確的信息，需要綜合運用定性與定量的評估方法（Byram 1997；Deardorff 2009，2015；Fantini 2009）。
目前，跨文化能力評估方法的一個顯著特徵是西方實證主義的主導性。實證主義認為，客觀世界中的事物獨立於認知它的人；對世界的理解應該建立在對可觀察現象的研究之上；對事物最小單元的觀察是最有意義的研究目標；局部研究的總和等於整個研究過程（Smith 1988）。在跨文化能力評估中，實證主義要求研究者通過嚴格的科學程序，排除個人主觀的見解，對可觀察的交際行為做客觀的描述與分析，獲得普遍適用的評價與判斷。對於那些通過個人體察、感悟、思辨等非實證的方法得到的觀點，西方學界一般不接受或不承認。
實證主義的力量在於它能夠用客觀的事實和量化的數據評價跨文化能力的發展水平，評估的結果可以推而廣之，具有普遍的適用性。其局限性是人為地分解事物，評估的系統性較差，對於評估一些難以量化的跨文化能力要素顯得力不從心，甚至刻意地迴避。但這些不足並沒有撼動它的主導地位，至今大多數跨文化能力的評估，無論是定量的還是定性的，仍然傾向於採用實證的方法。在2000年之前，中國學者較少使用實證的方法研究跨文化能力。近十幾年來，它逐漸被中國學者接受，並開始流行起來。這種趨勢要求我們系統地學習與掌握各種實證研究方法與統計原理，按照科學的規范評估跨文化能力；與此同時，不斷探索新的方案，努力消除實證研究的偏差，更准確地評估跨文化能力。
目前，跨文化能力評估工具的分布具有三個顯著的特點：其一，以自評工具為主；其二，評估行為與知識的工具居多；其三，非西方學者開發的工具較少。學者們建構的一百多個跨文化能力評估工具大多數是自評問卷量表（Kealey 2015；Takai 2015）。自評工具能夠較好地評估跨文化能力的有效性，但其缺陷是人們往往高估自己的能力，評估的結果不太准確（Hinner 2014）。他評工具更客觀一些，但他人有時不能全面、深刻地認識受測者，評估結果也會產生偏差。鑒於跨文化能力的復雜性，使用一種評估工具一般無法做到全面、深入的測評，需要通過多種工具的綜合評估才能得到准確的信息。

Ⅳ 考古學家怎樣測定文物的時代,急用

用碳14
一.14C測年方法的基本原理

在自然界中碳有兩種穩定同位素12C，13C和放射性同位素14C。14C是由宇宙射線和大氣上層中的氣體原子發生核反應而生成的，這些生成的14C不斷地擴散到整個大氣層、生物圈、沉積物和海洋等交換貯存庫中。由於14C也在不斷衰變，因此在各交換貯存庫中的14C含量將會達到平衡。處於這種交換狀態的含碳物質一旦脫離交換且一直處於封閉狀態，則其中的14C不再得到補充，只會按衰變規律逐漸減少。假定長期以來宇宙射線的強度沒有改變，即14C的產生率不變，則只要測出該含碳物質中14C減少的程度，就可以按照基本的衰變公式推算出考古事件或地質事件的年代。

常規14C測年已有五十餘年的歷史，其原理已為大家所熟知，即通過測量樣品的放射性活度來確定樣品年代，如常用液體閃爍計數器等核物理儀器探測並計數樣品中14C衰變發射出的β粒子。

用加速器質譜方法（AMS）進行14C測年是七十年代末發展起來的一項核分析技術。這項技術將14C離子加速到百萬電子伏特以上的能量，通過各種手段分離干擾粒子後，用重離子探測器直接對14C原子進行計數。和常規14C測年方法相比，AMS具有樣品用量少和測量時間短的優點，特別適合珍貴樣品的測量。常規14C衰變法測年所需樣品含碳量一般為1-5g ，而AMS僅需1-5mg左右，在某些特殊情況下甚至可測量含碳0.1mg以下的樣品。AMS測量現代炭樣品達到1%的精度只需10-20分鍾，常規衰變法需10個小時以上。當然，和常規14C測年方法相比，AMS也有設備耗資大，測量過程復雜的問題。

應該指出的是，以上無論常規法對放射性活度的測量和AMS對14C原子的計數都是相對測量，需要和兩個基準樣品進行比較。一是本底樣，即應該不含任何14C的樣品。由於各種因素如樣品的沾污等，本底樣的14C測量結果並不是絕對為零，在進行其他樣品的測量時要減去這一本底，以確保反映樣品中真實的14C水平。另一個是現代碳標准，其14C含量應相當於處於交換狀態下含碳物質的14C水平。現代碳標準的選取是一個復雜的問題，這里不作討論。北京大學14C實驗室採用的是中國糖碳標准。

二. 14C測年誤差

考古工作者，特別是當研究文明起源問題時，最關心的是14C測年的精確性有多高。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14C測年的誤差，除決定於實驗室的技術因素，14C測年工作者的水平外，也強烈地決定於被測年樣品本身的情況，甚至同樣的樣品還依賴於樣品的年代。14C測年方法的基本假設前提的不完全成立也導致測年誤差。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自四十年代該方法建立以來14C工作者和考古、地質學家共同努力的主要目標也正是在提高測年的精確度和擴大樣品的適宜性。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無論是常規的，或加速器質譜14C課題組都做了大量艱苦的工作來降低實驗誤差。
14C測年結果一般代表被測樣品的形成年齡，但樣品形成年齡與樣品所在考古單元形成的年代並非同一概念。舉例來說發掘一房址，用其中殘存的糧食、炭化果核測年可代表房子被廢棄的年代，而奠基用的動物遺骸，牆泥中摻和的草莖等物的14C年齡則接近房子的建造年代。此外木頭、人骨本身有相當長的壽命，精確測年時要考慮這個因素。

14C測年方法的基本假設前提是若干萬年以來大氣中二氧化碳的14C放射性比度，或者說其14C/12C同位素豐度比是恆定不變的。但這個假設只是近似成立。通過對約一萬年來其生長年代確切已知的樹輪樣品的系統14C測年，闡明了大氣中二氧化碳的14C放射性比度隨時間變化的規律，並建立了14C測年的樹輪校正曲線。校正量除最大幅度達800年的8000年長周期外，還需考慮振幅和周期均約為百年的短期漲落，短期漲落的幅度和周期是不很規則的。為了得到確切的年代，樣品的14C測年結果要根據樹輪校正曲線作校正。我們知道14C測年結果本身是必然有實驗誤差的，譬如說加減50年，這是指68% 的置信區間為100年。對於單個樣品單個14C數據而言，樹輪校正修正了因長期變化所導致的誤差，提高了測年的准確度。但是由於短期漲落的存在，多數情況下並不能改進測年數據的精密度，誤差表達式中的加減值反而會增加。 舉例來說鄭州大河村某樣品的14C年齡為距今（5170 ± 80）年，其68% 的置信區間為距今5090--5250年，區間寬度160年。經樹輪校正後，校正年齡（又稱日歷年齡）68% 的置信區間為距今5774--5989年，它更接近真實年齡，但校正年齡的68% 的置信區間的寬度變大了，達215年。這里我們看到准確度和精密度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當然人們希望同時有高准確度和高精密度，或簡稱高精確度。為此需要用所謂的系列樣品。
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我們正是採用系列樣品測年以提高精確度的。最理想的系列樣品是樹木本身。如有一段樹樁，其年輪可數達120年。現按序每10年取樣測年，得到12個有序的，真實年齡相隔各10年的14C年齡組。把這組數據與樹輪校正曲線去對比，如果實驗本身的誤差不大，那麼這組數據必然會與樹輪校正曲線上的某一段，而且也只能唯一地與這一段相吻合，從而該段樹樁的生長年代也就能相當精確地測定，最理想情況下誤差僅幾年。考古所仇士華先生曾用這種與樹輪校正曲線匹配的方法，通過測長白山地區一炭化木頭的年齡來確定長白山火山噴發的年代。

考古遺址按地層採集的樣品，或者從一系列有明確疊壓或打破關系的墓葬中採集的樣品也可看作系列樣品。當然從精確14C測年的角度看，這類系列樣品遠不如真正的樹輪樣品那樣理想。因為前後樣品間的確切年代間隔是不知道的，而且樣品的年齡與其所在考古單元的年代不一定等同，此外在晚期的地層中有可能採集到前面各期的樣品。系列考古樣品測年所得的14C年齡系列也可以與樹輪校正曲線匹配以得到樹輪校正年齡，但鑒於上述的種種不確定因素，所得的校正年齡的誤差也相應要大得多。考古工作者有理由問，考古系列樣品14C年齡作樹輪校正後的誤差究竟有多大。但給予回答時是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而且對誤差的估計也難免有主觀的成分。考古系列樣品14C年齡與樹輪校正曲線匹配時，是可以把考古工作者對這些樣品已有的知識引進綜合考慮的，如果這些知識是正確的，這有助於提高最終校正年代的精確度。譬如一個遺址被分成四期八段，每一段的年代跨度是否是均勻的，有那幾段可能跨度更長些，甚至四期的絕對年代跨度有多少年，這些先驗的知識在14C數據與樹輪校正曲線匹配時是很有用的。夏商周斷代工程中的14C測年課題組正是這樣做的，在解決文明起源研究課題中的年代學問題時我們也准備這樣做。這里也再次看到14C測年工作者與考古工作者緊密合作的重要性。

三. 北京大學14C實驗室

北京大學考古系於1975年建成國內第一個液體閃爍方法的碳十四測年實驗室。該方法後來在全國得到推廣，目前國內所有常規碳十四實驗室都用液體閃爍方法。1989年因與社科院考古所合作建立碳十四測年用的糖碳標准，獲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20多年來，實驗室已測定與發表考古碳十四年代數據約1500個，占國內考古碳十四年代數據的約三分之一。例如系統測定了浙江河姆渡，湖南彭頭山等早期稻作農業遺址的年代，把我國最早的稻作農業的年代推到七千多年以前，把榫卯建築結構的年代推到六千多年。最近又測定了河南賈湖遺址的年代，表明那裡發現的七孔骨笛有七千多年之久，這些多為研究我國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年代學標尺。

近三年來實驗室集中力量完成夏商周斷代工程中的碳十四測年項目，並為此作了實驗室改造，測年的可靠性和精確度都有了進一步的提高。規定了標准化的制樣和測量條件， 嚴格控制和長期監測主要測量儀器Paccard 液體閃爍計數器的工作穩定性，並採用了道比法來校正被測樣品苯和標准樣品苯之間可能存在的純度差異導致的測年誤差。目前測量的隨機誤差可控制在0.5%以下。

技術物理系和重離子物理研究所於1993年建成了北京大學加速器質譜計（以下簡稱PKUAMS）。PKUAMS以EN串列靜電加速器為主器，由離子源與注入系統、高能分析與傳輸系統、粒子探測系統和數據獲取與分析系統構成。主要測量14C、10Be和26Al等宇宙成因核素，14C測量靈敏度達到6´ 10-15，相當於測年上限為四萬三千年，10Be和26Al的測量靈敏度也達到10-14以上。主要應用領域為地球科學、考古學、環境科學和生命科學。PKUAMS自1993年建成並投入運行以來，共測量樣品近千個，在上述各領域中取得了一系列應用成果。獲1995年原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一等獎，1998年中國分析測試學會獎一等獎。 PKUAMS還廣泛開展國際合作與交流，並為美國、法國、荷蘭、香港及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的用戶提供測樣服務。

PKUAMS在考古學領域中完成了多項應用工作，如廣西桂林廟岩遺址樣品14C年代測定等。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是考古學中的重要問題。1988年廣西桂林廟岩遺址的發現為深入研究這一問題提供了新的線索。但由於遺址中部分層位樣品量很少，用常規方法很難得到樣品的年代，致使距今9250年到19350之間的年代數據出現空缺。PKUAMS發揮了所需樣品量小的優勢，補足了這些數據，從而給出了完整的層位年代序列。通過仔細研究遺址相關層位的文物，可以認為距今2到1萬年之間是我國南方舊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轉變的時期。

PKUAMS還測量了從不同地點出土的陶片的年代，其中廣西廟岩和湖南玉蟾岩出土的陶片年代距今為一萬五千年和一萬四千年。這是迄今世界上發現並被測定的最古老的陶片，為研究世界制陶史提供了重要材料。經PKUAMS測定的甘肅東灰山出土的炭化小麥年齡為4200年，是我國發現的最早的小麥。

為滿足「夏商周斷代工程」高精度14C測年要求，PKUAMS從1996年開始了大規模的改造工程。經過兩年的艱苦努力，PKUAMS新的離子源、注入系統、加速器輸電與分壓系統、電源與電控系統、數據獲取與測量控制系統等先後建成並進行了調試。1998年為確保系統穩定對實驗室進行了改造，實現了溫度、濕度調節與市電穩定等功能。經過半年多艱苦的全線調試和實驗研究，測量精度達到了好於0. 5%的水平，並通過了標准樣品測試檢驗，測量結果與標准值的一致性很好，偏差在測量誤差之內。1998年12月開始測量首批「夏商周斷代工程」樣品。目前，已測「夏商周斷代工程」樣品近百個，測量方法的進一步改進研究也在繼續進行之中。

總之，經過「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改進提高，北京大學的常規和加速器質譜14C實驗室都達到了國際上較為先進的水平。我們希望這兩個實驗室能為古代文明的研究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